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名與具象思維
漢民族由於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形成了對客觀事物的具象思維的特徵.它不像歐美民族那樣注重填密的分析、論證、推理,而是從整體上對思維客體進行直接把握.在思維過程中從直接感受體驗出發,運用形象、聯想、類比等思維方式進行具象化,所以直觀性、形象性和具體性是漢民族的具象思維核心.
漢語詞彙的形象性最能體現漢民族具象思維的特點,它以視覺形象為主,輔以感覺、聽覺、味覺、嗅覺、動覺等形象.這些形象詞多以聯想、類化、比喻、借代方式構詞,使詞彙具有鮮明的形象色彩,使人見其詞而曉其義,甚至看得見摸得著,感覺得到,想象得出,具有修辭功能.人們為自然地理實體命名的依據往往憑著對客觀事物的認識,“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即攝取人類自身和自然萬物的特徵為地方命名,力求把它栩栩如生地表現出來,給人以形象的感受.如海南的五指山,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說：“山有五峰,極高大,屹立如人指.”該書還說：“賀蘭山盤踞數百里,上多青草,遙望如駿馬,北人呼駿馬為賀蘭也.”這類地名在中國相當普遍,又如象鼻山、桌子山、眼睛山、七星巖、日月潭、峨眉山、雞公山、神女峰、伏牛山等,人們把山水的外部特徵和自己熟悉的動物、使用的物件、天上的月亮星星,甚至連自身的器官聯絡起來了,都是為了達到形象化的目的.
地名還透過廣泛使用顏色詞給人以視覺上的感受,如紅水河、長白山.地名中還有的是因聲音而得名的,如銅鑼峽（江水聲如銅鑼的聲音）、鳴沙山（山間有飛沙響）、響堂山（山洞中因迴音而鳴響）,這些名稱都能在聽覺上給人以較為具體直接的聽感.另外,寧夏的苦水溝、甘肅的酒泉（泉味似酒）、陝西的甘泉突出了水的味覺特徵,冷水江、溫泉則透過對水溫的描述給人以觸覺上的感受.
二、地名與心理特徵
心理特徵是一個民族所特有的,不同的民族其心埋特徵是不同的.漢民族的心理特徵也透過地名透視出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地名體現出漢民族重方位的心理特徵華人對方位詞情有獨鍾.東、西、南、北、中是確定四至的基本方位詞.中國這個名稱本身的由來就帶有方位的含義,意為“中央之國”、“天下之中”.古人認為自己的國家居天下之中,因此自稱中國,而把周圍其他地區叫做“四方”.中國的省名、市名、縣名中常常帶有方位詞,如河南與河北分別因大部分省域位於黃河以南、以北而得名,山東、山西因分居太行山東西而得名.
東西南北與左右前後的相互對應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張清常先生說：“在北京街巷名稱中,在全國地圖中,東西南北與左右前後是一個意思,而且相互對應.在中國的兄弟民族地區往往更習慣用左右前後表示東西南北.”（3）
在北京市,東直門、左安門在同一側；在內蒙古,土默特左旗在東,右旗在西.中國地名中東西南北與左右前後的一致無疑是來自坐北朝南的居住習慣.
在市、縣名中,用得最多、最能體現漢民族方位文化的莫過於“陰”、“陽”二字.中國地處北半球,山脈多是東西走向,當太陽照射時,南坡受光,北坡背光；Sunny照在河上的情況正相反,中國多數河流也是東西走向,但由於一般情況下河身低於地面,當太陽照射時,北岸受光,南岸背光.古人從這些現象中得出了“山南屬陽,山北屬陰；水南屬陰,水北屬陽”的樸素認識,並根據某地與附近山水的相對位置,用“陰”、“陽”二字為地方命名.在《中國地名語源詞典》中,市、縣的專名一般由兩個字組成,其中第二個字用“陽”的有100多個,而與之相對應的“陰”字不足10個,如淮陰、江陰.古人認為,“陽”字是個好字眼兒.在大千世界裡,“萬物負陰而抱陽”（《老子》）,陽喻暖,陰喻寒,陽主明,陰主暗,人們喜暖避寒、喜明厭暗的心理正是“陽”字較多地用於地名的一個原因.
