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原貌”並不是文物修復的目的。“文物修復”這個行當，追求的並不是“修成全新的文物”，而是“修舊如舊”，把風蝕破損等的文物修復保養成舊品的狀態。

而文物修復之所以難，就是因為缺乏可行的統一標準，只能按照修復師自己的經驗作業，而且文物本身具有不可再生屬性，一旦修復出事故破損則代價極大，這也導致了文物修復工作具有極其高危，技術含量極高的特點。

而現在，中國的“文物修復師”正在面臨“手藝失傳”的危險，這個稀有行業正在走向後繼無人的絕境。

至於說“恢復原貌”，造出個十成新的贗品，那仿造大部分文物確實沒那麼難，連恐龍都能造出來。可是仿造品始終不是真的文物的，也沒有文物的價值，頂多拿來賣而已。

文物修復分為兩種：學術修復和商業修復，學術修復是修舊如舊，商業修復才是要追求看起來完美無缺，本人不才，做了10年的商業修復工作，還是能達到您所說的恢復原貌的目的的，只是文物修復上真是人才急缺的，但願國家能夠稍稍政策支援下修復行業，培養更多的人才

說文物修復之難，不外乎這麼幾個意思。一是工藝要求高、技術難度大；二是修復者的職業養成要到位；三是修復者的責任心要很強。

文物修復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恢復文物本來的面目，防止附著的有害物繼續危害文物藏品，延長文物的壽命。實踐中，絕大多數文物修復工作就是清除文物上的一切附著物（比如青銅器的除鏽等），修補文物的殘缺部分（比如粘接斷裂的陶器、修復脫色的壁畫等等）。

文物修復需要根據歷史的真實進行，不能憑主觀想象隨便改動原物面貌，而且復原部分要求做到與其留存部分相仿，不同的文物修復的要求都不一樣，所以對每件要求修復的文物，都應該進行具體的分析研究，單獨處理，堅決反對把不成熟的技術隨便地使用在珍貴的藏品上。進行修復時，首先要確定原製品材料類別，效能及其損壞情況，其次做好文字繪圖，照相記錄，最後制定詳細的修復方案，修復所中所使用的材料料要儘可能與原物一致，並儘量採用原製作方法和工序。從這個意義上說，文物修復的最低要求是要保留器物本身的歷史文化資訊；它的最高要求是恢復文物的歷史、文化、科技資訊，並使之儘可能長時間的延續下去。

文物修復是一項非常細緻且耗時耗力的工程，還不能有一點馬虎，要做到慎之又慎。文物也是有生命的，文物修復就像醫生做手術一樣，不允許失敗，否則一段歷史也許就此消亡。文物修復師就是負責對出現破損的文物進行修復的職業，文物修復師對文物修復要本著“修舊如舊”的原則，按照嚴格的修復規定，建立修復檔案，詳細記錄文物的修復全過程及前後狀況。

所以，對文物修復的要求很高，他們不僅要具有相當的歷史、繪畫、文字功底，還要掌握—定的化學、物理、美學、材料材質知識。當然，除了專業技能，更需要有超強的耐心、高度的責任心和堅強的毅力，要甘於寂寞，守住平凡，否則是做不好一個文物修復師的。

至於說到文物修復要完全恢復原貌，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殘損了才修復，修復了就不可能完全恢復原貌。當然在文物流通中，有人為了追求高額利潤，要想著法子把破損的器物恢復成原來的形狀和顏色，讓文物呈現更好的紋飾、色彩和質感。這當是文物修復的另外一種情形了。

不過，因為《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紀錄片的走紅，讓文物修復師一下子從“幕後”走向了“臺前”。但當一件原本嚴肅的事情，以娛樂的方式呈現進而被廣泛認知，不能否認，想象和現實之間存在的距離。

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走近它——

2012年至2016年，中國開展了新中國成立60餘年來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今年早些時候，國家文物局公佈了這次的普查結果。統計資料顯示，全國國有可移動文物共計10815萬件／套，其中完成登入備案的國有可移動文物2661萬件／套，實際數量為6407萬件。

