前陣子，浙江湖州營盤山景區內的一座“乳姑不怠”的雕塑引發熱議。目前雕塑已被拆除。
這座雕塑出自“二十四孝”故事，拋開其中的少數“過分孝行”，故事整體是在弘揚“孝”這一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那麼，古人為什麼會編纂一個“二十四孝”的故事集，而其中的故事又為什麼會發生在東漢呢？
躋身治國大道：“孝”的一場昇華
《二十四孝》的作者、成文時間目前尚有爭議。歷史學者楊伯峻在《經書淺談》認為，《二十四孝》應該是元代郭守正將24位古人孝道的事輯錄成書，由王克孝繪成《二十四孝圖》流傳世間；到了清末，再由張之洞等人將其擴編至《百孝圖說》。
無論這份關於孝順的故事集是如何流傳，但有一點可以發現，就是其中絕大多數的故事都發生在東漢，這是為什麼呢？
二十四孝書影。圖源/網路
“孝”這件事，從誕生開始，就有著溫暖美好的意味。早在遠古時期，人們便有了“孝”的意識。不管是略顯神秘的“生殖崇拜”，還是各式各樣的“敬天祭祖”，都為“孝”這樣的行為賦予了最初的含義，即敬仰與崇拜祖先、希冀福澤與庇佑。商代卜辭中，孝頭上的“爻”，也帶著點生命延續的美好期許。
先秦時期，人們對“孝”也有了更接地氣的理解，便是從心裡敬愛自己的父母，也是在這一時期，“孝”漸漸脫離了簡單的日常行為，被納進了道德體系，成為人們所追逐的崇高品德中的一種。孔老夫子，算是其中的主要推動者。
《論語》有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這麼一來，“孝”成了人生在世的立足根基，只有做好這一點，才有資格謀求下一步的發展。孔夫子對“孝”還有著特別的認識，比方說，孝的核心是“敬”，也是對父母誠摯的愛。那要怎麼做才算真正的孝順父母呢？按照《禮記》的說法，便得有“和氣”“愉色”“婉容”，時時刻刻都得對父母客客氣氣、和顏悅色，而且還必須發自內心。
《孝經》的出現，不僅將“孝”定義為“德本”，視其為“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讓“孝”有了自己的概念體系，還給了人們一本行孝“說明書”，把透過什麼方式行孝、孝的原則、意義這些問題，講得一清二楚。
真正的昇華發生在漢代。在漢廷對儒家學說的極致推崇下，“孝”奮起一躍，從簡單的道德要求，變成了治國方略中的關鍵一環。
劉邦建漢，在儒學的影響下，便慢慢有了“孝治”的做法。其妃子唐山夫人所作的《房中祀樂》中便唱道：“皇帝孝德，意全大功，安撫四極。”不過，這時的孝治還比較籠統，也就是針對宗室諸王，封個同姓王，共同維護統治。
到了漢惠帝時期，“孝悌”成了教化百姓的一種手段。據考證，惠帝重孝，可能和叔孫通、四皓有關，尤其是儒者叔孫通。作為惠帝的老師，他不僅讓“以孝治天下”成為漢室宗法利益中的主要內容，更想出了給皇帝的諡號加上“孝”字的“創舉”。
漢儒叔孫通的影視形象。圖源/網路
漢代推崇“孝”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門。
首先是統治者以身作則，帶頭行孝。《二十四孝》中的“親嘗湯藥”，說的便是漢孝文帝劉恆的故事，文帝還專門設立孝經博士，其子景帝對待自己母親竇太后也是好得沒話說。
再來，便是大肆表彰孝舉。據《漢書》《後漢書》記載，自西漢惠帝到東漢順帝，全國性對孝道的褒獎、賜爵多達三十餘次，各地還設有專門負責鼓勵和保證孝道執行的官員，稱為“孝悌”“三老”。與之相對，在漢代要是有了不孝的名頭，不僅會受到譴責，更可能觸犯刑法，而且“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最嚴重的可能會丟掉性命。
如此而言，漢代孝子、孝行故事眾多，也就說得通了。
勾連仕途：東漢與察舉制
推崇孝道讓漢代孝子多起來不假，可為什麼這些孝子的故事偏偏能讓世人知道，還有了記錄在冊的機會呢？難道人們孝順父母，還拿著大喇叭宣告不成？
兩漢時期，人們的孝道、孝行真的受到矚目，甚至還會和官運仕途產生直接關聯，這背後是兩漢對“孝”的另一種推崇形式——察舉制。
察舉制始於漢朝，顧名思義，這種制度下，人們可以透過他人舉薦來做官。而舉孝廉，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內容。所謂孝廉，即孝子和廉吏，後來合二為一，成了一種制度。相對於“廉吏”，“孝”更為注重從民間選拔人才，用大白話來說，即便你出身草民，但若行為向孝，感動世人，不僅有做官的機會，興許還能成為大官，一舉光耀門楣。