（二）地名體現了漢民族重宗族的心理特徵中華民族歷史上把宗教看成是社會構成的重要支柱.皇帝把天下當作自己一家的天下,“四海之內,莫非王土”.廣大農村長期處於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中,人們的宗族觀念很強,往往同族同姓的人家聚居在一起形成一個村落,這些村落便以聚居家族的大姓命名,諸如王莊、李家村、王家屯、郭家營、安家堡、張營、齊家集等地名遍及全國各地.高閣元先生曾對幾個省的縣地名志做過抽樣調查,他的結論是：漢語姓氏地名,在不同的地區佔有不同的比例,最高的80%,最低的也有巧%,一般約在so%一50%之間.地名和姓的關係非常密切,許多地名來源於姓,同時,一些姓則來自於地名,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1）姓來自國名.我們熟悉的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的國名如齊、魯、趙、魏、鄭等都成了今天常見的姓.（2）姓來自邑名,邑即采邑,是帝王及其各諸侯國君分給同姓或異姓卿大夫的封地.周武王時封司寇忿生采邑於蘇（今河北省臨漳縣）,忿生後代因此姓蘇.再如屈原的屈,則是由於楚武王熊通之子瑕,受封於屈邑,子孫因以屈為姓.（3）姓來自鄉名.齊宣王少子通封於陸鄉（今山東平原縣一帶）,後代因鄉名而姓陸.（4）姓來自山、河名.如濟姓來自濟水,老姓來自勞山（今山東嘮山）.實際上,以姓命名的地方,由於時代的變遷,未必反映後代實際,叫“張家村”的未必都是住的姓張的人,甚至沒有一家姓張的人家.但無論是以姓作為地名,還是以地名作為姓,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人們把姓看作宗族的標誌,想光宗耀祖,與江山同在的心理.
（三）地名體現了求安定、吉祥、幸福的心理特徵歷史上的中國,戰亂不斷,烽火連綿,加上洪水、地震等自然災害也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形成巨大的威脅.於是,社會上普遍產生一種求天下太平、安定的心態.這種心態在地名中表露出來.中國的許多地方以“太平”、“永安”、“永定”等類似的詞語作為地名,表達人們盼望和平、安寧的願望.不論過去還是現在,人民群眾都希望擁有平安的生活.因此,人們在命名時總少不了受這種心理的支配,在全國的分省地圖集所標地名中,取名“太平”的有54處,取名“永寧”的有26處,取名“昌盛”的有25處,取名“興隆”的有24處.
另外,中國還有大量以祈禱河、海安定為特色的地名.如北京的永定河,從前叫無定河,常常氾濫成災,人民深受其害,為使它安定下來,康熙皇帝把無定河封為永定河.又如,河北有一條瀑河,河水湍急,對當地人形成了很大的威脅,人們希望河水能流得緩慢一些,因此把“瀑河”改名為“徐水”.類似這樣的地名很多,如寧波（浙）、鎮海（浙）等.
吉祥、幸福的生活是人們的追求,並把這種願望顯露於語言符號上.地名便承載了人們的這種期望.人們在地名中廣泛使用“吉”、“壽”、“康”、“福”、“祿”、“昌”等字眼兒,寄寓良好的心願.這類地名在全國各地隨處可見,比如帶“壽”字的地名有：壽寧縣、永壽鎮、長壽路、萬壽山等.人們藉助語言來滿足趨吉避邪的心理,有時甚至達到迷信的程度.這也反映在地名中,比如有的人定居某地以前往往要看看自己的姓和地名的對應關係,如果二者和諧,就住在這裡,如不和諧,要麼遷居,要麼更名.像姓“於”的願意住在地名中帶有“溝”、“河”、“渠”的地方,因為“於”和“魚”諧音,這樣好比魚兒得了水,日子會越過越好.
