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馬案》、《楊月樓案》、《太原奇案》、《楊乃武與小白菜案》被稱為晚清四大奇案，而其中這《刺馬案》被稱為晚清四大奇案之首。而與其他奇案的曲折離奇、峰迴路轉不同，《刺馬案》的兇手並沒有逃離兇場，且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那為何此案卻被稱為晚清四大奇案之首呢？

首先，該案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涉及到晚清的重大政治。朝廷最高級別的封疆大吏，竟死於莫名的刺殺，乃是自大唐宰相武元衡被刺以後，一千餘年之未有之事件。自湘軍平定太平天國之後，清廷對湘軍在江南的勢力而坐立不安。不但沒有兌現“克復金陵者王”的承諾，反而下令裁汰湘軍，並使“調虎離山”之計，將曾國藩調離江南，任命其為直隸總督。

直隸總督雖為疆臣之首，卻在朝廷的眼皮底下，論實際權力，直隸總督遠不能與兩江總督相比，且遠離了曾國藩的勢力根基。同時，清廷以馬新貽為兩江總督，接手兩江地區（肩負裁汰湘軍、追查太平天國國庫等重任）。湘軍流血犧牲才攻取的江南，卻迎來了馬新貽為兩江總督，湘軍顯然是極為不安與憤怒的。

再則，馬新貽被刺經過比較蹊蹺。馬新貽也是靠軍功而步步高昇的，而並非如一般的文臣，其當天參加完閱射回官署時，有負責警衛的督標中軍副將喻吉三、武巡捕葉化龍以及兩三名馬弁跟隨，卻最終死於張文祥的短兵利刃。沒有內部人員的配合，是不可能行刺成功的，且張文祥在行刺的過程中高呼“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將馬新貽刺死之後也無逃生的慾望，都是極為反常的表現。

第三，張文祥的供詞疑點重重。儘管許多相關影視作品及野史記載，馬新貽與張文祥等匪首曾繫結拜兄弟，可馬新貽飛黃騰達之後，不但霸佔拜把兄弟的妻室，還誘殺了拜把兄弟。以致張文祥報仇，刺殺了馬新貽。但是，從張文祥的供詞來分析，張文祥與馬新貽並不相識，張文祥刺殺馬新貽的理由也比較牽強，表明張文祥是受人指使（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

第四，案件處理也撲朔迷離。慈禧接到馬新貽被刺殺的奏報後，吃驚地表示:“馬新貽此事豈不甚奇？”。卻立即調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並會同刑部尚書鄭敦謹主審此案。鄭敦謹審完此案回京，至清江浦（今淮安），就上疏以病乞罷，卻於十餘年後才死去。表明鄭敦謹已審出真相，但事態太過嚴重，以致其不敢回京述職。而從清廷立調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也表明清廷看出這其中的玄機，故而，對馬新貽被刺之真相也並不能繼續深究下去，而且最是說不得。

張汶祥刺馬案指的是清末張汶祥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的歷史事件，此案疑霧重重，廣為流傳，成為晚清的四大奇案之一。馬新貽（字谷山，號燕門，別號鐵舫，回族，山東菏澤東北五十里馬海村人，生於1821年（清道光元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進士，先任安徽建平（今郎溪）縣知縣，再任合肥縣知縣，廬州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俗稱臬臺），再升安徽布政使（俗稱藩臺），後升浙江巡撫（俗稱撫臺），成為一省行政長官。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閩浙總督（俗稱制臺、制軍），成為節制浙江、福建兩省軍政的方面大員，同治七（1868年）年，改任兩江總督，節制安徽、江蘇、江西三省軍政事務，併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虛銜），官居一品。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在督府側門被張汶祥以利刃刺入右脅，次日隕命。）被刺後，立即有“刺馬案”戲文上演。