興廉舉孝的產生關乎著漢廷對人才的渴求以及教化百姓的需要。漢高祖在位時，便開始要求官員們，但凡發現“有意稱明德者”，必須得“勸為之駕”，漢文帝更是直接下詔：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
要求全國上下舉薦“孝悌”“力田”和“廉吏”，為了鼓勵大家應選，文帝也是備足了誠意，決定賞賜三老每人帛五匹，孝悌和力田每人帛二匹。
真正的察舉制始於漢武帝時期，主要推動者是大儒董仲舒。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在董仲舒的提議下，各郡、國分別察舉孝廉一人。“舉孝廉”這種制度很快開展起來，逐漸成為漢室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對各郡、縣的官員來說，察舉孝廉不僅是責任義務，還和自己的烏紗帽有著直接關係。
西漢大儒董仲舒畫像。圖源/網路
到了東漢時期，察舉制真正成熟起來。一來“孝”“廉”合為一科，且逐漸被固定下來；二來如何察舉、向誰推薦等問題都被具體落實。比方說，按照當時的規定，察舉的名額和郡華人口有關，郡華人口二十萬以上的，每一年推舉一人，不滿二十萬的，兩年推舉一人。三公、監御史、州牧、郡國首相等都有察舉人才的資格。士人被舉孝廉之後，大機率會被拜為郎中，然後內升謁者、尚書侍郎，或者外放縣令，轉升太守。概言之，“孝廉”漸漸地成為將草民百姓與官運仕途連線起來的一條通途。
“舉孝廉”興立之初，給漢廷帶來了實打實的好處。一時間，讀書人競相開始追求孝廉，社會風氣逐漸向好，而且越來越多品行優良的人才被髮掘，為官執政，不少官吏還成了國家的股肱之臣。
“二十四孝”中的主人公，有著“江巨孝”之美稱的江革便是如此。王莽時期，國家動盪，當時，臨淄有個叫江革的人，他從小失去了父親，只有母子兩人相依為命。那時各地戰亂不斷，盜賊四起。盜賊不僅搶財物，還常常把家中的男子抓去逼著入夥。江革為了避亂，揹著母親棄家逃難。母親年邁，腿腳不方便，為了儘量減少母親的顛沛流離之苦，江革整天揹著母親奔波。一次，他們遇到了賊人，江革痛哭哀求，希望留下自己一命以照顧母親。盜賊們被他感動，還給他們指引逃難的方向。後來回到鄉里，江革成了遠近聞名的大孝子，母親走後，他臥在冢廬旁睡覺，喪服期滿，都不忍心離去。
二十四孝之“江革負母”。圖源/網路
天下平定後，到東漢明帝時，江革被舉為孝廉，後升為司空長史、五官中郎將。漢章帝十分欣賞江革的德行，在他去世後還專門在詔書中稱讚其孝舉：
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後漢書·江革傳》）
被舉孝廉，出世入仕，報效朝廷，這成了許多東漢重臣的人生軌跡。東漢名士李膺、範滂、符融皆是如此，輔佐曹操半生、美名流傳至今的謀士荀彧，最早也是出身孝廉。
某種程度上看，此時的“孝”，不再是單純的美德，也不光是治理方略。在朝，成為一種倫理秩序和官政準則；在民，則是言行的指導細則和求取功名的考核“科目”。
歸於落寞：“孝廉”的變味
按照最初的設想，舉孝廉應是於國有利的，可為什麼後來這種制度又逐漸被拋棄了呢？
首先，通途漸漸成了捷徑。對士子而言，寒窗苦讀多年，還不如對父母好點，裝裝孝子的樣子，便能換得功名，這樣的“買賣”確實“划算”，所以一時間，為了求名而弄虛作假、沽名釣譽者不在少數。
《後漢書·陳蕃傳》中就記錄著這樣的例子。有個平民叫趙宣，下葬雙親後沒有封閉墓道，吃住都在裡面，地方官員感念其孝心，把他推薦給陳蕃。誰知一見面就漏了餡兒，陳蕃一問，原來趙宣的五個孩子都是服喪期間所生，氣得大罵趙宣——你睡在墓道里，樣子做足了，結果在墓中養育兒女，這是欺世盜名，辱沒鬼神！趙宣沒求到一官半職不說，還因此獲罪。
東漢名士陳蕃塑像。圖源/網路
再來，就算百姓端正了心態，可舉孝廉的權力基本掌握在大族手中。“孝廉”早期全憑推薦，沒有任何考核程式，所以，誰孝順誰品德好，舉薦人說了算。到了後期，乾脆變成了“權”和“錢”說了算。據統計，順帝初年，河南尹田欲察舉六名孝廉，其中被大族指定的就有五名。錢財賄賂也是一種方法，考古工作者曾在東漢墓葬中發掘一塊“吾陽成”磚刻，上書十九字，盡是對東漢時期為舉孝廉而賄賂成風的痛罵與控訴。