三、地名與審美情趣
地名往往也體現了一個民族的審美文化.華人崇尚對稱和諧,把成雙成對的現象看作是美的.比如,日常生活中,人們認為送禮要送雙,辦喜事選日子喜歡選雙日子,結婚要貼雙喜等等都反映了人們的審美情趣.受這種心理的支配,人們選詞用詞時也喜歡成雙成對的格式.漢語詞彙在音節方面一個顯著的發展趨勢是單音節詞彙比重下降,雙音節詞彙逐漸增多.在現代漢語詞彙中,雙音節詞彙已佔有絕對優勢,約佔70%左右.地名作為詞彙中的一員,也以雙音節為主.
《馬氏文通》中說：“古籍中諸名,往往取雙字同義者,或兩字對峙者,較單辭支字,其辭氣稍覺渾厚.”前輩學者已體會到雙音化與辭氣有關.在地名中,為了滿足語流對音節的要求,有時加人助詞來湊足音節,如《山海經》中凡“某某山”、“某某水”大都稱作“某某之山”、“某某之水”但“某山”、“某水”從不稱為“某之山”、“某之水”,“之”字的雙音化作用是十分明顯的.而沿用至今的“句吳”、“句容”、“贊潛”則是加人發語詞“句、齡”以達到雙音化的目的.現代漢語地名,如果專名是雙音節的,在稱說時往往省略通名,如河南（省）、北京（市）、唐河（縣）、南陽（市）等；如果專名是單音節的,在稱說時一般不能省略通名,如淮河、葉縣、襄縣等.
漢民族常常用語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把原來俗陋不堪的地名改得比較文雅.據明、清有關史料記載,北京一些衚衕是以生理缺陷的人的特徵、牲畜的某個部位、服飾、器物等命名的,如狗尾巴衚衕、小羊圈衚衕、大牆縫衚衕、母豬衚衕等.這些衚衕的名稱,多半是由於其時其地有這樣的人或物,鄰里相傳遂成地名,但隨著歲月的流逝,人事的代謝,這些地名變得十分庸俗,迎合不了人們的審美情趣.為了滿足人們的審美的需要,人們利用諧音,使原來地名獲得了新義,上述衚衕分別發生瞭如下變化：狗尾巴衚衕—高義伯衚衕,小羊圈衚衕—小楊家衚衕,大牆縫衚衕—大翔鳳衚衕,母豬衚衕—墨竹衚衕.
人們還利用諧音字更改了一些不利於民族團結的地名.如山西北部長城腳下有一個關隘重地,叫“殺虎口”.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呢?原來,這裡是各民族爭奪的古戰場,中原漢族稱北方遊牧民族為“胡人”,當漢族地主政權佔領了這裡時,為炫耀勝利,便改其為“殺胡口”.後來,胡漢民族對抗的歷史結束,人們用諧音字“虎”代替了“胡”.