張珮琛，上海博物館“青銅器修復”專家、第三代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張珮琛，上海博物館“青銅器修復”專家、第三代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70後”的他大學畢業後就進入到館裡工作。職業習慣使然，這一點在採訪中就能感覺出來，他是一個嚴謹、細緻的人。外人印象中的文物修復往往有著神秘的氣息，而在他看來，這個行當一如世上千千萬萬的職業，並沒有多大的特別之處，同樣是有樂趣、有成就感，也有著自己的苦辣酸甜。

文物是古老的，但上海博物館負責修復的卻是一支年輕的隊伍。“現在我們整個修復班底一共有17個人，負責的方向包括傢俱、書畫和器物類，年紀最大的是60後，80、90後的人數佔了一半。”張珮琛透露道。

在新人們的眼中，張珮琛是經驗豐富的青銅器修復行家，然而出乎他們意料的是，這位前輩本科時所學的專業竟然是油畫。“其實也是機緣巧合，”他說，“上世紀90年代國內還沒有文物修復這個專業。我畢業的那年正好遇到博物館來學校招生，之前我對這個行當根本一無所知。”

好在多年的藝術生基礎訓練使得張珮琛上手非常快。而且工作讓他有機會能接觸文物本身，慢慢地也更加領悟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值得慶幸的是，入行後的張珮琛拜師在了當時青銅器修復名師——黃仁生老先生的門下。彼時黃先生已經年屆花甲，“新中國成立之初，有一批在滬上古董店做‘掌眼’多年、經驗功力十足的老先生被彙集到了博物館，我的師傅也正是那個時候過去的。”

老一輩的師傅們大多有著嚴格、保守和固執的特點，黃先生同樣如此。“一開始我是不能接觸文物的，只能跟在師傅旁邊看。”張珮琛說，“他是個很傳統的人，跟他學徒，感覺就像舊時父子之間的相處，要有恭敬的態度，講規矩，端茶送水、打掃衛生這些我都會做。”

到現在張珮琛還清楚地記得，學徒的第一件事就是製作工具。因為當時沒有專門為文物修復而生產的工具，每個修復師都會根據自己的習慣、特點、手型、手感等，自己動手製作。“對於拿慣了畫筆的我而言，做工具需要打磨、拋光……還挺難的。我記得當年有整整兩三個月的時間都花費在這上面，天天都在磨呀磨的。”

如今，文物修復師的這些硬體配備早已不能同日而語，國內外都有相應的工具出售，不需要再自己動手製作。甚至在一些時候，電腦軟體已經取代了手工。不過，每當看到自己入行時製作的那七八件工具，張珮琛不禁會有一種小小的“驕傲”，心中也會湧起只有過來人才能體會到的感受。

修復前的明中後期青花大盤

“比如說，現在的年輕人進來工作，與我們這些‘老人’之間的相處，肯定和當年我的學徒生涯有所不同。很多年輕人可能會覺得，傳統的師傅帶徒弟模式比較刻板、苛刻，他們喜歡更加輕鬆的氛圍；而且年輕人往往更偏愛用科技來解決問題，認為那樣省時省力。”張珮琛說，“當然這與社會越來越多元化息息相關，不能簡單地去定義傳統和新式哪個就一定好或者不好。但我個人認為，師傅的嚴格，對於我的一些工作習慣的形成是很有幫助的。而且文物修復，電腦再發達，至少至今為止，仍然替代不了手工經驗出來的某些感覺。”

行外人往往認為，做文物修復的人過的是“慢生活”，需要潛下心沉住氣，一點點地做。這種理解只是說對了一半。

在張珮琛和他的同事們的眼中，文物修復不僅需要腦力，還需要體力配合。“你想，搬一件青銅器多沉，文物修復是一個大的概念，需要修復的並不只有輕薄的書畫。接觸化學用品也是家常便飯。”也正是因為如此，當前國內博物館的文物修復行業，男性佔了主角。

上海博物館古陶瓷修復非遺傳承人卜衛民修復的明中後期青花大盤

另一方面，每件需要修復的文物，“病情”不一樣，處理方式也不同，以至於修復難度存在天壤之別。有的文物修復一天可能就能完成，有的則需要好幾年。以上海博物館為例，一位修復師手中通常都有十幾件的“任務”，每天在二三十件文物之間連軸轉是常態。“比如趁著這件在等待膠水粘合的工夫，馬上處理另外一件。而且修復方案一改再改也是很常見的情況。好的修復師需要把握工作的節奏，不是說一個人每天只對著一件修修補補，那不現實。”