最為可怕的是，憑著推舉孝廉，高官的門生遍佈天下，諸多“孝廉”逐漸纏繞出一個個世家大族，乃至一人身死，三百二十人“作諡”。正因如此，推舉“孝廉”變成一場風險投資，甚至是利益交換，察舉之時，官員們還要計算“預期回報”，以至於“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此後，門閥士族們把持朝政、橫行霸道，也就有因可循了。
當然，統治者也曾意識到這個問題。漢順帝時期，名士左雄還搞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改制”運動，增加“限年考試”之法，嘗試用客觀的考核制度挽救走向歧途的察舉制。
作用倒是有，卻沒能阻止孝廉的“落寞”。正如《抱朴子》中所嘲諷的：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門良將怯如雞。”
畢竟，當始於人性深處的溫暖與慈悲，交織起利益和權名時，變質變味怕是無可避免。
參考資料：
［1］（東漢）班固著；孫建軍主編.漢書[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7.
［2］紀連海著.紀連海點評 後漢書 上[M].桂林：灕江出版社.2013.
［3］紀連海著.紀連海點評 後漢書 下[M].桂林：灕江出版社.2013.
［4］董大中著.二十四孝評點與考述[M].太原：三晉出版社.2016.
［5］羅國傑著.羅國傑文集 下[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
［6］楊志剛,于軍.中國古代“孝”文化述論[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04):241-242.
［7］季乃禮.論漢初的“孝治”[J].學術月刊,2000(09):87-92.
［8］黃留珠.試論東漢舉孝廉制度的利弊[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02):90-92.
［9］曹婉豐.從“孝悌”到“舉孝廉”——略論漢代政治與倫理的同構[J].現代哲學,2020(06):142-147.
END
前陣子，浙江湖州營盤山景區內的一座“乳姑不怠”的雕塑引發熱議。目前雕塑已被拆除。
這座雕塑出自“二十四孝”故事，拋開其中的少數“過分孝行”，故事整體是在弘揚“孝”這一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那麼，古人為什麼會編纂一個“二十四孝”的故事集，而其中的故事又為什麼會發生在東漢呢？
躋身治國大道：“孝”的一場昇華
《二十四孝》的作者、成文時間目前尚有爭議。歷史學者楊伯峻在《經書淺談》認為，《二十四孝》應該是元代郭守正將24位古人孝道的事輯錄成書，由王克孝繪成《二十四孝圖》流傳世間；到了清末，再由張之洞等人將其擴編至《百孝圖說》。
無論這份關於孝順的故事集是如何流傳，但有一點可以發現，就是其中絕大多數的故事都發生在東漢，這是為什麼呢？
二十四孝書影。圖源/網路
“孝”這件事，從誕生開始，就有著溫暖美好的意味。早在遠古時期，人們便有了“孝”的意識。不管是略顯神秘的“生殖崇拜”，還是各式各樣的“敬天祭祖”，都為“孝”這樣的行為賦予了最初的含義，即敬仰與崇拜祖先、希冀福澤與庇佑。商代卜辭中，孝頭上的“爻”，也帶著點生命延續的美好期許。
先秦時期，人們對“孝”也有了更接地氣的理解，便是從心裡敬愛自己的父母，也是在這一時期，“孝”漸漸脫離了簡單的日常行為，被納進了道德體系，成為人們所追逐的崇高品德中的一種。孔老夫子，算是其中的主要推動者。
《論語》有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這麼一來，“孝”成了人生在世的立足根基，只有做好這一點，才有資格謀求下一步的發展。孔夫子對“孝”還有著特別的認識，比方說，孝的核心是“敬”，也是對父母誠摯的愛。那要怎麼做才算真正的孝順父母呢？按照《禮記》的說法，便得有“和氣”“愉色”“婉容”，時時刻刻都得對父母客客氣氣、和顏悅色，而且還必須發自內心。
《孝經》的出現，不僅將“孝”定義為“德本”，視其為“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讓“孝”有了自己的概念體系，還給了人們一本行孝“說明書”，把透過什麼方式行孝、孝的原則、意義這些問題，講得一清二楚。