四、地名與信仰
信仰分為實物信仰即圖騰崇拜和宗教信仰.這兩種信仰在人們的生活中到處都留有印跡.地名中對這兩種信仰有廣泛的反映.遠古時代的氏族社會,人們對雷、電等自然現象還不能充分認識,由此產生一種恐俱、敬畏的心理,把自然界的一切都視為神靈,為了生存和發展,便乞求於這些神靈.每個氏族都把其中的一種神靈作為自己的守護神.蛇、虎、鶴、魚以及虛擬的龍、鳳等形象都是人們崇拜的圖騰.圖騰文化在地名中也有所體現.華人在遠古時代就把龍作為祟拜的圖騰,在古人的心目中,“龍”是能呼風喚雨、騰雲駕霧的神,是漢民族的祖先.因此,中華民族喜歡稱自己為龍的傳人.“龍”成為地名,最早見於（春秋·成公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杜預注：“龍為春秋時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自春秋以來,各地都有帶“龍”字的地名,如遼寧的龍首山、福建的龍海市等.1983年版的《中國地名錄》收詞32000條,以“龍”字起首的地名就有330條.如龍井（在杭州西湖的西南山中的名泉,附近產龍井茶）、黃龍山（在浙江省湖州市北）、九龍（現在香港北區）、龍門（洛陽市郊,以龍門石窟聞名）.“風”是神話傳說中的神鳥,風有美麗的羽毛,歷來是祥瑞的象徵.帶“風”的地名也不少,如“風陽”、“鳳縣”等.今福建省簡稱“閩”,與當地對蛇的崇拜有關.《說文》中指出：“閩,東南越,蛇種.”古代閩地多蛇,對蛇頗為敬畏.故以蛇為圖騰,並用來作為地名.又如重慶市巴縣,古時為巴國,據《山海經·大荒北經》載：“西南有巴國,有黑蛇,青首,食象.”可見巴國的名稱也來源於對蛇的祟拜.虎和獅一向被稱作“獸中之王”.但在漢民族的心目中,老虎才是百獸之王.人們在畫虎時往往要在虎的額頭上描畫一個“王”的字樣,人們在為地方命名時也多用“虎”字,如虎門（廣東省珠江口）、龍虎山（江西省貴溪縣）、虎牢關（河南榮陽）等.
宗教對人們影響很大,也給地名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道教產生於中國,它認為人可以透過修煉而長生不老,得道成仙.道教崇拜仙人在地名中也有反映,如九仙山、萬仙山、仙居山等.
佛教宜揚人生皆苦,世界皆空,只有信佛,熄滅一切慾望,拋開煩惱,才能進人極樂世界.地名中活躍著大量與佛教有關的詞語,如南京市的清涼山來自佛教的教義（佛教把斷除各種煩惱而獲得安適、寧靜的境界稱為清涼）,和尚源（陝）,阿育王山（浙）是以佛教信徒或僧侶命名的.
中國的地名浩如煙海,其文化內涵極其豐富.地名反映了人們的心理文化特徵.地理區域本無名,是人們主觀賦予的.因此,地名自產生之日起就和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
一、地名與具象思維
漢民族由於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形成了對客觀事物的具象思維的特徵.它不像歐美民族那樣注重填密的分析、論證、推理,而是從整體上對思維客體進行直接把握.在思維過程中從直接感受體驗出發,運用形象、聯想、類比等思維方式進行具象化,所以直觀性、形象性和具體性是漢民族的具象思維核心.
漢語詞彙的形象性最能體現漢民族具象思維的特點,它以視覺形象為主,輔以感覺、聽覺、味覺、嗅覺、動覺等形象.這些形象詞多以聯想、類化、比喻、借代方式構詞,使詞彙具有鮮明的形象色彩,使人見其詞而曉其義,甚至看得見摸得著,感覺得到,想象得出,具有修辭功能.人們為自然地理實體命名的依據往往憑著對客觀事物的認識,“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即攝取人類自身和自然萬物的特徵為地方命名,力求把它栩栩如生地表現出來,給人以形象的感受.如海南的五指山,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說：“山有五峰,極高大,屹立如人指.”該書還說：“賀蘭山盤踞數百里,上多青草,遙望如駿馬,北人呼駿馬為賀蘭也.”這類地名在中國相當普遍,又如象鼻山、桌子山、眼睛山、七星巖、日月潭、峨眉山、雞公山、神女峰、伏牛山等,人們把山水的外部特徵和自己熟悉的動物、使用的物件、天上的月亮星星,甚至連自身的器官聯絡起來了,都是為了達到形象化的目的.
地名還透過廣泛使用顏色詞給人以視覺上的感受,如紅水河、長白山.地名中還有的是因聲音而得名的,如銅鑼峽（江水聲如銅鑼的聲音）、鳴沙山（山間有飛沙響）、響堂山（山洞中因迴音而鳴響）,這些名稱都能在聽覺上給人以較為具體直接的聽感.另外,寧夏的苦水溝、甘肅的酒泉（泉味似酒）、陝西的甘泉突出了水的味覺特徵,冷水江、溫泉則透過對水溫的描述給人以觸覺上的感受.