太平天國失敗後，人們傳言曾國藩（湘軍，是清朝著名的地方軍閥武裝，清咸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以吏部侍郎的頭銜回湘辦團練，用“營官自招”方式組建一萬七千人的地方武裝，能征慣戰，與太平天國軍隊惡戰多年，轉戰數省，擴充至十餘萬人，於同治三年（1864年）在曾國藩之弟曾國荃率領下攻破太平天國的天京（今南京），為清廷立下汗馬功勞，成為清末一支舉足輕重的軍事政治力量。曾國藩以軍功連升高官，後任直隸總督、兩江總督，節制浙、贛、蘇、皖四省軍務，官居一品，並封侯爵。曾國藩久在江南，蘇、皖、贛各省大小官員均為曾的部下、門生、故舊，湘軍駐防三省各地，而這三省的賦稅收入佔了清廷年收入的三分之一。這樣一股龐大的地方勢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勢，清皇室已對此頗為忌憚。）有野心，其實他的部下早就慫恿他謀取帝位。在與太平軍作戰時，清廷不得不依重湘軍，但是，如今太平軍被“蕩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許曾國藩在江南坐大嗎？東南臥著一隻虎，她睡覺也不安心。於是她把曾國藩調離江寧，派馬新貽任兩江總督，迅速裁撤湘軍。

江寧是湘軍攻下來的，兩江一直被湘軍視為私地，他們在那裡經營了數年，豈能輕易讓給馬新貽。馬新貽幾十年來一直沒有自己的軍隊，孑然一身來到江寧，如入龍潭虎穴。馬新貽被刺，朝廷心中明白，為了不致激起兵變，動搖清王朝的統治，趕緊調曾國藩回蒞江寧坐鎮。從此，兩江總督寶座長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問津。

太平天國失敗後，湘軍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來，他們比土匪還要兇殘，明目張膽地肆疾搶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後，幾萬湘軍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將領。（太平天國在南方縱橫十餘年，積累了大量的金銀財寶，大部分囤積在天京。湘軍攻破天京，這些金銀財寶被湘軍搶掠一空，自曾國荃以下，人人發了大財，回鄉買田宅，置產業，華人側目。清政府令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查報太平天國留下的金銀財寶，曾國藩上奏說，破天京時，天王府一場大火燒得片瓦無存，沒有留下什麼財寶。對此清廷心存疑慮，很想查清，又不敢得罪湘軍集團，處於兩難境地。）這些人並不回鄉務農，而是到處遊蕩擄掠。有些人參加了哥老會，有些人本來就是哥老會成員。湘軍裁撤擴大了黑勢力，散兵遊勇又與黑勢力結合，成為社會的一大公害。馬新貽在懲治散兵遊勇時非常嚴厲，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稱的袁保慶為營務處總管，抓到為害百姓、有非法行為的散兵遊勇即就地正法。散兵遊勇和黑勢力對他恨之入骨。

那個曾給孫衣言透過口風的顏士璋頗有心計，他寫了一本《南行日記》，記述了赴寧的全部過程。據他的曾孫顏牧皋說，日記中寫道：“刺馬案與湘軍有關。”“刺馬案背後有大人物主使。”

張汶詳刺殺馬新貽，在警衛森嚴的督署重地一撲而中。馬新貽被刺後，立即有“刺馬案”戲文上演，而且正值鄉試，安徽學政殷兆鏞出試題，竟然寓其譏諷，喬松年也來湊熱鬧，寫了一首歪詩作證，湘軍將領給張汶詳立碑等等。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刺馬案是一件有計劃、有組織的政治謀殺事件。從案件的實施，到輿論的有力配合，以及對審案的精心策劃和對結案的精明設計，都說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疑案迷霧

同治六年十二月八日，內閣奉上諭：“閩浙總督箸馬新貽補授，等因。欽此。”馬新貽由浙江巡撫升任閩浙總督，按慣例，馬新貽上奏要求進京陛見請訓。同治七年五月廿八日，馬新貽進京陛見，並乞賞假二十日回鄉祭祖。七月十九日，馬新貽回到家鄉菏澤馬海。八月初九日假滿，遵制啟程赴任，十三日到濟寧，邸報載：同治七年七月廿一日，內閣奉上諭：“兩江總督箸馬新貽調補，毋庸來京請訓。欽此。”同時又接兵部火票遞送軍機大臣字寄稱：同治七年八月初五日，內閣奉上諭：“新授兩江總督馬新貽，箸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欽此。”馬新貽九月到江寧任兩江總督。

