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統是三國時期的一個傑出人物，龐統（179～214年），字士元，漢時荊州襄陽人。為三國時期劉備的重要謀士，才智與諸葛亮齊名，官拜軍師中郎將。在進圍雒縣時，統率眾攻城，不幸被流矢所中而亡，時年36歲，英年早逝。劉備悲痛萬分，追賜統為關內侯，諡曰靖侯，親自為其挑選墓地，後來龐統所葬之處遂名為落鳳坡。楊戲《季漢輔臣贊》稱讚龐統曰：“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諸葛亮也說過：“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見《三國志·廖立傳》）現於四川省羅江縣城西的鹿頭山白馬關處有龐統祠墓，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不過，我們在看《三國志》及有關龐統與諸葛亮關係的記載時，發現還有一些與傳統觀點不同的地方，為探究真相，特列舉如下，供大家研究分析。
第一，在《三國志·蜀書五·諸葛亮傳》中，徐庶最早提及諸葛亮為“臥龍”，但沒有提及龐統是諸葛亮好友，以及龐統為“鳳雛”的記載。
陳壽在該傳中記載：“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在《三國志·蜀書九·董和傳》 中，陳壽又一次提到：“亮後為丞相，教與群下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從這段文字記載可以看出，在陳壽的《三國志》中，諸葛亮在三顧茅廬之前已有“臥龍”之稱號，所交往的好友“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而已，“惟”表明是排他的。沒有諸葛亮與龐統、龐德公、司馬徽等人交往的記載。
第二，在《三國志·蜀書七·龐統傳》中，陳壽提及了龐統與司馬徽的密切關係，但也沒有提及與諸葛亮的“好友”關係。
陳壽在《龐統傳》中記載：“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鑑，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這段文字中提到了龐統與司馬德操的密切關係，提及了司馬德操對龐統的賞識和讚揚之語，即“稱統當南州士之冠冕”的話語，沒有龐統、司馬德操與諸葛亮關係的記載，更沒有司馬德操將諸葛亮與龐統共同列為“臥龍”、“鳳雛”的任何文字。另外，《後漢書·逸民列傳》有龐德公的一段記載，也沒有提及龐統和諸葛亮之事。這段記載表明，龐統和司馬徽在陳壽筆下並非是可寫可不寫的碌碌之輩，陳壽對此二人的瞭解和史料蒐集應該是非常詳盡的，陳壽連龐統與司馬徽樹下之語都記載的這麼清楚，如果真有龐統與當時名氣更大的諸葛亮的密切交往和名號“鳳雛”的事實，陳壽絕對不會不記。
第三，《三國志·蜀書·龐統傳》接著又記道：“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
這段文字是龐統出仕到東吳的經歷，時間大約在赤壁大戰後，周瑜幫助劉備攻取荊州，兼任南郡太守，龐統仍為功曹，記載了龐統與東吳人士的交往。依這段記載，龐統此時已經是小有名氣了，“吳人多聞其名”，官居功曹（功曹權力，在漢代最盛。郡之功曹，除人事外，常能與聞一郡政務。司隸校尉之功曹從事亦然，實為長官助理），其交往層次已是孫權、周瑜、魯肅的級別，其地位絕非此前“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的布衣諸葛亮所能比擬的。假如此前真有司馬徽所言“鳳雛”、“得一而可安天下也”的評論，此時怎麼沒有任何人提及？但遺憾的是，《三國志》仍然沒有他與當時也經常往來東吳的諸葛亮的所謂“友善”關係的記載，也沒有被人稱為“鳳雛”的任何文字。
第四，《三國志·蜀書·龐統傳》又說：“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併為軍師中郎將。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此後龐統入蜀，在雒縣“為流矢所中，卒”。“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諡曰靖侯”。