二、地名與心理特徵
心理特徵是一個民族所特有的,不同的民族其心埋特徵是不同的.漢民族的心理特徵也透過地名透視出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地名體現出漢民族重方位的心理特徵華人對方位詞情有獨鍾.東、西、南、北、中是確定四至的基本方位詞.中國這個名稱本身的由來就帶有方位的含義,意為“中央之國”、“天下之中”.古人認為自己的國家居天下之中,因此自稱中國,而把周圍其他地區叫做“四方”.中國的省名、市名、縣名中常常帶有方位詞,如河南與河北分別因大部分省域位於黃河以南、以北而得名,山東、山西因分居太行山東西而得名.
東西南北與左右前後的相互對應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張清常先生說：“在北京街巷名稱中,在全國地圖中,東西南北與左右前後是一個意思,而且相互對應.在中國的兄弟民族地區往往更習慣用左右前後表示東西南北.”（3）
在北京市,東直門、左安門在同一側；在內蒙古,土默特左旗在東,右旗在西.中國地名中東西南北與左右前後的一致無疑是來自坐北朝南的居住習慣.
在市、縣名中,用得最多、最能體現漢民族方位文化的莫過於“陰”、“陽”二字.中國地處北半球,山脈多是東西走向,當太陽照射時,南坡受光,北坡背光；Sunny照在河上的情況正相反,中國多數河流也是東西走向,但由於一般情況下河身低於地面,當太陽照射時,北岸受光,南岸背光.古人從這些現象中得出了“山南屬陽,山北屬陰；水南屬陰,水北屬陽”的樸素認識,並根據某地與附近山水的相對位置,用“陰”、“陽”二字為地方命名.在《中國地名語源詞典》中,市、縣的專名一般由兩個字組成,其中第二個字用“陽”的有100多個,而與之相對應的“陰”字不足10個,如淮陰、江陰.古人認為,“陽”字是個好字眼兒.在大千世界裡,“萬物負陰而抱陽”（《老子》）,陽喻暖,陰喻寒,陽主明,陰主暗,人們喜暖避寒、喜明厭暗的心理正是“陽”字較多地用於地名的一個原因.
（二）地名體現了漢民族重宗族的心理特徵中華民族歷史上把宗教看成是社會構成的重要支柱.皇帝把天下當作自己一家的天下,“四海之內,莫非王土”.廣大農村長期處於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中,人們的宗族觀念很強,往往同族同姓的人家聚居在一起形成一個村落,這些村落便以聚居家族的大姓命名,諸如王莊、李家村、王家屯、郭家營、安家堡、張營、齊家集等地名遍及全國各地.高閣元先生曾對幾個省的縣地名志做過抽樣調查,他的結論是：漢語姓氏地名,在不同的地區佔有不同的比例,最高的80%,最低的也有巧%,一般約在so%一50%之間.地名和姓的關係非常密切,許多地名來源於姓,同時,一些姓則來自於地名,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1）姓來自國名.我們熟悉的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的國名如齊、魯、趙、魏、鄭等都成了今天常見的姓.（2）姓來自邑名,邑即采邑,是帝王及其各諸侯國君分給同姓或異姓卿大夫的封地.周武王時封司寇忿生采邑於蘇（今河北省臨漳縣）,忿生後代因此姓蘇.再如屈原的屈,則是由於楚武王熊通之子瑕,受封於屈邑,子孫因以屈為姓.（3）姓來自鄉名.齊宣王少子通封於陸鄉（今山東平原縣一帶）,後代因鄉名而姓陸.（4）姓來自山、河名.如濟姓來自濟水,老姓來自勞山（今山東嘮山）.實際上,以姓命名的地方,由於時代的變遷,未必反映後代實際,叫“張家村”的未必都是住的姓張的人,甚至沒有一家姓張的人家.但無論是以姓作為地名,還是以地名作為姓,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人們把姓看作宗族的標誌,想光宗耀祖,與江山同在的心理.