真正的昇華發生在漢代。在漢廷對儒家學說的極致推崇下，“孝”奮起一躍，從簡單的道德要求，變成了治國方略中的關鍵一環。
劉邦建漢，在儒學的影響下，便慢慢有了“孝治”的做法。其妃子唐山夫人所作的《房中祀樂》中便唱道：“皇帝孝德，意全大功，安撫四極。”不過，這時的孝治還比較籠統，也就是針對宗室諸王，封個同姓王，共同維護統治。
到了漢惠帝時期，“孝悌”成了教化百姓的一種手段。據考證，惠帝重孝，可能和叔孫通、四皓有關，尤其是儒者叔孫通。作為惠帝的老師，他不僅讓“以孝治天下”成為漢室宗法利益中的主要內容，更想出了給皇帝的諡號加上“孝”字的“創舉”。
漢儒叔孫通的影視形象。圖源/網路
漢代推崇“孝”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門。
首先是統治者以身作則，帶頭行孝。《二十四孝》中的“親嘗湯藥”，說的便是漢孝文帝劉恆的故事，文帝還專門設立孝經博士，其子景帝對待自己母親竇太后也是好得沒話說。
再來，便是大肆表彰孝舉。據《漢書》《後漢書》記載，自西漢惠帝到東漢順帝，全國性對孝道的褒獎、賜爵多達三十餘次，各地還設有專門負責鼓勵和保證孝道執行的官員，稱為“孝悌”“三老”。與之相對，在漢代要是有了不孝的名頭，不僅會受到譴責，更可能觸犯刑法，而且“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最嚴重的可能會丟掉性命。
如此而言，漢代孝子、孝行故事眾多，也就說得通了。
勾連仕途：東漢與察舉制
推崇孝道讓漢代孝子多起來不假，可為什麼這些孝子的故事偏偏能讓世人知道，還有了記錄在冊的機會呢？難道人們孝順父母，還拿著大喇叭宣告不成？
兩漢時期，人們的孝道、孝行真的受到矚目，甚至還會和官運仕途產生直接關聯，這背後是兩漢對“孝”的另一種推崇形式——察舉制。
察舉制始於漢朝，顧名思義，這種制度下，人們可以透過他人舉薦來做官。而舉孝廉，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內容。所謂孝廉，即孝子和廉吏，後來合二為一，成了一種制度。相對於“廉吏”，“孝”更為注重從民間選拔人才，用大白話來說，即便你出身草民，但若行為向孝，感動世人，不僅有做官的機會，興許還能成為大官，一舉光耀門楣。
興廉舉孝的產生關乎著漢廷對人才的渴求以及教化百姓的需要。漢高祖在位時，便開始要求官員們，但凡發現“有意稱明德者”，必須得“勸為之駕”，漢文帝更是直接下詔：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
要求全國上下舉薦“孝悌”“力田”和“廉吏”，為了鼓勵大家應選，文帝也是備足了誠意，決定賞賜三老每人帛五匹，孝悌和力田每人帛二匹。
真正的察舉制始於漢武帝時期，主要推動者是大儒董仲舒。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在董仲舒的提議下，各郡、國分別察舉孝廉一人。“舉孝廉”這種制度很快開展起來，逐漸成為漢室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對各郡、縣的官員來說，察舉孝廉不僅是責任義務，還和自己的烏紗帽有著直接關係。
西漢大儒董仲舒畫像。圖源/網路
到了東漢時期，察舉制真正成熟起來。一來“孝”“廉”合為一科，且逐漸被固定下來；二來如何察舉、向誰推薦等問題都被具體落實。比方說，按照當時的規定，察舉的名額和郡華人口有關，郡華人口二十萬以上的，每一年推舉一人，不滿二十萬的，兩年推舉一人。三公、監御史、州牧、郡國首相等都有察舉人才的資格。士人被舉孝廉之後，大機率會被拜為郎中，然後內升謁者、尚書侍郎，或者外放縣令，轉升太守。概言之，“孝廉”漸漸地成為將草民百姓與官運仕途連線起來的一條通途。
“舉孝廉”興立之初，給漢廷帶來了實打實的好處。一時間，讀書人競相開始追求孝廉，社會風氣逐漸向好，而且越來越多品行優良的人才被髮掘，為官執政，不少官吏還成了國家的股肱之臣。
“二十四孝”中的主人公，有著“江巨孝”之美稱的江革便是如此。王莽時期，國家動盪，當時，臨淄有個叫江革的人，他從小失去了父親，只有母子兩人相依為命。那時各地戰亂不斷，盜賊四起。盜賊不僅搶財物，還常常把家中的男子抓去逼著入夥。江革為了避亂，揹著母親棄家逃難。母親年邁，腿腳不方便，為了儘量減少母親的顛沛流離之苦，江革整天揹著母親奔波。一次，他們遇到了賊人，江革痛哭哀求，希望留下自己一命以照顧母親。盜賊們被他感動，還給他們指引逃難的方向。後來回到鄉里，江革成了遠近聞名的大孝子，母親走後，他臥在冢廬旁睡覺，喪服期滿，都不忍心離去。