從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出，龐統在吳不得志，在劉備任荊州牧後，便以從事的身份試署耒陽縣令。在任不理縣務，治績不佳，被免官。於是吳將魯肅寫信給劉備，推薦龐統，他稱龐統“非百里才也”，建議劉備給其“治中、別駕之任”（治中，官職名，全稱為治中從事史，為州刺史的助理。別駕，官職名，全稱為別駕從事史，也叫別駕從事。漢代設定，為州刺史的佐吏。別駕因其地位較高，刺史出巡轄境時，別乘驛車隨行，故名）。這兩個職務和龐統此前曾經任過的功曹沒有太大的差別，治中從事就是從功曹從事改稱而來的。可見，在魯肅眼裡，龐統雖然是一個難得的“非百里才也”的人才，但也絕對沒有達到司馬徽所說的與諸葛亮“臥龍”並列的、“得一而可安天下也”的高度。用今天的話來講，魯肅對劉備的建議僅僅是希望劉備對龐統不要“降級”縣令使用，而是要“平級”治中、別駕使用而已。接著，諸葛亮也對劉備說起過龐統。於是，劉備召見龐統。兩人縱論上下古今，劉備此時才對他大為器重，按魯肅的建議任命他為治中從事。此後，劉備倚重龐統的程度逐步提高，後以龐統和諸葛亮同為軍師中郎將（相當於現代的參謀長）。
另外，這裡邊還有一個疑惑，龐統投劉備時並沒有隱名埋姓，而且他在荊州做功曹已經好長時間了，東吳乃至荊州上下對他都很熟悉。如果司馬德操確實對劉備說過“臥龍、鳳雛，得一而可安天下也！”依劉備三顧茅廬求賢諸葛亮的胸懷，面對自己送上門來的“鳳雛”，能僅僅因為其長相醜陋而讓他擔任小小的縣令嗎？從這段記載看來，在魯肅書信推薦龐統之前，劉備似乎根本不知道、不瞭解龐統的能力。也就是說，在此之前根本沒有司馬徽向劉備舉薦諸葛亮、龐統之事。還有，如果諸葛亮與龐統是一起在襄陽長大的“發小”、好友，諸葛亮為什麼不事先向劉備推薦龐統，而是在魯肅之後才“亦言之於先主”？經魯肅和諸葛亮推薦後，在此之前似乎根本不知道龐統何人的劉備才與龐統想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併為軍師中郎將”了。另外，劉備三顧茅廬是建安十二年（207），而劉備見龐統大概是建安十五年（210），在這麼長的時間裡，諸葛亮不向劉備推薦與自己齊名的好友“鳳雛”似乎說不過去。順便提一下，諸葛亮薦賢的舉動在《三國志》裡多有記載，如《三國志·蜀書九·劉巴傳》就有先“北詣曹公”，後“復從交趾至蜀”的劉巴，“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的記載。所以，諸葛亮在魯肅之後向劉備推薦龐統，是一種舉賢的職責使然，證明諸葛亮與龐統此前並無特殊的“好友”關係，龐統也沒有“鳳雛”之名號，否則，依諸葛亮之胸懷和水準，他絕對不會在龐統投奔劉備屈尊做了耒陽縣令和魯肅推薦龐統之後才“亦言之於先主”的。很明顯，依後世流行的說法，諸葛亮與龐統從小就很熟悉，按當時的情況，龐統又沒有“隱居”，他的行程諸葛亮非常清楚，何至於到這個時候才“言之於先主”？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整部《三國志》中，沒有一處文字稱龐統為“鳳雛”，也沒有將諸葛亮的“臥龍”與龐統的“鳳雛”相併列的任何記載。包括龐統身亡之地，《三國志》僅言“進圍雒縣，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歲”。沒有“落鳳坡”的附會言論。
第五，除了陳壽《三國志》以外，記載年輕諸葛亮好友的史書還有裴松之注引的《魏略》一書。《魏略》系魏郎中魚豢私撰，成書時間早於《三國志》。《魏略》記載諸葛亮好友的情況為：“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以及“庶先名福……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魏略》與《三國志》不同的是，魚豢記載的是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三位，沒有崔州平。不管怎麼說，在《三國志》和《魏略》這些史書中，青年諸葛亮求學時期的好友基本上都是流落到這裡的北方名士之後，沒有襄陽本地人與諸葛亮“相友善”的記載。即，沒有諸葛亮與龐德公、司馬德操、龐德公相友善的記載，也沒有司馬德操所謂“臥龍鳳雛，得一而可安天下也”的記載，我們稍微認真看一下《三國志》以及相關的書籍，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一點。