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田鄉是吐魯番通往南詔的要道，也是滇茶運往西藏的必經之路。瀾滄江兩岸，平壩上、斜坡上都鋪著層層“白雪...

吐蕃王朝東方的交通幹線——南詔道上的盟與叛、川西路上的戰於和！

吐蕃王朝崛起後，與唐朝除在東北方的河隴地區，西北方的西域進行角逐外，在東、東南也極盡拓展。

雖然青藏高原東緣橫斷山脈的深山溝谷，嚴重影響了東部道路的通暢。以至於，即便到1954年川藏公路修通後，都堪稱天塹。

但自然地貌的阻隔，並沒有擋住吐蕃拓展的腳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吐蕃向東的滲透，使南詔國和川西諸羌都臣服在其腳下，並和唐朝的劍南節度爆發了劇烈的軍事摩擦。

在向東擴張的過程中，交通自然是關鍵性因素。吐蕃在這個方向的交通路線，主要有兩條，分別是“南詔之路”和“川西之路”。

“南詔之路”上的盟與叛

吐蕃通南詔國的道路一般認為存在兩條：其一由芒康——德慶——鐵橋——羊苴 [xié]咩城（南詔國都城，今雲南大理以西）。

其二是從察隅過大雪山，沿高黎貢山西側的梅開恩江至永昌。

從吐蕃軍事的擴張角度上說，直達南詔國都的第一條通道，無疑要重要很多，吐蕃也以此為東出的雲南的主要路線。

“神川鐵橋”一詞，多次出現在漢、藏史料中，成了三國君主關注的焦點。

吐蕃王朝東進之時，唐、蕃兩強爭霸的局面已基本形成，而南詔國便成了唐蕃天平上最重要的砝碼之一。南詔倒向任何一方，都將使其在雲南、川西地區佔據絕對優勢。

六詔國

隋末唐初時期，洱海地區小國林立，互不役屬，其中有六個實力較強的小國，史稱“六詔”

其中，蒙舍詔在諸詔之南，故有“南詔”之名。正是在唐朝的扶持下，蒙舍詔勢力不斷壯大，吞併了其餘五詔一統西洱河地區。

當時，南詔國大機率已經進入相對比較發達的農耕文明，從技術實力上說未見得低於吐蕃本土，極有可能尚高出半籌。

據《蠻書·名類第四》載:八世紀的南詔王閣羅鳳一次就“徙二十餘萬戶於永昌城（今雲南保山）”，以每戶五人計，20萬戶約有人口近百萬。

因此，學者估算吐蕃王朝時期，鼎盛期間的南詔國（756至757年），起碼有人口四、五百萬。此人口基數也遠多於，吐蕃本土能夠承載的人口數量。（詳見拙作《吐蕃王朝時期，東擋大唐、西拒大食，它究竟有多少人口？》）

另外，雲南川西山川溝壑縱橫的地理特點，也讓大兵團作戰極難展開，本地人對小路熟悉的優勢被無限放大。這些都是南詔能夠成為唐蕃間重要砝碼的基礎。

南詔初期一度曾為唐朝的盟友，開元元年（713年），唐玄宗封南詔皮邏閣為臺登郡王。

開元二十六年（738年），賜南詔王皮邏閣名為“蒙歸義” ，封雲南王。封王的原因恰恰是，“洱河諸部潛通犬戎（吐蕃），蒙歸義率兵征討有功。”

但從天寶初年開始，兩國關係急劇惡化。在章仇兼瓊（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劍南節度使）、張虔陀（雲南太守）、李宓（劍南留後）、楊國忠等人的連續昏招下，爆發了兩次天寶戰爭（十年、十三年）。

十幾萬唐軍，在雲南的群山間全軍覆滅。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安史之亂爆發後，關中、川西無兵可調的窘境。

戰爭的爆發，也使南詔國徹底倒向了吐蕃，天寶十一年（752年），吐蕃冊封閣邏鳳為“贊普鍾（意為贊普之弟）。

吐蕃與南詔約為“兄弟之國”，在吐蕃王朝二百年的歷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一例，可見當時南詔國的重要性。

神川鐵橋遺址

相比於唐與南詔漸行漸遠，吐蕃經營西洱河地區的力度始終在加大。

大概在公元680年（唐高宗，永隆元年）左近，吐蕃修建了跨越金沙江的“神川鐵橋”（今麗江市塔城鄉），並在這座極具戰略價值鐵橋旁，設立了神川都督府。

公元704年（武周，長安四年）為穩定西洱河地區叛亂的局勢，吐蕃贊普赤都松贊親征“南蠻”，死於軍中。

敦煌藏文歷史文書中，對吐蕃經營南詔有詳細的記載：

“兔年（公元703年）……冬，贊普赴羌地（六詔），並攻陷之。”

