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兩位抗日名將、革命烈士張自忠將軍和戴安瀾將軍，如果沒有犧牲在抗日戰爭戰場上，活到解放戰爭時期，肯定會像名將傅作義、高樹勳一樣成為光榮起義的國軍名將。

戴肯定不會，他是小蔣嫡系，小蔣嫡系罕有起義的。張有可能，他是西北軍，但背景更復雜，少慕關公，頗講義氣，這就取決老蔣對他的態度了。

我敢拍胸脯保證張自忠一定會起義投入人民懷抱的，事實上他的舊部59軍的的確確在淮海戰場上臨陣起義了。而戴安瀾則說不定：一種可能是他受蔣迷惑跨不出那一步但也絕不會跟隨蔣去臺灣一條道走到黑極有可能避居香港；另一種可能作為黃埔三期生的他受學長徐向前，陳賡等影響從而走向新生……

人性不能考驗，歷史不容假設。前人有詩日“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纂時，倘使當日身就死，一生真偽有誰知”。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西北軍不是嫡系得不到應有的待遇，互相嫌隙猜疑，戴安瀾是天子門生正統嫡系，老蔣對這些人寵愛有加，會很效忠老蔣。

蔣對張自忠不薄，參考一下馮治安、劉汝明，所以未必能起義；戴安瀾是蔣嫡系，可參照鄭洞國，在突圍無望時有可能投誠。

扯淡的問題，歷史就是歷史，歷史沒有假如，也沒有如果。迦羅世界上沒有雞蛋還會有雞嗎？假如地球上沒有男人，還會有女人嗎？以後少拿這樣的問題來煩我。

1948年淮海戰役中蔣軍在的崩潰，其實是從賈汪起義開始的，由於駐守賈汪和臺兒莊一線的第三綏靖區主力23000餘人起義，讓出了關鍵防區和重要通道，華野大軍才得以迅速南下截斷了黃百韜撤往徐州之路，進而成為戰役的燃點。而這個第三綏靖區，就是由抗戰時期張自忠任總司令的第33集團軍改編而來的。

1940年5月16日，第五戰區右翼集團軍總司令、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殉國，舉國皆哀。之後第33集團軍交由副總司令馮治安統帶，抗日戰爭勝利後一度改編為“整編第33軍”，下轄張自忠的基本部隊整59師和馮治安的基本部隊整77師，馮治安繼續擔任整編軍長，1948年降格為擔任徐州以北守備任務的第三綏靖區，馮治安改任綏區司令。

那麼賈汪起義是誰領導的呢？綏區副司令張克俠、何基灃，因為這個時候馮治安並不在軍中，而是先養病後在徐州偷懶，起義之前，馮治安曾經因為懷疑何基灃，差點把他扣在徐州，而起義發生後，馮治安非但沒有趕回參加，還直接去了南京找老蔣請罪，可謂頑固透頂。所以啊，連張自忠的副手都沒有起義的念頭，能奢望張將軍後來舉起義旗嗎？難。

老蔣對絕大多數持西北軍將領討厭態度，比較例外的有孫連仲、劉汝明兩人，恐怕還應該加上個過早戰死的張自忠。七七事變爆發時，駐守平津的宋哲元第29軍還心存幻想，認為可以透過談判和讓步換取繼續在平津地區苟安，而老道的宋哲元並未親自出面談判，派出的正是所屬第38師師長兼天津市長張自忠。張自忠與日本人在7月11日和19日兩次簽署了協議，中心思想就是在所謂不追究事變責任、道歉、“共同防共”等問題上先後作了重大讓步。

注意最後一條，足以說明張自忠的政治態度並不是“左傾”，及至日軍大舉來攻宋哲元逃離北平時，又留下張自忠與敵周旋，張自忠最後發現日本人的真實目的後才清醒過來，匆忙化裝逃出。北平軍分會總參議、北洋出身的熊斌曾經評價說：”迨日軍進駐北平，張始認識敵人之真面目，則為時已晚，但張氏決不願做漢奸，否則不必化裝逃出北平，憑心而論，自忠尚非喪心賣國之徒，但學識不夠，復熱衷權力，圖謀一己之利益而未能深察大局也”。

所以張自忠將軍早期的標籤應該是：勇武善戰、重義氣、政治上不成熟和比較維護小團體利益，跟我黨也沒什麼交集。也正因為如此，他在北平的周旋一度被民眾視為“漢奸“行為，輿論一片譁然，是故逃離後並未馬上獲得兵權。第29軍後來集結在津浦線上升格為第一集團軍，張自忠的第38師升格為第59軍，但是軍長是由馮治安代理的，因為軍長的任命，必須透過軍事委員會的那個委員長，而老蔣很是猶豫了一些時間。

最終老蔣首肯張自忠復職，一方面是五戰區李宗仁的勸諫，一方面是第59軍確實沒有合適的其他軍長人選，那畢竟是張自忠的基本部隊，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老蔣已經確認張自忠既沒有當漢奸、也沒有戴紅帽子，在政治上是比較可靠的。隨著張自忠在徐州會戰中拼死殺敵屢立戰功，又被一路晉升為第16軍團長、第33集團軍總司令等職務，這是與老蔣的提攜分不開的，因此，熱衷權力並且挺講義氣的張自忠，必然對老蔣心存感激。

