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跡·用文化給生活另一種可能
1559年，茲擾明朝東南沿海數十年的巨盜王直在杭州被斬首。
幾乎就是在同一年，一位叫弗朗西斯·德雷克的倫敦青年駕駛著一艘單桅帆船開始了自己的首次航海之旅，他將在後來成為整個西方世界最著名的海盜之一。
和最終落下罵名的“大盜”王直不同，弗朗西斯·德雷克是英國最有名的英雄之一，有一首民謠唱道：“當英格蘭面臨危險，聽船艙中德雷克的鼓聲響起，那是沉睡在吊網裡的老船長回來了，他會和敵人浴血奮戰，一如往昔”。
◎ 弗朗西斯·德雷克的銅像
這兩個東西方著名的大海盜看似並無任何交集，其實兩者的人生經歷都跟某個“寶藏”聯絡在一起。
這個“寶藏”就是讓無數商人、水手和浪人為之瘋狂的遠東貿易網路。
王直最早其實並不出名，只是東南沿海無數靠走私“討生活”的小商人中不起眼的一個，直到加入到同鄉許棟、李光頭海商集團裡，王直才走上了發達之路。許棟、李光頭集團是當時東南沿海實力最強、船隻和人員最多的海上走私集團。
在東南沿海，海上走私活動一直處在剿而不滅的狀態。但從明朝中期開始，走私的規模和參與人數急劇擴大，並誕生出許棟這樣富可敵國的大商人，這是因為新的玩家葡萄牙人開始加入到遠東貿易中。
無視明朝政府對日貿易禁令的葡萄牙人，和明朝、日本的走私商人聯合起來，大作走私生意，用石見銀山出產的白銀換取中國出產的生絲、綢緞、紅繩、、清漆、瓷器等賣回日本，以獲取鉅額利潤。
這種簡單直接的走私活動比起過去用日本的刀劍、手工品換取東南亞蘇木、胡椒，再用蘇木、胡椒換取中國生絲等貨物的三方貿易更節省時間，利潤更豐厚。
由於有了葡萄牙人這個有本事、有經驗的中間商協助，中日兩國的走私集團都疾速壯大起來。
葡萄牙和走私者的主要貿易中轉地在寧波附近的雙嶼島。
◎ 德雷克的環球探險 (1577-1580年)
根據旅行家門德斯·平託描述，雙嶼有葡萄牙人1200人，其他國家的基督徒1800人，設有葡萄牙市長、法官、文書和辦事員等，每年交易的白銀超過三百萬兩，幾乎每個加入到雙嶼貿易的人財產都能迅速增長三到四倍。
這樣的發財良機不但吸引了許棟、李光頭、王直這樣膽大的違法之徒參加進來，甚至還引起了遠在歐洲的英華人和荷蘭人的垂涎。
由於葡萄牙人實行了嚴格的保密制度，新教徒們並不清楚東亞貿易的內情，在他們想象中，日本是一個土地裡能生出黃金的國度，葡萄牙人用日本生產的黃金去購買泉州的胡椒和寶石，然後整船的運回到歐洲。
為了從葡萄牙手中奪取東方（包括印度）的貿易主導權，英華人從16世紀初開始就堅持不懈的派遣探險家尋找抵達東方的道路。
◎ 德雷克的環球航行路線圖，航行的目的是為了找到通向東方的航路
弗朗西斯·德雷克就是尋找東方的探險家中的一員。
雖然在現代人們提到德雷克就把他當作海盜的樣板，其實德雷克那幾次著名的掠奪遠航的首要目的並不是劫掠財富，而是尋找通向新大陸和東方的商路，從而利用貿易活動分享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財富。
在1577到1580年的英華人首次環球航行中，德雷克的船隊因為洋流的緣故漂流到了印度尼西亞群島。如果他們在今天加州海岸附近開始自己橫渡太平洋的旅程，或許就能順流直達日本。如果是這樣，英華人干預東亞貿易的時間會提前幾十年。
德雷克或許是英國無數探險家中最幸運的一個，他不但達成了環球航行，還在旅途中奪取了西班牙的鉅額財寶。但和其他的探險家們一樣，他也帶回了關於海外世界的種種資訊。
◎ 德雷克的座艦“金鹿”號當代複製品
英華人此後逐漸掌握了從朴茨茅斯出發抵達北美東海岸的最便捷航路，以及從西非獅子山出發進入印度洋的道路。