馬新貽是文官出身，不懂軍務，但以做事精明幹練著稱。清廷把曾國藩從兩江總督任上調開，去任直隸總督，遠離他的老窩，換馬新貽任兩江總督，去一方之霸，安排一個忠介文官，這恐怕是老謀深算的慈禧太后的一手高招。慈禧太后用馬新貽為兩江總督，有沒有令其查證曾氏兄弟及湘軍集團之劣跡、追查太平天國金銀財寶下落的密旨呢？對這個問題，縱然沒有找到確切證據，但也有蛛絲馬跡可尋。

其一，馬新貽實授閩浙總督，在進京陛見請訓時，曾先後十餘次被召見，最後一次是慈禧太后在養心殿住處召見。召見後馬新貽退出來，時值六月，馬新貽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溼，滿面驚恐。據馬新貽的後人說，慈禧太后授以密旨，要其密查太平天國金銀財寶下落。馬新貽深知此事極為重大，極為兇險，故此失態。按說方面大員第一次進京陛見，理應到處拜見高官、京官，疲於應酬。可是馬新貽在最後一次召見後匆匆離京，回鄉祭祖去了，這是有違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務，不會這樣行事。

其二，馬新貽離京回鄉時，清廷尚未發出其改任兩江總督的上諭，馬新貽顯然已經知道他要改任兩江總督的資訊，因為作為閩浙總督是沒辦法查的。據馬新貽的後人說，馬新貽回鄉祭祖假滿啟程前，將其兩位兄長招到秘室，反覆叮囑：“我此行吉凶難料，萬一有不測，你們萬萬不得赴京告狀，忍氣吞聲，方可自保。”兩兄聞言驚恐萬狀，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

其三，馬新貽任兩江總督兩年，幹了許多實事。如何查的案，無據可查。其間清廷大裁軍，湘軍被迫裁軍數萬，裁下的湘軍官兵並未回湘，原在湘軍中“哥老會”大行，裁下後就變成了地方上的黑勢力，與湘軍、官府勾結，無惡不作，給社會帶來不穩。馬新貽鎮壓了一批地方黑勢力，打擊了湘軍的“地方別動隊”。

其四，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馬新貽例行閱軍，在督府右箭道檢閱射箭。閱畢，走側門步行回督府。前有數名巡捕開道，後有武弁、兵丁簇擁，而刺客張汶祥從旁邊突然衝出，直撲馬新貽。馬新貽右脅中刀，即倒下，被迅速抬入督府，次日傷重不治。張汶祥刺馬後並未趁亂逃走，即被拿下。張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有來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其五，馬新貽被刺，幾天後清廷發出上諭：“亟須嚴行訊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趕緊嚴訊，務得確情，盡法嚴辦。”江寧將軍魁玉會同藩臺梅啟照等人審訊刺客張汶祥。幾天後，又加派漕運總督張之萬參與審訊。此數人藉口案情重大，拖拉時日，也不對刺客用刑，藉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誰任其咎？”最後魁玉、張之萬上奏說：“張汶祥矢口不移其供，只是因私對馬心懷憤恨，為同夥報仇，為自己洩憤，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並以此擬定罪名結案。

其六，清廷並不相信魁玉、張之萬的“擬定罪名”，即諭令曾國藩火速回任兩江總督，並加派刑部尚書鄭敦謹為欽差大臣，攜帶刑部兩名郎中（即滿人郎中伊勒通阿、漢人郎中顏士璋）即刻赴江寧複審。

其七，曾國藩接旨後堅辭再任兩江總督，並上奏以病體請求開缺養病。清廷不予批准，諭令儘快赴任，但曾國藩遲遲不動，拖延近三個月才到江寧接任。

其八，鄭敦謹是刑部主官，素來有“鐵面無私”的稱號。他受命時正值隆冬季節，大雪阻隔，車馬不能行，鄭即與兩個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趕赴江寧，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寧，第二天就關門審案。鄭的本意也想查個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鐵面無私”的稱號。審了幾日，張汶祥並不改口，曾國藩坐在一旁只聽不言。鄭敦謹滿腹疑惑，私下問曾有何看法，曾國藩淡淡地說：“看來只好照魁、張原奏之法奏結此案。”鄭敦謹聽後恍然頓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於是即按魁、張原奏之法奏結，仍按原擬罪名定案。參審的江蘇候補道孫衣言、山東候補道袁保慶對此極為不滿，當面質問鄭敦謹，鄭說：“萬一審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軍隊是後臺，此案如何了局？”結案奏章須所有參審人員一一“書諾”（即認可並願意負責），孫衣言、袁保慶堅決不“書諾”。