另外，裴松之注引《江表傳》、《吳錄》、《九州春秋》亦有關於龐統的一些記載，但同樣沒有龐統為“鳳雛”以及他與諸葛亮交往的記載。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嘆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見《三國志·龐統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襄陽記又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見《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
問題至此已經很清楚了，在陳壽的《三國志》中，青年諸葛亮為“臥龍”，好友“惟”崔州平、徐元直而已。在《魏略》中，諸葛亮的好友增加了石廣元和孟公威二人。這些記載都沒有諸葛亮與龐德公、龐統、司馬徽交往，以及所謂龐統為“鳳雛”的記載。而在襄陽人習鑿齒所著的《襄陽記》中，諸葛亮的好友變成了襄陽人龐德公、龐統，以及《三國志》中已經記載的與龐統關係密切的司馬徽，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經到了“不知何者是客也”的地步了。同時，習鑿齒又借司馬徽之口，把襄陽人龐統抬到了與諸葛亮“臥龍”齊名的“鳳雛”的高度。習鑿齒在強烈的“蜀漢正統”史觀驅動下，為了在襄陽去追思諸葛亮這樣一個東晉南朝文人眼中完美的“光復中原”的楷模，除了“號曰”一個亮家之所在的“隆中”以外，又杜撰了一些生活在襄陽一帶的名士與諸葛亮密切交往的事例，杜撰了一個與諸葛亮齊名的襄陽“鳳雛”。
我們不否認東晉習鑿齒《襄陽記》所臆想的龐統為“鳳雛”的說法在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三國演義》，龐統被描寫成一個傳奇人物。以至於現在沒有人懷疑龐統就是“鳳雛”這樣一個“臆想”的神話。
當然，習鑿齒的這些所為也完全在情理之中。正如劉昭《後漢書·注補志序》所言：“加藝文以矯前棄，流書品採自近錄……借南晉之新虛，為東漢之故實。”唐代劉知幾在《史通·雜述篇》也雲：“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地方，罕聞愛異。”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亦云：“或纂述方誌，競為新異，妄有穿鑿，安處附會，頗失其真。”可見，在諸葛亮這個問題上，習鑿齒之《襄陽記》是有“罕聞愛異”和“妄有穿鑿”之嫌的。習鑿齒治史不嚴謹也備受裴松之詬病。裴松之在《三國志·蜀書·董允傳》引用了《襄陽記》的記載後，又說到與《漢晉春秋》說法不同，認為“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也。”另在《三國志·魏書·王凌傳》注引中，裴松之評論習鑿齒曰：“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
總之，在龐統為“鳳雛”這個問題上，魏晉時期的陳壽《三國志》和魚豢的《魏略》都沒有這樣的的記載，沒有他與青年諸葛亮“相友善”的隻言片語。而出現這一說法的是此後百餘年的東晉襄陽人習鑿齒的《襄陽記》，聯絡永嘉之亂以後晉室南遷的局面，聯絡習鑿齒為南晉爭正統，竭力推崇諸葛亮“光復中原”、“鞠躬盡瘁”楷模的形象，並穿鑿附會諸葛亮與襄陽人士的密切關係，“矜其鄉賢，美其邦族”，臆造出一個“鳳雛”的神話也就不足為奇了。當然，龐統是否為“鳳雛”與諸葛亮躬耕地問題的認定沒有直接關係，本文也不涉及對龐統這樣一個三國時期傑出人物的評價問題，但是，對歷史的本來面目我們應當有一個清醒地認識，我們有權利知道歷史的真相。後人如何“演義”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作為嚴肅的史學工作者，在正史《三國志》與野史《襄陽記》出現矛盾的時候，我們應當有一個清醒的態度，那就是：我們應當相信成書時間更早的正史，而不應該相信成書時間較晚的，且帶有明顯傾向的“地方野史”。同理，在諸葛亮躬耕地問題的爭論上也應該這樣。
名士冠冕奪益州，
千里之才難再酬。