在德雷克第一次到達遠東20多年後，一艘搭載英國水手的荷蘭商船漂流到日本海岸，英華人從此開始介入遠東貿易。
當英國和荷蘭千方百計想要在遠東貿易寶藏裡分一杯羹的時候，原本應該作為遠東國際貿易主導者的明朝政府卻在為日漸繁榮的走私貿易煩惱不已。
在明朝看來，無視“片板不可下海”的海禁令的不法之徒、倭寇以及兇暴的“佛郎機夷”（明朝對葡萄牙人的稱呼）聚集在東南門戶寧波附近，是對明朝海防的巨大威脅。
◎ 王直襲擾路線圖
1547年，以剛正廉潔聞名的官員朱紈上任浙江巡撫。
浙江巡撫一職原本就是為了防備倭寇。但浙江沿海負責海防的文武官員早就被走私商們賄賂了個遍，這也說明中期的倭寇顯然和百年之前只知道打家劫舍的強盜不同，他們活動的重心是中日之間的走私生意，為此走私商人們還主動向浙江官吏們付出一定報酬。
金錢賄賂對朱紈沒有效果，因為這位以正直出名的官員原本就是被嘉靖皇帝派來解決拖延許久的浙江倭寇問題的。
為此，皇帝特別敕命朱紈統一掌管浙江和福建兩處海防軍隊和船隻，務求將浙江沿海的走私活動徹底粉碎。
朱紈上任第二年就部署軍隊對雙嶼島展開進攻，將這個東亞貿易樞紐破壞殆盡，走私集團頭目李光頭和許棟先後被捕處死。王直等殘部和葡萄牙商人則逃往南方，隨即開始了對東南海岸的燒殺行動。
數年後，葡萄牙官方以約束本國商人的燒殺行為為條件，被許可在澳門租住房屋、建設碼頭以及和明朝進行合法貿易。自然，這樣的貿易規模非常有限且處在明朝政府的嚴厲管束下。
王直等中日走私商人只能另覓謀生之道，他們在日本的五島設立根據地，繼續在東南沿海大搞走私貿易。明朝政府雖然花大力鞏固海防，卻始終無法根絕這種走私活動。
◎ 中日走私貿易處於明朝沿海官員的庇護下
出於無奈，浙江官吏們最後只能採取招撫手段，許諾王直如果能夠主動擒拿其他走私商到案，就可以批准中日之間的民間貿易。
王直積極響應浙江官員們的招撫，主動擒殺了幾個名氣稍遜的走私頭目，在討好浙江官府的同時確立了自己在中日走私貿易上的壟斷地位。
就這樣，在浙江方面的默許下，王直在定海附近的瀝港重建了中日民間貿易基地，中日葡民間貿易從不合法走向了半合法，從而規模進一步擴大。
◎ 日本長崎縣的王直銅像
1553年，明朝中央獲得情報，王直等走私商人在瀝港重新集結，走私活動比過去更加猖獗，於是再次派總兵俞大猷等進攻瀝港，將王直驅逐出浙江沿海。
被官府奪去了生計，走投無路的走私商人們聯合起來，對明朝東南沿海進行大規模劫掠。入侵的規模遠遠超過了一般的海盜騷擾，史稱“連艦數百，濱海數千裡，同時告警”。
◎ 電影中的王直形象
王直第二次被驅逐以後的幾年是明朝倭寇之亂最兇猛的一段時期，沿海走私集團的武裝幾乎洗劫了浙江全境。這樣大規模的暴力行動除了有對搗毀其貿易據點的明朝官府的報復意味，目的還是為了震懾官兵，以便繼續其走私事業。
由於倭寇活動愈演愈烈，甚至發生小股倭寇流竄至南京城下，輾轉殺傷數千人的惡性事件，明朝政府不得不屢次更換東南海防的負責人，而後來陸續上任的東南海防大員們開始嘗試著和日本方面進行接觸，並試圖勸王直歸降明朝。
1555年，新上任的總督東南軍務胡宗憲派出特使前往日本和王直接觸，提出只要王直歸降，就開放中日民間通商，王直對此非常高興，不但一口應承投降之事，還給胡宗憲的特使引見了幾個日本海盜出發地的大名，商談一旦招撫成立，就全面禁止日本人的海盜行動，展開正常的中日通商。
1557年11月，按照約定，王直率領千餘親信來到浙江向胡宗憲投降，但不久之後就遭到明朝政府逮捕，兩年後在杭州被斬首。
胡宗憲計擒王直後，又用同樣手段逮捕並處死了海盜徐海、陳東等，又陸續消滅了浙江的其他海盜。但王直等人的殘部仍然在福建和廣東沿岸騷擾，後經戚繼光、俞大猷等武將的浴血奮戰，終於將沿海的倭寇全部肅清。
◎ 為了減少倭寇活動，隆慶皇帝決定有限度解除實行了二百多年的海禁政策