“龍年（公元704年）……冬，贊普赴蠻地主政期間昇天。”

南詔倒向吐蕃後，整個川西的戰爭態勢急劇惡化，唐蕃圍繞著維州等地進行了長達幾十年的反覆爭奪。（詳見拙作《帝國嗜血系列之維州浮沉》）

唐德宗貞元十年（公元794年），不堪忍受吐蕃沉重稅賦和兵役的南詔再次倒向唐朝。 《資治通鑑》:“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為前鋒，賦斂重數，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雲南王異牟尋獻地圖、土貢及吐蕃金印，請復號南詔”。

其實在入長安獻圖、納印之前，南詔就已經和吐蕃撕破了臉。

此年正月，“南詔蠻異牟尋大破吐蕃於神川，斬斷鐵橋，大籠官以下投水死者以萬計。使來獻捷”。

神川鐵橋陷落後，吐蕃退居納川（今中甸附近）。其後，雖多次進攻均未能奪回神川鐵橋。鐵橋的陷落，標誌著吐蕃逐漸退出對雲南的爭奪。

神川鐵橋的興廢，代表著滇藏交流的興衰。鐵橋建成後，雲南物資大量輸入吐蕃，史料上可見南詔曾入貢特產，如鐸鞘、浪川劍、生津、瑟瑟、牛黃、琥珀、白疊茂、紡絲、象牙、犀角，越賧[dǎn]馬、統備甲馬等物”。

同時，鹽和茶也成了此路上的大宗貨品，成就一段茶馬古道的繁榮期。

《雲南志》記載：“大羊多從西羌、鐵橋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將來博易”。

川西之路上的戰與和

從吐蕃的國家戰略上說，最有價值的無疑是青海。佔據了青海吐谷渾故地後，東可威脅河隴，西可染指西域，成左右逢源之勢。

但從以戰養戰的經濟價值來看，河隴無疑是首選之地，其次便是富庶的四川盆地。

因此，東出川西，進襲巴蜀，始終都是吐蕃大戰略方向。對此，唐朝也心知肚明，在川西屯駐重兵，嚴防死守。

用蜀地詩人陳子昂的話說：“且臣聞吐蕃揭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遊日矣，然其事不能舉者，徙以山川阻絕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huì]，而不得竊食也。”

綜合史料記載來看，吐蕃通劍南之路有十一條之多，但由於康區山嶺聳持溝谷縱橫，很多地名難以標定，古道所經之處瀰漫不清。

但從其大致走向研判，其中有四條是透過雲南入川西的。這四條通路曾多次成為，吐蕃聯合南詔進逼劍南的行軍路線。

另外，七條與川西直通，成了吐蕃聯絡川西諸羌，攻伐唐軍的線路。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針隊唐軍的防禦態勢，進軍路線通常無定。

總體上歸納，川西之路大略可分為南、北兩個系統：

北面系統，主要從川西的松州（今松潘）、茂州（今茂縣）、維州（今理縣東北）、悉州（今黑水縣附近）等地，沿西山而至吐蕃。

南面系統，主要是從雅州（今雅安）、黎州（今漢源縣北）、巂[xī]州（今西昌）通往吐蕃的路。

南北兩個道路系統，可粗略類比為今川藏公路的南北線（317、318國道）。

但不論南北哪一條線，橫斷山脈的路況都堪稱天塹，吐蕃之所以能在此路上保持進攻態勢，未見得是其機動能力有多領先（在川西誰的機動能力也好不到哪兒去），而是仰賴了川西諸羌的支援。

據學者們估算，整個川西地區的諸羌人口，約在五六十萬的量級。

貞觀二年（628年），唐庭曾設25個羈摩州管理。三年後，羈縻州數量增至32個，內附人口達到了三四十萬之巨。

但貞觀十二年（638年）八至九月爆發的松州之戰，讓川西諸羌獲得了另一個選擇。

在同宗同源的感召下，諸羌大量倒向吐蕃，成了進攻川西的前鋒和後援。（“為吐蕃所臣，籍其兵為前驅”）

《新唐書·地理志》記載，“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以吐蕃入寇，廢十二州，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又廢蠶、黎二州。肅宗時，西戎、西滄、樂容、歸德等州皆內徙，餘皆沒於吐蕃”。