臥龍鳳雛虛名去，
滾滾塵史一沙鷗。
龐統是三國時期的一個傑出人物，龐統（179～214年），字士元，漢時荊州襄陽人。為三國時期劉備的重要謀士，才智與諸葛亮齊名，官拜軍師中郎將。在進圍雒縣時，統率眾攻城，不幸被流矢所中而亡，時年36歲，英年早逝。劉備悲痛萬分，追賜統為關內侯，諡曰靖侯，親自為其挑選墓地，後來龐統所葬之處遂名為落鳳坡。楊戲《季漢輔臣贊》稱讚龐統曰：“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諸葛亮也說過：“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見《三國志·廖立傳》）現於四川省羅江縣城西的鹿頭山白馬關處有龐統祠墓，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不過，我們在看《三國志》及有關龐統與諸葛亮關係的記載時，發現還有一些與傳統觀點不同的地方，為探究真相，特列舉如下，供大家研究分析。
第一，在《三國志·蜀書五·諸葛亮傳》中，徐庶最早提及諸葛亮為“臥龍”，但沒有提及龐統是諸葛亮好友，以及龐統為“鳳雛”的記載。
陳壽在該傳中記載：“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在《三國志·蜀書九·董和傳》 中，陳壽又一次提到：“亮後為丞相，教與群下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從這段文字記載可以看出，在陳壽的《三國志》中，諸葛亮在三顧茅廬之前已有“臥龍”之稱號，所交往的好友“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而已，“惟”表明是排他的。沒有諸葛亮與龐統、龐德公、司馬徽等人交往的記載。
第二，在《三國志·蜀書七·龐統傳》中，陳壽提及了龐統與司馬徽的密切關係，但也沒有提及與諸葛亮的“好友”關係。
陳壽在《龐統傳》中記載：“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鑑，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這段文字中提到了龐統與司馬德操的密切關係，提及了司馬德操對龐統的賞識和讚揚之語，即“稱統當南州士之冠冕”的話語，沒有龐統、司馬德操與諸葛亮關係的記載，更沒有司馬德操將諸葛亮與龐統共同列為“臥龍”、“鳳雛”的任何文字。另外，《後漢書·逸民列傳》有龐德公的一段記載，也沒有提及龐統和諸葛亮之事。這段記載表明，龐統和司馬徽在陳壽筆下並非是可寫可不寫的碌碌之輩，陳壽對此二人的瞭解和史料蒐集應該是非常詳盡的，陳壽連龐統與司馬徽樹下之語都記載的這麼清楚，如果真有龐統與當時名氣更大的諸葛亮的密切交往和名號“鳳雛”的事實，陳壽絕對不會不記。
第三，《三國志·蜀書·龐統傳》接著又記道：“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
這段文字是龐統出仕到東吳的經歷，時間大約在赤壁大戰後，周瑜幫助劉備攻取荊州，兼任南郡太守，龐統仍為功曹，記載了龐統與東吳人士的交往。依這段記載，龐統此時已經是小有名氣了，“吳人多聞其名”，官居功曹（功曹權力，在漢代最盛。郡之功曹，除人事外，常能與聞一郡政務。司隸校尉之功曹從事亦然，實為長官助理），其交往層次已是孫權、周瑜、魯肅的級別，其地位絕非此前“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的布衣諸葛亮所能比擬的。假如此前真有司馬徽所言“鳳雛”、“得一而可安天下也”的評論，此時怎麼沒有任何人提及？但遺憾的是，《三國志》仍然沒有他與當時也經常往來東吳的諸葛亮的所謂“友善”關係的記載，也沒有被人稱為“鳳雛”的任何文字。
第四，《三國志·蜀書·龐統傳》又說：“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併為軍師中郎將。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此後龐統入蜀，在雒縣“為流矢所中，卒”。“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諡曰靖侯”。