1567年，為了避免沿海居民繼續鋌而走險下海進行走私活動，明朝終於決定有限度解除實行了二百多年的海禁政策，將福建的月港指定為華人參與海外貿易的唯一港口。出海貿易的船隻限定為110艘次，出航時間，前去貿易的國家和販運貨物的種類，均進行了嚴格規定。一旦被查出船隻搭載的人員、貨物與發放船引不符，就有可能被判處“通番”罪。
儘管明朝只在最低程度上開放了民間貿易，卻引發了史無前例的中國出海熱潮，許多華人搭船離開故土，前往西班牙控制的呂宋、葡萄牙控制下的巴達維亞和馬六甲討生活。
在1680年，7000人口的巴達維亞城裡華人的數量就超過3000人。根據泰國王室收取的針對華人的“系手稅”金額推斷，在18世紀初泰國有超過10萬華人居住，差不多同時期，西班牙控制的馬尼拉也有超過10000名華人居住。
華人透過勤勞和精明在明朝開關以後的一百年時間裡在東南亞紮下了根，併成為當地社會不可或缺的經濟力量。
當德雷克的後代們在17世紀扣開東南亞的大門，加入到東方貿易中的時候，他們看到的是一個不斷進取、充滿活力的東南亞華人社會。
和王直這樣在帝國體制邊緣討生活的天朝子民不同，德雷克從第一次出海就被官方賦予了合法身份。給予他合法掠奪西班牙寶船權力的，是一種古代華人很陌生的叫做“戰爭私掠權”的東西。
古代歐洲國家和擁有絕對資源優勢的中國不同，沒有能夠建立一支強大常備艦隊的資金，想要打擊對方的海上航運和軍事運輸，就只能依靠個人武裝起來的私掠船。
從近代國家尚未成型的中世紀開始，私掠船就被當成唯一可靠的海上武裝被各國加以運用。
中國歷史上很難看到國家給個人發放戰爭私掠權的例子，反倒是出現過將一些個人武裝收編成為國家常備軍的例子。而在歐洲，個人或是團體的武裝船隊代替國家進行私掠是重要的戰爭手段。而水手眾多、民風彪悍的英國尤為擅長此道。
◎ 由私掠船組成的英國艦隊正在攻擊西班牙無敵艦隊
作為英國眾多私掠團隊中的一支，德雷克主要的活動場地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
正如前文所說，除了劫奪西班牙貨運船和運寶船之外，德雷克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蒐集情報。
16世紀的英國對新大陸的瞭解極為有限。關於北美東海岸的知識是探險家們一次次的遠洋冒險經歷積累而來的。
◎ 1591年的弗朗西斯·德雷克
1572年，德雷克在自己的首次美洲遠征過程中穿越巴拿馬地峽就是這樣的地理探險。透過德雷克一樣的私掠船主和探險家，英華人才可能獲知新大陸的風向、洋流、氣候和物產等相關資訊。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大規模的美洲殖民活動。
◎ 德雷克的座艦“金鹿”號
毋庸置疑，德雷克當海盜的水平的也是出類拔萃的，在1587年奇襲西班牙軍港加的斯的戰鬥中，德雷克率領的英國艦隊至少摧毀了25艘在建的西班牙戰艦，焚燬了大批造船用的木材，使得籌備中的無敵艦隊實力大受損失。
如果沒有德雷克的這次大膽突襲，在一年之後的無敵艦隊北伐之戰中，英國艦隊還會遭受更嚴重的打擊。
如果明朝政府能夠網開一面，王直能夠成為中國的德雷克嗎？
至少在後來的歷史中，我們看到明朝政府有過一個身世經歷和德雷克極為相似的人物。這就是靠經營中日走私生意壯大、後來又投靠明朝成為水師將領的鄭芝龍。
但鄭芝龍的處境仍然和德雷克有所區別。在擔任明朝海防負責人的同時，鄭芝龍還在暗中從事明朝所禁止的中日、中荷走私貿易，官軍的身份不過為其走私貿易提供一層掩護。
這種半官半匪的立場，也註定鄭芝龍在緊要關頭難以保持對明朝的忠誠。他並沒有成為中國的德雷克，而是在明清易代之時做了政治的投機客。