（三）地名體現了求安定、吉祥、幸福的心理特徵歷史上的中國,戰亂不斷,烽火連綿,加上洪水、地震等自然災害也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形成巨大的威脅.於是,社會上普遍產生一種求天下太平、安定的心態.這種心態在地名中表露出來.中國的許多地方以“太平”、“永安”、“永定”等類似的詞語作為地名,表達人們盼望和平、安寧的願望.不論過去還是現在,人民群眾都希望擁有平安的生活.因此,人們在命名時總少不了受這種心理的支配,在全國的分省地圖集所標地名中,取名“太平”的有54處,取名“永寧”的有26處,取名“昌盛”的有25處,取名“興隆”的有24處.
另外,中國還有大量以祈禱河、海安定為特色的地名.如北京的永定河,從前叫無定河,常常氾濫成災,人民深受其害,為使它安定下來,康熙皇帝把無定河封為永定河.又如,河北有一條瀑河,河水湍急,對當地人形成了很大的威脅,人們希望河水能流得緩慢一些,因此把“瀑河”改名為“徐水”.類似這樣的地名很多,如寧波（浙）、鎮海（浙）等.
吉祥、幸福的生活是人們的追求,並把這種願望顯露於語言符號上.地名便承載了人們的這種期望.人們在地名中廣泛使用“吉”、“壽”、“康”、“福”、“祿”、“昌”等字眼兒,寄寓良好的心願.這類地名在全國各地隨處可見,比如帶“壽”字的地名有：壽寧縣、永壽鎮、長壽路、萬壽山等.人們藉助語言來滿足趨吉避邪的心理,有時甚至達到迷信的程度.這也反映在地名中,比如有的人定居某地以前往往要看看自己的姓和地名的對應關係,如果二者和諧,就住在這裡,如不和諧,要麼遷居,要麼更名.像姓“於”的願意住在地名中帶有“溝”、“河”、“渠”的地方,因為“於”和“魚”諧音,這樣好比魚兒得了水,日子會越過越好.
三、地名與審美情趣
地名往往也體現了一個民族的審美文化.華人崇尚對稱和諧,把成雙成對的現象看作是美的.比如,日常生活中,人們認為送禮要送雙,辦喜事選日子喜歡選雙日子,結婚要貼雙喜等等都反映了人們的審美情趣.受這種心理的支配,人們選詞用詞時也喜歡成雙成對的格式.漢語詞彙在音節方面一個顯著的發展趨勢是單音節詞彙比重下降,雙音節詞彙逐漸增多.在現代漢語詞彙中,雙音節詞彙已佔有絕對優勢,約佔70%左右.地名作為詞彙中的一員,也以雙音節為主.
《馬氏文通》中說：“古籍中諸名,往往取雙字同義者,或兩字對峙者,較單辭支字,其辭氣稍覺渾厚.”前輩學者已體會到雙音化與辭氣有關.在地名中,為了滿足語流對音節的要求,有時加人助詞來湊足音節,如《山海經》中凡“某某山”、“某某水”大都稱作“某某之山”、“某某之水”但“某山”、“某水”從不稱為“某之山”、“某之水”,“之”字的雙音化作用是十分明顯的.而沿用至今的“句吳”、“句容”、“贊潛”則是加人發語詞“句、齡”以達到雙音化的目的.現代漢語地名,如果專名是雙音節的,在稱說時往往省略通名,如河南（省）、北京（市）、唐河（縣）、南陽（市）等；如果專名是單音節的,在稱說時一般不能省略通名,如淮河、葉縣、襄縣等.