（何基灃將軍）

老蔣對張自忠的某種偏愛，其實從張自忠犧牲後他的表現也能夠看出來，1940年5月28日，張自忠的靈柩運抵重慶朝天門碼頭時，重慶萬人空巷，老蔣、林森、馮玉祥、何應欽等軍政大員一體出動，老蔣更是“撫棺大怮”，且親自扶靈執紼，再拾級而上，護送靈柩穿越全城。

國民政府則釋出國葬令，頒發“榮字第一號”榮哀狀，將張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並列首位。這裡面雖固然有作秀的成分，但是抗戰期間戰死的高階將領並非一人（張是中將加上將銜），治喪規格和極盡哀榮的，類似張自忠的可是絕無僅有。

（張自忠葬禮）

張自忠將軍的抗日決心和戰績有目共睹，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以其思想的侷限性、舊社會的江湖義氣和對老蔣的態度來看，如果沒有犧牲在抗戰中，硬說他一定會起義就有些牽強了，這是兩碼事。抗戰期間為國為民族捐軀的國軍官兵何止萬千，不可能在政治信仰上都傾向於延安，那是不現實的。作為雜牌軍中比較受重用的高階將領，可參看孫連仲、馮治安和劉汝明的最終結局，幾乎都是兵敗逃臺。

“海鷗將軍”戴安瀾則更不可能了，那是黃埔三期的嫡系，早期在關麟徵第25師系統、然後是在湯恩伯的第89師系統、最後轉入杜聿明的第200師系統，這三支部隊有一個共性，都是中央軍嫡系中的嫡系。戴安瀾年僅35歲時就接替杜聿明擔任第200師少將師長，第200師是當時軍事委員會直屬唯一的一個機械化師，可謂是重中之重，此類嫡系王牌的軍事主官，必然經過嚴格的政治考察，且待遇較好忠誠度較高。

（馮治安）

當時在杜聿明第五軍的作戰序列中，第200師師長是戴安瀾，榮譽第1師師長是鄭洞國（黃埔一期），新編第22師師長是邱清泉（黃埔二期），後起之秀能夠與兩位學長並列，足見高層的信任。在後來的解放戰爭中，鄭洞國在長春堅持到毫無生機也沒有起義，而是被部下裹脅後按“投誠”處理的，邱清泉更是在淮海戰役死於亂軍之中，杜聿明則是在企圖逃跑時被俘，這些人的結局，都可以佐證戴安瀾的立場，一句話，犧牲在抗日戰場上，未必是一件壞事。

蔣系中央軍能夠從一個教導團發展到百萬人馬，固然有時勢的因素，其實與黃埔學生的抱團取暖和忠誠度也有關係，在兵敗大陸之際，起義和投誠的將領中以雜牌軍和中央軍旁系為多，黃埔嫡系並非沒有，但是佔比真心不大，倒是與這些人的愚忠和榮譽感關係甚大。犧牲在抗日戰場上的，我們自當紀念，後來沒有起義或者投誠的，也不應該苛求，人各有志，許多嫡系將領在軍事形勢絕望的情況下，也曾經彷徨猶豫過，但是最終毅然起義的，還真是不多，因為畢竟曾經刀兵相見過。

杜聿明、關麟徵、戴安瀾等黃埔生，都跟隨徐庭瑤第4師部隊一起進攻過鄂豫皖蘇區，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紅25軍軍長蔡申熙就是在與第4師激戰霍丘時犧牲的，1932年的這次“圍剿”也最終迫使紅四方面軍撤離了鄂豫皖蘇區，且損失頗大。曾經如此拼殺過的兩軍陣營，在決定起義時有一定顧慮，是人之常情，黃埔一期的陳明仁在湖南起義時，不僅躊躇良久，條件了也提了一堆，無它，四平血戰雙方都忘記不掉。

特別要注意一點，率領第三綏靖區起義的兩位將軍，在性質上跟張自忠、戴安瀾都有所不同，張克俠1929年就是特別黨員，而何基灃1939年1月也已經秘密入黨，他們兩位的政治態度，是不能代表張自忠和馮治安的。

（第三綏靖區起義）

答，

這個假設不成立，因為張自忠將軍的內心，一直都在一種折磨裡，裝滿國仇家恨。要知道對於一個將軍，寸土必爭，這是在有實力雄厚的情況下，做出來的保家衛國事情，可是沒有實力，怎麼辦，必須“忍辱負重”張自忠將軍在北平留守的時候，為了儲存手下，又要與日本人周旋，直到二十九軍全部撤離，為此遭到罵聲一遍。

他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夠以死銘志，為此，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本來背黑鍋，調到二線的他，一次，次主動要求回到一線，活著是一種疼，死了可以讓更多的軍人前仆後繼的為國犧牲。這是他最後的想法和作用。民可以死，但是隻要有兵在，國不能亡，成可以破，“包羞忍辱是男兒。“張自忠將軍就是這樣的人。

戴安瀾將軍的軍隊在緬甸，完全可以跑到印度，但是英華人的條件就是士兵不能帶武器，這是一個尊嚴問題。其實我覺得軍人風采就是寧可流血犧牲，也不能丟掉一個國家的尊嚴。這樣的人知道為什麼成為軍人。

軍人的品質不是“牆頭草”，不說是錚錚鐵骨，必須是保境安民。

看看在湖南起義的陳明仁將軍，黃埔一期，東北四平與四野血戰，最後還是在湖南，與程潛一起湖南起義。只要是真心為國為民的，最終都會拋棄蔣該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