其九，結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進京，未等聖旨下達，鄭敦謹即攜兩個郎中離開江寧。曾國藩依例奉上“程儀”，鄭分文未取，兩個郎中各受紋銀500兩。行至清江，鄭敦謹打發兩個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寫奏摺稱病不能任職，請求開缺。清廷不允，給假兩個月養病。鄭敦謹自行棄官回鄉，終生不再為官。

其十，刑部兩個郎中回京後不久就悄然離京，漢郎中顏士璋被放蘭州知府然而並無實缺，貧困潦倒，西北大帥左宗棠出身湘軍，深知其中黑幕，對顏無辜受過十分同情，令其軍中幫辦。滿郎中伊勒通阿“給全俸以養天年”，回老家去了。

其十一，江蘇候補道孫衣言，性情耿直，文筆老辣，山東候補道袁保慶，嫉惡如仇，言辭犀利，兩人候補數年均未得實缺，十分落魄。馬新貽到任後知道了孫、袁二人的才幹，點名保奏要孫、袁到督府任職，成為馬新貽的左右手，號稱馬新貽的一支筆、一張嘴。馬新貽死後，孫衣言應邀為其撰寫《神道碑銘》，慷慨激昂，直書胸臆：“…..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結，衣言遂不書諾。嗚呼！衣言之所以奮其愚憨為公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此文一出，震驚朝野，輿論大譁，就連慈禧太后也明白其中大有隱情。然而，清廷不會為了一個死去的人，甘冒激變地方勢力、動搖大清江山的風險。斯人已經做古。就讓他去吧。

從上述十個方面的跡象來看，馬新貽之死，決非如同戲文裡、《清稗類鈔》裡所傳的“桃色案件”，也決非如同當時新聞、邸報裡公佈的“挾私報復”，可能是與查訪曾氏兄弟、湘軍集團的劣跡和太平天國金銀財寶去向有關，這恐怕才是官居一品的方面大員馬新貽被刺殺的真正原因。

從整個事件的過程分析，曾國藩極有可能並非“張汶祥刺殺馬新貽案”的幕後主使，而是其弟------湘軍總督曾國荃，但曾國藩顯然知道是其弟和湘軍集團所為。然而此案關乎曾氏家族和湘軍集團的聲譽、威望，也害怕如若揭穿此案可能會牽連出更多的劣跡、更多的人，引發全面崩潰，因此曾國藩不得不曲為遮掩，並想辦法消除後患。

馬新貽死後，張汶祥被凌遲處死，並掏出心、肝在馬新貽的靈柩前致祭。四月，靈柩運至菏澤馬海，七月，葬入馬氏新塋。清廷對對馬新貽賞加太子太保銜，照總督陣亡例賜卹，入祀“賢良祠”，國史列傳，賜諡號曰：端敏，在江寧、菏澤、廬州、及浙江海塘為馬新貽立祠，馬新貽無子，嗣子馬毓楨加恩賞主事，分派在刑部學習行走。

《投名狀》的故事情節原型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馬案，該案地位與“楊乃武與小白菜”並列。因為牽涉到美女、義氣、背叛諸多戲劇元素，被改編成京劇、電影。電影最出名的當數三十多年前導演張徹為邵氏所拍版本。刺馬案中的張文祥、黃縱皆為草莽中人，與馬新貽不打不相識，並結為異姓兄弟。老二黃縱的妻子米蘭愛慕大哥馬新貽，但馬新貽建立起感情的堅強防線，未被米蘭的愛所衝破。待馬新貽任兩江總督，米蘭對於馬新貽愈加愛慕，而馬新貽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的道德和感情防線也徹底崩潰，終於佔有了米蘭，殺害了兄弟黃縱。老三張汶祥聞得此事義憤填膺，刺殺了馬新貽，並在刑部公堂之上供認不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