二十四孝之“江革負母”。圖源/網路
天下平定後，到東漢明帝時，江革被舉為孝廉，後升為司空長史、五官中郎將。漢章帝十分欣賞江革的德行，在他去世後還專門在詔書中稱讚其孝舉：
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後漢書·江革傳》）
被舉孝廉，出世入仕，報效朝廷，這成了許多東漢重臣的人生軌跡。東漢名士李膺、範滂、符融皆是如此，輔佐曹操半生、美名流傳至今的謀士荀彧，最早也是出身孝廉。
某種程度上看，此時的“孝”，不再是單純的美德，也不光是治理方略。在朝，成為一種倫理秩序和官政準則；在民，則是言行的指導細則和求取功名的考核“科目”。
歸於落寞：“孝廉”的變味
按照最初的設想，舉孝廉應是於國有利的，可為什麼後來這種制度又逐漸被拋棄了呢？
首先，通途漸漸成了捷徑。對士子而言，寒窗苦讀多年，還不如對父母好點，裝裝孝子的樣子，便能換得功名，這樣的“買賣”確實“划算”，所以一時間，為了求名而弄虛作假、沽名釣譽者不在少數。
《後漢書·陳蕃傳》中就記錄著這樣的例子。有個平民叫趙宣，下葬雙親後沒有封閉墓道，吃住都在裡面，地方官員感念其孝心，把他推薦給陳蕃。誰知一見面就漏了餡兒，陳蕃一問，原來趙宣的五個孩子都是服喪期間所生，氣得大罵趙宣——你睡在墓道里，樣子做足了，結果在墓中養育兒女，這是欺世盜名，辱沒鬼神！趙宣沒求到一官半職不說，還因此獲罪。
東漢名士陳蕃塑像。圖源/網路
再來，就算百姓端正了心態，可舉孝廉的權力基本掌握在大族手中。“孝廉”早期全憑推薦，沒有任何考核程式，所以，誰孝順誰品德好，舉薦人說了算。到了後期，乾脆變成了“權”和“錢”說了算。據統計，順帝初年，河南尹田欲察舉六名孝廉，其中被大族指定的就有五名。錢財賄賂也是一種方法，考古工作者曾在東漢墓葬中發掘一塊“吾陽成”磚刻，上書十九字，盡是對東漢時期為舉孝廉而賄賂成風的痛罵與控訴。
最為可怕的是，憑著推舉孝廉，高官的門生遍佈天下，諸多“孝廉”逐漸纏繞出一個個世家大族，乃至一人身死，三百二十人“作諡”。正因如此，推舉“孝廉”變成一場風險投資，甚至是利益交換，察舉之時，官員們還要計算“預期回報”，以至於“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此後，門閥士族們把持朝政、橫行霸道，也就有因可循了。
當然，統治者也曾意識到這個問題。漢順帝時期，名士左雄還搞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改制”運動，增加“限年考試”之法，嘗試用客觀的考核制度挽救走向歧途的察舉制。
作用倒是有，卻沒能阻止孝廉的“落寞”。正如《抱朴子》中所嘲諷的：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門良將怯如雞。”
畢竟，當始於人性深處的溫暖與慈悲，交織起利益和權名時，變質變味怕是無可避免。
參考資料：
［1］（東漢）班固著；孫建軍主編.漢書[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7.
［2］紀連海著.紀連海點評 後漢書 上[M].桂林：灕江出版社.2013.
［3］紀連海著.紀連海點評 後漢書 下[M].桂林：灕江出版社.2013.
［4］董大中著.二十四孝評點與考述[M].太原：三晉出版社.2016.
［5］羅國傑著.羅國傑文集 下[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
［6］楊志剛,于軍.中國古代“孝”文化述論[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04):241-242.
［7］季乃禮.論漢初的“孝治”[J].學術月刊,2000(09):87-92.
［8］黃留珠.試論東漢舉孝廉制度的利弊[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02):90-92.
［9］曹婉豐.從“孝悌”到“舉孝廉”——略論漢代政治與倫理的同構[J].現代哲學,2020(06):142-147.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