其實，無論是王直還是鄭芝龍，都註定不可能為明朝起到德雷克那樣的作用。這並非是由於王直等人天性兇暴、不可信任，而是東西方海洋戰略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
◎ 在東亞國家看來，海上貿易帶來的好處微不足道
對於許多西方國家來說，封建政治的約束讓中央政府不能高度汲取地方資源，政府的財源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國際間的貿易。
私人的海盜行為可以打擊敵國海上貿易，私人進行的探險活動能為國家開闢新的殖民地和貿易市場，個人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在探險和海盜這個方面達成了高度統一。“利用海洋獲取最大程度的經濟利益”是大航海時代西方國家海洋戰略的核心。
如果說對西方國家來說海洋是經濟性的，那麼對於東方的儒教國家來說，海洋則是政治性的。
海洋對士大夫/儒家化的武士/兩班來說有兩重作用：一是宣威，使者們遠渡重洋，展示人君獨一無二的天下共主地位；二是隔離，利用波濤洶湧阻隔華夷往來，維護“中華”道德禮教的優勢。
不止是明朝，其他受到儒學影響的國家也不約而同的選擇了在政權穩定後實行禁海。
這其中不乏曾經受到過外國很大益處的政權。曾經退避到越南南方一島的阮氏政權在得到法國傳教士的船隻和火槍援助後打敗北方西山政權，完成越南統一。
但僅十餘年後阮氏政權就做出驅逐天主教、全面禁海的決定。可見海禁政策並非只有明朝一家採用。
事實上，除了孤懸海上、以貿易立國的島國琉球之外，東亞諸國大都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東亞國家對海禁的熱衷可以找到經濟學方面的解釋。實行編戶齊民的大陸型國家的財政基礎是田賦、人頭稅和勞役，關稅對財政的貢獻很少。
如日本在實行海禁政策後規定，只有荷蘭人和華人能前來日本貿易，每年貿易總額不超過一萬貫白銀，這個數額只相當於日本全年商業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一。
明朝在隆慶開關之後，每年收入的關稅白銀不足三萬兩，並不足以稱作是明朝重要的財政收入。
關稅佔國家財政收入比例如此之低，導致東亞各國在實行海禁時並沒有太多財政上的擔憂。
◎ 海盜的個人利益和國家的利益完美結合是歐洲各國走向海洋強國的原因之一，圖為1581年4月，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親自登船賜德雷克皇家爵士頭銜。
對於明朝來說，開放民間海上貿易、尤其是和日本的民間貿易還有特殊阻礙。明初朱元璋大力肅清文武重臣的時候，將“勾結倭寇謀逆”作為一項罪名屢次運用。
其實就連當時的人也明白這是一條莫須有罪名。當時的倭寇多半是因日本戰亂而出海為寇的沿海居民，既沒有野心也沒有實力顛覆明朝政權。
但17至18世紀的東亞國際貿易很難脫離日本這個夥伴國。在西班牙的美洲白銀暫時陷入低產期後，日本是東亞貿易中唯一的貴金屬輸出國。
直到18世紀末美洲白銀產量再次增加，填補了東亞的貴金屬貨幣真空，日本才逐漸從東亞貿易舞臺上隱退。而在16和17世紀，明朝政府只要允許民間出海貿易，就必然避不開和日本的貿易往來。
對於王直們來說這恰恰是最大的矛盾之處。王直宣稱他願意為國效力，提供經費，平靖海疆。但國家的戰略利益指向卻恰好和他相對立。
如果王直想要賺大錢，就註定要違反明朝的“不許和日本貿易”的海禁政策，如果王直們安分守己的愛國，那麼他們畢生投入的東亞國際貿易事業最終難免化為泡影。
因此，王直和鄭芝龍們註定不可能成為為國家開拓海洋世界的德雷克，而只能成為在義與利之間輾轉求生的“兩面人”。