漢民族常常用語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把原來俗陋不堪的地名改得比較文雅.據明、清有關史料記載,北京一些衚衕是以生理缺陷的人的特徵、牲畜的某個部位、服飾、器物等命名的,如狗尾巴衚衕、小羊圈衚衕、大牆縫衚衕、母豬衚衕等.這些衚衕的名稱,多半是由於其時其地有這樣的人或物,鄰里相傳遂成地名,但隨著歲月的流逝,人事的代謝,這些地名變得十分庸俗,迎合不了人們的審美情趣.為了滿足人們的審美的需要,人們利用諧音,使原來地名獲得了新義,上述衚衕分別發生瞭如下變化：狗尾巴衚衕—高義伯衚衕,小羊圈衚衕—小楊家衚衕,大牆縫衚衕—大翔鳳衚衕,母豬衚衕—墨竹衚衕.
人們還利用諧音字更改了一些不利於民族團結的地名.如山西北部長城腳下有一個關隘重地,叫“殺虎口”.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呢?原來,這裡是各民族爭奪的古戰場,中原漢族稱北方遊牧民族為“胡人”,當漢族地主政權佔領了這裡時,為炫耀勝利,便改其為“殺胡口”.後來,胡漢民族對抗的歷史結束,人們用諧音字“虎”代替了“胡”.
四、地名與信仰
信仰分為實物信仰即圖騰崇拜和宗教信仰.這兩種信仰在人們的生活中到處都留有印跡.地名中對這兩種信仰有廣泛的反映.遠古時代的氏族社會,人們對雷、電等自然現象還不能充分認識,由此產生一種恐俱、敬畏的心理,把自然界的一切都視為神靈,為了生存和發展,便乞求於這些神靈.每個氏族都把其中的一種神靈作為自己的守護神.蛇、虎、鶴、魚以及虛擬的龍、鳳等形象都是人們崇拜的圖騰.圖騰文化在地名中也有所體現.華人在遠古時代就把龍作為祟拜的圖騰,在古人的心目中,“龍”是能呼風喚雨、騰雲駕霧的神,是漢民族的祖先.因此,中華民族喜歡稱自己為龍的傳人.“龍”成為地名,最早見於（春秋·成公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杜預注：“龍為春秋時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自春秋以來,各地都有帶“龍”字的地名,如遼寧的龍首山、福建的龍海市等.1983年版的《中國地名錄》收詞32000條,以“龍”字起首的地名就有330條.如龍井（在杭州西湖的西南山中的名泉,附近產龍井茶）、黃龍山（在浙江省湖州市北）、九龍（現在香港北區）、龍門（洛陽市郊,以龍門石窟聞名）.“風”是神話傳說中的神鳥,風有美麗的羽毛,歷來是祥瑞的象徵.帶“風”的地名也不少,如“風陽”、“鳳縣”等.今福建省簡稱“閩”,與當地對蛇的崇拜有關.《說文》中指出：“閩,東南越,蛇種.”古代閩地多蛇,對蛇頗為敬畏.故以蛇為圖騰,並用來作為地名.又如重慶市巴縣,古時為巴國,據《山海經·大荒北經》載：“西南有巴國,有黑蛇,青首,食象.”可見巴國的名稱也來源於對蛇的祟拜.虎和獅一向被稱作“獸中之王”.但在漢民族的心目中,老虎才是百獸之王.人們在畫虎時往往要在虎的額頭上描畫一個“王”的字樣,人們在為地方命名時也多用“虎”字,如虎門（廣東省珠江口）、龍虎山（江西省貴溪縣）、虎牢關（河南榮陽）等.
宗教對人們影響很大,也給地名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道教產生於中國,它認為人可以透過修煉而長生不老,得道成仙.道教崇拜仙人在地名中也有反映,如九仙山、萬仙山、仙居山等.
佛教宜揚人生皆苦,世界皆空,只有信佛,熄滅一切慾望,拋開煩惱,才能進人極樂世界.地名中活躍著大量與佛教有關的詞語,如南京市的清涼山來自佛教的教義（佛教把斷除各種煩惱而獲得安適、寧靜的境界稱為清涼）,和尚源（陝）,阿育王山（浙）是以佛教信徒或僧侶命名的.
中國的地名浩如煙海,其文化內涵極其豐富.地名反映了人們的心理文化特徵.地理區域本無名,是人們主觀賦予的.因此,地名自產生之日起就和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