明宣德紅釉梨式壺修復前

明宣德紅釉梨式壺（卜衛民修復作品）。

當然，這個工作也有能夠“自得其樂”之處。“每天與文物打交道，省去了很多與人打交道的繁瑣，所以一般修復工作室都比較安靜。修復之初，大家會一起討論制定修復方案，操作中也會互相幫助。有時工作室還會播放舒緩的音樂，來緩解長期伏案操作造成的疲勞。”。有意思的是，他從業的這20多年，也正是中國文物修復事業發展和變革的時期，不僅業內在變，外界對此的認識也在逐漸改變。“記得我剛到博物館工作不久，大學同學聚會時就有人問我：你們博物館有沒有恐龍？”張珮琛笑言，“不過現在你看，逛博物館已經成為了很多家庭休閒娛樂的一種選擇。”

對於專業理念的變化，聊起來他更是侃侃而談：中國傳統修復一般都是講求“修舊如舊”，即最終要恢復文物最佳無損狀態的“完美修復”；西方講求一種“最小干擾性”，提倡一種“可辨識修復”，即要區別修復與文物本身的質感。經過多年磨合，現在中國的文物修復已經慢慢形成一種可見部分完美與不可見部分可辨識相結合的修復方法，既滿足了展陳又為研究提供了便利。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社會的多元、資訊的便捷，人員的頻繁流動是現在很多用人單位面臨的一種尷尬，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人才最後跳槽……這也讓人忍不住要問，文物修復這個領域會不會也有類似困惑？

“必須承認，現在文物修復還是一個比較清貧的職業，文物價值連城，但修復師要耐得住寂寞。”張珮琛認為，“與我當年入行不同的是，現在博物館在招人的時候需要考慮專業和學歷背景。我個人的感覺，80後的孩子因為生長在一個社會變革時期，他們面對的誘惑很多，有些人因為生計等等因素的考慮，幹了一段時間後就跳槽去了拍賣行，或者當藝術品經紀人。90後的孩子整體又不太一樣，他們相對家庭條件較好，衣食無憂，在選擇工作的時候更看重的是興趣。”

張珮琛修復的青銅器作品西周龍紋禁。系陝西寶雞石鼓山西周貴族墓地出土

事實上，相比之下，同處體制中的上海博物館，在同行業當中稱得上是思想比較開放的。據悉，現在該館整個文物修復班底，90%是相關專業科班出身，還有10%是破格錄取。而比起學歷，更重要的是觀察力和悟性。例如，上海博物館有一位陶瓷修復傳承人，生長在古陶瓷修復世家，就是時任館長馬承源破格錄用的，如今這位傳承人已是該館陶瓷修復的骨幹力量。

不過即便如此，張珮琛仍坦言，這支隊伍要滿足博物館內部與其他兄弟博物館，乃至海外收藏機構與收藏家的修復任務，依舊十分艱鉅。而更讓他覺得亟待重視的問題，是相關管理部門對這個職業的重視和保護。這也是不少同行們的感同身受。“對於體制內的修復師來說，他的工資與退休後所享受的待遇，與職稱是息息相關的。體系下的考評，對高職稱、高學歷相當重視。但是職稱的晉級，需要這些人在面對大量日常工作的同時，還要發表文章，這是很吃虧的。”

張珮琛修復的青銅器作品西周龍紋禁，入選201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而屢屢發生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更是會在不經意間刺傷文物修復師們的自尊。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某家博物館配合自己的考古出土大展出書，序中洋洋灑灑地感謝了很多領導、機構和人，卻根本找不到修復師的名字。“這樣的例子在國內的行業中真的太多了。”張珮琛感慨道。

文物的保護與修復，是兩方面概念，前者偏科技範疇，後者偏手工範疇。雖然修復工作更多是在“幕後”，但其本身是一門手工藝，無疑也是一門學問。一旦重保護而輕修復，其實也是對文物的一種不尊重。

總有人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努力、付出。不僅僅是文物修復師。這樣的存在，使世界變得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