（END）
循跡·用文化給生活另一種可能
1559年，茲擾明朝東南沿海數十年的巨盜王直在杭州被斬首。
幾乎就是在同一年，一位叫弗朗西斯·德雷克的倫敦青年駕駛著一艘單桅帆船開始了自己的首次航海之旅，他將在後來成為整個西方世界最著名的海盜之一。
和最終落下罵名的“大盜”王直不同，弗朗西斯·德雷克是英國最有名的英雄之一，有一首民謠唱道：“當英格蘭面臨危險，聽船艙中德雷克的鼓聲響起，那是沉睡在吊網裡的老船長回來了，他會和敵人浴血奮戰，一如往昔”。
◎ 弗朗西斯·德雷克的銅像
這兩個東西方著名的大海盜看似並無任何交集，其實兩者的人生經歷都跟某個“寶藏”聯絡在一起。
這個“寶藏”就是讓無數商人、水手和浪人為之瘋狂的遠東貿易網路。
王直最早其實並不出名，只是東南沿海無數靠走私“討生活”的小商人中不起眼的一個，直到加入到同鄉許棟、李光頭海商集團裡，王直才走上了發達之路。許棟、李光頭集團是當時東南沿海實力最強、船隻和人員最多的海上走私集團。
在東南沿海，海上走私活動一直處在剿而不滅的狀態。但從明朝中期開始，走私的規模和參與人數急劇擴大，並誕生出許棟這樣富可敵國的大商人，這是因為新的玩家葡萄牙人開始加入到遠東貿易中。
無視明朝政府對日貿易禁令的葡萄牙人，和明朝、日本的走私商人聯合起來，大作走私生意，用石見銀山出產的白銀換取中國出產的生絲、綢緞、紅繩、、清漆、瓷器等賣回日本，以獲取鉅額利潤。
這種簡單直接的走私活動比起過去用日本的刀劍、手工品換取東南亞蘇木、胡椒，再用蘇木、胡椒換取中國生絲等貨物的三方貿易更節省時間，利潤更豐厚。
由於有了葡萄牙人這個有本事、有經驗的中間商協助，中日兩國的走私集團都疾速壯大起來。
葡萄牙和走私者的主要貿易中轉地在寧波附近的雙嶼島。
◎ 德雷克的環球探險 (1577-1580年)
根據旅行家門德斯·平託描述，雙嶼有葡萄牙人1200人，其他國家的基督徒1800人，設有葡萄牙市長、法官、文書和辦事員等，每年交易的白銀超過三百萬兩，幾乎每個加入到雙嶼貿易的人財產都能迅速增長三到四倍。
這樣的發財良機不但吸引了許棟、李光頭、王直這樣膽大的違法之徒參加進來，甚至還引起了遠在歐洲的英華人和荷蘭人的垂涎。
由於葡萄牙人實行了嚴格的保密制度，新教徒們並不清楚東亞貿易的內情，在他們想象中，日本是一個土地裡能生出黃金的國度，葡萄牙人用日本生產的黃金去購買泉州的胡椒和寶石，然後整船的運回到歐洲。
為了從葡萄牙手中奪取東方（包括印度）的貿易主導權，英華人從16世紀初開始就堅持不懈的派遣探險家尋找抵達東方的道路。
◎ 德雷克的環球航行路線圖，航行的目的是為了找到通向東方的航路
弗朗西斯·德雷克就是尋找東方的探險家中的一員。
雖然在現代人們提到德雷克就把他當作海盜的樣板，其實德雷克那幾次著名的掠奪遠航的首要目的並不是劫掠財富，而是尋找通向新大陸和東方的商路，從而利用貿易活動分享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財富。
在1577到1580年的英華人首次環球航行中，德雷克的船隊因為洋流的緣故漂流到了印度尼西亞群島。如果他們在今天加州海岸附近開始自己橫渡太平洋的旅程，或許就能順流直達日本。如果是這樣，英華人干預東亞貿易的時間會提前幾十年。
德雷克或許是英國無數探險家中最幸運的一個，他不但達成了環球航行，還在旅途中奪取了西班牙的鉅額財寶。但和其他的探險家們一樣，他也帶回了關於海外世界的種種資訊。
◎ 德雷克的座艦“金鹿”號當代複製品
英華人此後逐漸掌握了從朴茨茅斯出發抵達北美東海岸的最便捷航路，以及從西非獅子山出發進入印度洋的道路。
在德雷克第一次到達遠東20多年後，一艘搭載英國水手的荷蘭商船漂流到日本海岸，英華人從此開始介入遠東貿易。