從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出，龐統在吳不得志，在劉備任荊州牧後，便以從事的身份試署耒陽縣令。在任不理縣務，治績不佳，被免官。於是吳將魯肅寫信給劉備，推薦龐統，他稱龐統“非百里才也”，建議劉備給其“治中、別駕之任”（治中，官職名，全稱為治中從事史，為州刺史的助理。別駕，官職名，全稱為別駕從事史，也叫別駕從事。漢代設定，為州刺史的佐吏。別駕因其地位較高，刺史出巡轄境時，別乘驛車隨行，故名）。這兩個職務和龐統此前曾經任過的功曹沒有太大的差別，治中從事就是從功曹從事改稱而來的。可見，在魯肅眼裡，龐統雖然是一個難得的“非百里才也”的人才，但也絕對沒有達到司馬徽所說的與諸葛亮“臥龍”並列的、“得一而可安天下也”的高度。用今天的話來講，魯肅對劉備的建議僅僅是希望劉備對龐統不要“降級”縣令使用，而是要“平級”治中、別駕使用而已。接著，諸葛亮也對劉備說起過龐統。於是，劉備召見龐統。兩人縱論上下古今，劉備此時才對他大為器重，按魯肅的建議任命他為治中從事。此後，劉備倚重龐統的程度逐步提高，後以龐統和諸葛亮同為軍師中郎將（相當於現代的參謀長）。
另外，這裡邊還有一個疑惑，龐統投劉備時並沒有隱名埋姓，而且他在荊州做功曹已經好長時間了，東吳乃至荊州上下對他都很熟悉。如果司馬德操確實對劉備說過“臥龍、鳳雛，得一而可安天下也！”依劉備三顧茅廬求賢諸葛亮的胸懷，面對自己送上門來的“鳳雛”，能僅僅因為其長相醜陋而讓他擔任小小的縣令嗎？從這段記載看來，在魯肅書信推薦龐統之前，劉備似乎根本不知道、不瞭解龐統的能力。也就是說，在此之前根本沒有司馬徽向劉備舉薦諸葛亮、龐統之事。還有，如果諸葛亮與龐統是一起在襄陽長大的“發小”、好友，諸葛亮為什麼不事先向劉備推薦龐統，而是在魯肅之後才“亦言之於先主”？經魯肅和諸葛亮推薦後，在此之前似乎根本不知道龐統何人的劉備才與龐統想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併為軍師中郎將”了。另外，劉備三顧茅廬是建安十二年（207），而劉備見龐統大概是建安十五年（210），在這麼長的時間裡，諸葛亮不向劉備推薦與自己齊名的好友“鳳雛”似乎說不過去。順便提一下，諸葛亮薦賢的舉動在《三國志》裡多有記載，如《三國志·蜀書九·劉巴傳》就有先“北詣曹公”，後“復從交趾至蜀”的劉巴，“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的記載。所以，諸葛亮在魯肅之後向劉備推薦龐統，是一種舉賢的職責使然，證明諸葛亮與龐統此前並無特殊的“好友”關係，龐統也沒有“鳳雛”之名號，否則，依諸葛亮之胸懷和水準，他絕對不會在龐統投奔劉備屈尊做了耒陽縣令和魯肅推薦龐統之後才“亦言之於先主”的。很明顯，依後世流行的說法，諸葛亮與龐統從小就很熟悉，按當時的情況，龐統又沒有“隱居”，他的行程諸葛亮非常清楚，何至於到這個時候才“言之於先主”？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整部《三國志》中，沒有一處文字稱龐統為“鳳雛”，也沒有將諸葛亮的“臥龍”與龐統的“鳳雛”相併列的任何記載。包括龐統身亡之地，《三國志》僅言“進圍雒縣，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歲”。沒有“落鳳坡”的附會言論。
第五，除了陳壽《三國志》以外，記載年輕諸葛亮好友的史書還有裴松之注引的《魏略》一書。《魏略》系魏郎中魚豢私撰，成書時間早於《三國志》。《魏略》記載諸葛亮好友的情況為：“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以及“庶先名福……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魏略》與《三國志》不同的是，魚豢記載的是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三位，沒有崔州平。不管怎麼說，在《三國志》和《魏略》這些史書中，青年諸葛亮求學時期的好友基本上都是流落到這裡的北方名士之後，沒有襄陽本地人與諸葛亮“相友善”的記載。即，沒有諸葛亮與龐德公、司馬德操、龐德公相友善的記載，也沒有司馬德操所謂“臥龍鳳雛，得一而可安天下也”的記載，我們稍微認真看一下《三國志》以及相關的書籍，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一點。