川西諸羌的向背之心，才是松州之戰最大的影響。

否則，一場戰損不過千數人的邊境摩擦，又何能讓兩個大國熄兵偃戰？

不過，和南詔情況非常類似。幾十年後，川西諸羌也受不了，開始組團倒向唐朝，“內附……凡二十萬人口”。

《舊唐書·韋皋傳》：“皋又招撫西山羌女、訶陵、白狗、逋租、弱水、南王等八國酋長，入貢闕廷。”

正是憑藉川西諸羌和南詔的協助，唐軍在德宗晚期（貞元十七年，794年），打出了一系列漂亮的反擊戰，重創了吐蕃的川西部隊。

逼得吐蕃贊普赤德松贊，在康、嘉戎和山南等地實行了“大料集”，每三戶出一軍卒，充實軍隊。（詳見拙作《帝國嗜血——唐蕃轉折之戰》）

川西戰局的逆轉，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唐蕃最後一次會盟（長慶會盟），為兩華人民迎來了和平的曙光。

吐蕃年年尋川西之路西來，壓的劍南喘不過氣。唐朝對此頗為不忿，曾兩次準備溯江而上，給吐蕃來個黑虎掏心。

第一次是在武則天主政期間，侍御史王求禮給她出了一個餿主意，“徵發梁（今陝西漢中）、鳳（今陝西鳳縣）、巴（今四川巴中）州民眾，從雅州（今四川雅安）開山通道，出擊西羌，討伐吐蕃。”

這個唐版318的計劃一經提出，朝野震動，蜀地陳子昂上書力陳不可，“雅州諸羌從未叛唐，現在無罪而伐，是逼其反叛，投靠吐蕃。且吐蕃屢次攻伐蜀地，均未有突破，皆賴蜀地山高地險，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其財。若吐蕃趁機以諸羌為內應，則蜀地天險自破，蜀地必失。再者得西羌而不足已富天下，為此戰卻靡費甚多，屆時國將因黷武而亡。”

第二次是在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李德裕剛被任命為西川節度使。結果當年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主動要求獻城降唐。

數十年來，久攻不克的維州居然唾手而得，對李德裕可謂是驚天之喜。拿下維州後，他向朝廷上奏，從維州城“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

為實現這個戰略計劃，他提出派羌兵三千人，燒燬吐蕃的十三橋，直搗吐蕃腹心，給吐蕃以致命的一擊。

這時候，李德裕的死對頭牛僧孺，站出來反對。

他主要說了兩點意見，吐蕃疆域扶搖萬里，丟了一個維州也動搖不了根本。（“吐蕃之境，四維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

另外，兩國間已有盟約，相約罷兵休戰，應守信為上。（“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御戎，守信為上”）

文宗皇帝聽從了牛僧孺的意見，依照“長慶會盟”的協議內容，將維州歸還了吐蕃，並遣返降將。倒黴的悉怛謀等人，在邊境上被全部誅殺。（詳見拙作《帝國嗜血——牛李黨爭與維州之惑》）

唐蕃自松州之戰（638年）始，到維州之惑（830年）止，圍繞川西之路勾心鬥角了192年，足見其重要意義。

川西之路上，兩國數十場大戰固然殘酷，但大規模的戰爭動員，也改善了道路交通環境。

四川地區的產品，也在馬幫的鑾鈴聲中，不斷流入吐蕃。其中，最為吐蕃人青睞的便是茶葉和絲綢。

在藏史《漢藏史集》中，吐蕃贊普可以詳細分辨產自壽州、顧諸、舒州、薊門、昌明等地的茶葉品種，足見當時吐蕃茶飲之盛。

這些產自不同地區的茶葉，便極有可能是由川西之路或南詔之路輸入的。

另外，取道蜀地入蕃，再轉去天竺求法的僧人，雖沒有唐蕃古道多，但在《法苑珠林》、《高僧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一切經音義》等書記載中，數量也頗為不少。

可見，吐蕃東出之路，既是戰爭之路，也是文化、商貿之路，同樣也是友誼之路。

川西各族在吐蕃東擴的過程中，在文化傳統、宗教信仰等方面不斷融合，最終形成了今天，你中有我、密不可分的血脈紐帶。

參考書目：

《吐蕃與南詔交往略考》_田峰；

《吐蕃時期周邊交通研究綜述》_田峰；

《吐蕃南詔神川鐵橋》_馮智；

《吐蕃入滇與滇藏交通的發展》_趙心愚；

《吐蕃入滇路線及時間考》_趙心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