當英國和荷蘭千方百計想要在遠東貿易寶藏裡分一杯羹的時候，原本應該作為遠東國際貿易主導者的明朝政府卻在為日漸繁榮的走私貿易煩惱不已。
在明朝看來，無視“片板不可下海”的海禁令的不法之徒、倭寇以及兇暴的“佛郎機夷”（明朝對葡萄牙人的稱呼）聚集在東南門戶寧波附近，是對明朝海防的巨大威脅。
◎ 王直襲擾路線圖
1547年，以剛正廉潔聞名的官員朱紈上任浙江巡撫。
浙江巡撫一職原本就是為了防備倭寇。但浙江沿海負責海防的文武官員早就被走私商們賄賂了個遍，這也說明中期的倭寇顯然和百年之前只知道打家劫舍的強盜不同，他們活動的重心是中日之間的走私生意，為此走私商人們還主動向浙江官吏們付出一定報酬。
金錢賄賂對朱紈沒有效果，因為這位以正直出名的官員原本就是被嘉靖皇帝派來解決拖延許久的浙江倭寇問題的。
為此，皇帝特別敕命朱紈統一掌管浙江和福建兩處海防軍隊和船隻，務求將浙江沿海的走私活動徹底粉碎。
朱紈上任第二年就部署軍隊對雙嶼島展開進攻，將這個東亞貿易樞紐破壞殆盡，走私集團頭目李光頭和許棟先後被捕處死。王直等殘部和葡萄牙商人則逃往南方，隨即開始了對東南海岸的燒殺行動。
數年後，葡萄牙官方以約束本國商人的燒殺行為為條件，被許可在澳門租住房屋、建設碼頭以及和明朝進行合法貿易。自然，這樣的貿易規模非常有限且處在明朝政府的嚴厲管束下。
王直等中日走私商人只能另覓謀生之道，他們在日本的五島設立根據地，繼續在東南沿海大搞走私貿易。明朝政府雖然花大力鞏固海防，卻始終無法根絕這種走私活動。
◎ 中日走私貿易處於明朝沿海官員的庇護下
出於無奈，浙江官吏們最後只能採取招撫手段，許諾王直如果能夠主動擒拿其他走私商到案，就可以批准中日之間的民間貿易。
王直積極響應浙江官員們的招撫，主動擒殺了幾個名氣稍遜的走私頭目，在討好浙江官府的同時確立了自己在中日走私貿易上的壟斷地位。
就這樣，在浙江方面的默許下，王直在定海附近的瀝港重建了中日民間貿易基地，中日葡民間貿易從不合法走向了半合法，從而規模進一步擴大。
◎ 日本長崎縣的王直銅像
1553年，明朝中央獲得情報，王直等走私商人在瀝港重新集結，走私活動比過去更加猖獗，於是再次派總兵俞大猷等進攻瀝港，將王直驅逐出浙江沿海。
被官府奪去了生計，走投無路的走私商人們聯合起來，對明朝東南沿海進行大規模劫掠。入侵的規模遠遠超過了一般的海盜騷擾，史稱“連艦數百，濱海數千裡，同時告警”。
◎ 電影中的王直形象
王直第二次被驅逐以後的幾年是明朝倭寇之亂最兇猛的一段時期，沿海走私集團的武裝幾乎洗劫了浙江全境。這樣大規模的暴力行動除了有對搗毀其貿易據點的明朝官府的報復意味，目的還是為了震懾官兵，以便繼續其走私事業。
由於倭寇活動愈演愈烈，甚至發生小股倭寇流竄至南京城下，輾轉殺傷數千人的惡性事件，明朝政府不得不屢次更換東南海防的負責人，而後來陸續上任的東南海防大員們開始嘗試著和日本方面進行接觸，並試圖勸王直歸降明朝。
1555年，新上任的總督東南軍務胡宗憲派出特使前往日本和王直接觸，提出只要王直歸降，就開放中日民間通商，王直對此非常高興，不但一口應承投降之事，還給胡宗憲的特使引見了幾個日本海盜出發地的大名，商談一旦招撫成立，就全面禁止日本人的海盜行動，展開正常的中日通商。
1557年11月，按照約定，王直率領千餘親信來到浙江向胡宗憲投降，但不久之後就遭到明朝政府逮捕，兩年後在杭州被斬首。
胡宗憲計擒王直後，又用同樣手段逮捕並處死了海盜徐海、陳東等，又陸續消滅了浙江的其他海盜。但王直等人的殘部仍然在福建和廣東沿岸騷擾，後經戚繼光、俞大猷等武將的浴血奮戰，終於將沿海的倭寇全部肅清。
◎ 為了減少倭寇活動，隆慶皇帝決定有限度解除實行了二百多年的海禁政策