另外，裴松之注引《江表傳》、《吳錄》、《九州春秋》亦有關於龐統的一些記載，但同樣沒有龐統為“鳳雛”以及他與諸葛亮交往的記載。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嘆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見《三國志·龐統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襄陽記又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見《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
問題至此已經很清楚了，在陳壽的《三國志》中，青年諸葛亮為“臥龍”，好友“惟”崔州平、徐元直而已。在《魏略》中，諸葛亮的好友增加了石廣元和孟公威二人。這些記載都沒有諸葛亮與龐德公、龐統、司馬徽交往，以及所謂龐統為“鳳雛”的記載。而在襄陽人習鑿齒所著的《襄陽記》中，諸葛亮的好友變成了襄陽人龐德公、龐統，以及《三國志》中已經記載的與龐統關係密切的司馬徽，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經到了“不知何者是客也”的地步了。同時，習鑿齒又借司馬徽之口，把襄陽人龐統抬到了與諸葛亮“臥龍”齊名的“鳳雛”的高度。習鑿齒在強烈的“蜀漢正統”史觀驅動下，為了在襄陽去追思諸葛亮這樣一個東晉南朝文人眼中完美的“光復中原”的楷模，除了“號曰”一個亮家之所在的“隆中”以外，又杜撰了一些生活在襄陽一帶的名士與諸葛亮密切交往的事例，杜撰了一個與諸葛亮齊名的襄陽“鳳雛”。
我們不否認東晉習鑿齒《襄陽記》所臆想的龐統為“鳳雛”的說法在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三國演義》，龐統被描寫成一個傳奇人物。以至於現在沒有人懷疑龐統就是“鳳雛”這樣一個“臆想”的神話。
當然，習鑿齒的這些所為也完全在情理之中。正如劉昭《後漢書·注補志序》所言：“加藝文以矯前棄，流書品採自近錄……借南晉之新虛，為東漢之故實。”唐代劉知幾在《史通·雜述篇》也雲：“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地方，罕聞愛異。”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亦云：“或纂述方誌，競為新異，妄有穿鑿，安處附會，頗失其真。”可見，在諸葛亮這個問題上，習鑿齒之《襄陽記》是有“罕聞愛異”和“妄有穿鑿”之嫌的。習鑿齒治史不嚴謹也備受裴松之詬病。裴松之在《三國志·蜀書·董允傳》引用了《襄陽記》的記載後，又說到與《漢晉春秋》說法不同，認為“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也。”另在《三國志·魏書·王凌傳》注引中，裴松之評論習鑿齒曰：“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
總之，在龐統為“鳳雛”這個問題上，魏晉時期的陳壽《三國志》和魚豢的《魏略》都沒有這樣的的記載，沒有他與青年諸葛亮“相友善”的隻言片語。而出現這一說法的是此後百餘年的東晉襄陽人習鑿齒的《襄陽記》，聯絡永嘉之亂以後晉室南遷的局面，聯絡習鑿齒為南晉爭正統，竭力推崇諸葛亮“光復中原”、“鞠躬盡瘁”楷模的形象，並穿鑿附會諸葛亮與襄陽人士的密切關係，“矜其鄉賢，美其邦族”，臆造出一個“鳳雛”的神話也就不足為奇了。當然，龐統是否為“鳳雛”與諸葛亮躬耕地問題的認定沒有直接關係，本文也不涉及對龐統這樣一個三國時期傑出人物的評價問題，但是，對歷史的本來面目我們應當有一個清醒地認識，我們有權利知道歷史的真相。後人如何“演義”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作為嚴肅的史學工作者，在正史《三國志》與野史《襄陽記》出現矛盾的時候，我們應當有一個清醒的態度，那就是：我們應當相信成書時間更早的正史，而不應該相信成書時間較晚的，且帶有明顯傾向的“地方野史”。同理，在諸葛亮躬耕地問題的爭論上也應該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