1567年，為了避免沿海居民繼續鋌而走險下海進行走私活動，明朝終於決定有限度解除實行了二百多年的海禁政策，將福建的月港指定為華人參與海外貿易的唯一港口。出海貿易的船隻限定為110艘次，出航時間，前去貿易的國家和販運貨物的種類，均進行了嚴格規定。一旦被查出船隻搭載的人員、貨物與發放船引不符，就有可能被判處“通番”罪。
儘管明朝只在最低程度上開放了民間貿易，卻引發了史無前例的中國出海熱潮，許多華人搭船離開故土，前往西班牙控制的呂宋、葡萄牙控制下的巴達維亞和馬六甲討生活。
在1680年，7000人口的巴達維亞城裡華人的數量就超過3000人。根據泰國王室收取的針對華人的“系手稅”金額推斷，在18世紀初泰國有超過10萬華人居住，差不多同時期，西班牙控制的馬尼拉也有超過10000名華人居住。
華人透過勤勞和精明在明朝開關以後的一百年時間裡在東南亞紮下了根，併成為當地社會不可或缺的經濟力量。
當德雷克的後代們在17世紀扣開東南亞的大門，加入到東方貿易中的時候，他們看到的是一個不斷進取、充滿活力的東南亞華人社會。
和王直這樣在帝國體制邊緣討生活的天朝子民不同，德雷克從第一次出海就被官方賦予了合法身份。給予他合法掠奪西班牙寶船權力的，是一種古代華人很陌生的叫做“戰爭私掠權”的東西。
古代歐洲國家和擁有絕對資源優勢的中國不同，沒有能夠建立一支強大常備艦隊的資金，想要打擊對方的海上航運和軍事運輸，就只能依靠個人武裝起來的私掠船。
從近代國家尚未成型的中世紀開始，私掠船就被當成唯一可靠的海上武裝被各國加以運用。
中國歷史上很難看到國家給個人發放戰爭私掠權的例子，反倒是出現過將一些個人武裝收編成為國家常備軍的例子。而在歐洲，個人或是團體的武裝船隊代替國家進行私掠是重要的戰爭手段。而水手眾多、民風彪悍的英國尤為擅長此道。
◎ 由私掠船組成的英國艦隊正在攻擊西班牙無敵艦隊
作為英國眾多私掠團隊中的一支，德雷克主要的活動場地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
正如前文所說，除了劫奪西班牙貨運船和運寶船之外，德雷克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蒐集情報。
16世紀的英國對新大陸的瞭解極為有限。關於北美東海岸的知識是探險家們一次次的遠洋冒險經歷積累而來的。
◎ 1591年的弗朗西斯·德雷克
1572年，德雷克在自己的首次美洲遠征過程中穿越巴拿馬地峽就是這樣的地理探險。透過德雷克一樣的私掠船主和探險家，英華人才可能獲知新大陸的風向、洋流、氣候和物產等相關資訊。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大規模的美洲殖民活動。
◎ 德雷克的座艦“金鹿”號
毋庸置疑，德雷克當海盜的水平的也是出類拔萃的，在1587年奇襲西班牙軍港加的斯的戰鬥中，德雷克率領的英國艦隊至少摧毀了25艘在建的西班牙戰艦，焚燬了大批造船用的木材，使得籌備中的無敵艦隊實力大受損失。
如果沒有德雷克的這次大膽突襲，在一年之後的無敵艦隊北伐之戰中，英國艦隊還會遭受更嚴重的打擊。
如果明朝政府能夠網開一面，王直能夠成為中國的德雷克嗎？
至少在後來的歷史中，我們看到明朝政府有過一個身世經歷和德雷克極為相似的人物。這就是靠經營中日走私生意壯大、後來又投靠明朝成為水師將領的鄭芝龍。
但鄭芝龍的處境仍然和德雷克有所區別。在擔任明朝海防負責人的同時，鄭芝龍還在暗中從事明朝所禁止的中日、中荷走私貿易，官軍的身份不過為其走私貿易提供一層掩護。
這種半官半匪的立場，也註定鄭芝龍在緊要關頭難以保持對明朝的忠誠。他並沒有成為中國的德雷克，而是在明清易代之時做了政治的投機客。
其實，無論是王直還是鄭芝龍，都註定不可能為明朝起到德雷克那樣的作用。這並非是由於王直等人天性兇暴、不可信任，而是東西方海洋戰略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
◎ 在東亞國家看來，海上貿易帶來的好處微不足道
對於許多西方國家來說，封建政治的約束讓中央政府不能高度汲取地方資源，政府的財源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國際間的貿易。
私人的海盜行為可以打擊敵國海上貿易，私人進行的探險活動能為國家開闢新的殖民地和貿易市場，個人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在探險和海盜這個方面達成了高度統一。“利用海洋獲取最大程度的經濟利益”是大航海時代西方國家海洋戰略的核心。
如果說對西方國家來說海洋是經濟性的，那麼對於東方的儒教國家來說，海洋則是政治性的。
海洋對士大夫/儒家化的武士/兩班來說有兩重作用：一是宣威，使者們遠渡重洋，展示人君獨一無二的天下共主地位；二是隔離，利用波濤洶湧阻隔華夷往來，維護“中華”道德禮教的優勢。
不止是明朝，其他受到儒學影響的國家也不約而同的選擇了在政權穩定後實行禁海。
這其中不乏曾經受到過外國很大益處的政權。曾經退避到越南南方一島的阮氏政權在得到法國傳教士的船隻和火槍援助後打敗北方西山政權，完成越南統一。
但僅十餘年後阮氏政權就做出驅逐天主教、全面禁海的決定。可見海禁政策並非只有明朝一家採用。
事實上，除了孤懸海上、以貿易立國的島國琉球之外，東亞諸國大都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東亞國家對海禁的熱衷可以找到經濟學方面的解釋。實行編戶齊民的大陸型國家的財政基礎是田賦、人頭稅和勞役，關稅對財政的貢獻很少。
如日本在實行海禁政策後規定，只有荷蘭人和華人能前來日本貿易，每年貿易總額不超過一萬貫白銀，這個數額只相當於日本全年商業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一。
明朝在隆慶開關之後，每年收入的關稅白銀不足三萬兩，並不足以稱作是明朝重要的財政收入。
關稅佔國家財政收入比例如此之低，導致東亞各國在實行海禁時並沒有太多財政上的擔憂。
◎ 海盜的個人利益和國家的利益完美結合是歐洲各國走向海洋強國的原因之一，圖為1581年4月，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親自登船賜德雷克皇家爵士頭銜。
對於明朝來說，開放民間海上貿易、尤其是和日本的民間貿易還有特殊阻礙。明初朱元璋大力肅清文武重臣的時候，將“勾結倭寇謀逆”作為一項罪名屢次運用。
其實就連當時的人也明白這是一條莫須有罪名。當時的倭寇多半是因日本戰亂而出海為寇的沿海居民，既沒有野心也沒有實力顛覆明朝政權。
但17至18世紀的東亞國際貿易很難脫離日本這個夥伴國。在西班牙的美洲白銀暫時陷入低產期後，日本是東亞貿易中唯一的貴金屬輸出國。
直到18世紀末美洲白銀產量再次增加，填補了東亞的貴金屬貨幣真空，日本才逐漸從東亞貿易舞臺上隱退。而在16和17世紀，明朝政府只要允許民間出海貿易，就必然避不開和日本的貿易往來。
對於王直們來說這恰恰是最大的矛盾之處。王直宣稱他願意為國效力，提供經費，平靖海疆。但國家的戰略利益指向卻恰好和他相對立。
如果王直想要賺大錢，就註定要違反明朝的“不許和日本貿易”的海禁政策，如果王直們安分守己的愛國，那麼他們畢生投入的東亞國際貿易事業最終難免化為泡影。
因此，王直和鄭芝龍們註定不可能成為為國家開拓海洋世界的德雷克，而只能成為在義與利之間輾轉求生的“兩面人”。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