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武則天時期，為了加強防禦力量和臨時徵調的困難，出現了屯戍軍逐漸制度化，於是節度使長駐形成。節度使是作為軍事的主要負責人，剛開始的時候節度使並沒有去管理州縣的民政問題，但是後來節度使也慢慢去過問這些民政問題了、

到了唐玄宗時期，節度使已經成為軍，民，政於一身，又常常一個節度使監管著兩個到三個軍鎮，更多的有四個軍鎮。唐朝後期的時候節度使勢力已經逐漸強大了起來，並且達到了獨攬軍政大權的地步。節度使手握軍權，如果在任命節度使問題上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話，節度使起兵造反，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唐朝後期朝廷已經無法掌控節度使了，唐末全國有大大小小的節度使有幾十個，但是很多都不聽從朝廷的指揮，這些節度使後來都稱王稱霸不再服從管轄。唐朝的滅亡與後期的節度使有很大的關係。由於各個節度使都有各自的軍，民，政的權利這才導致唐末後期誰也不服從誰的混亂獨立局面。

宋朝建立後，宋太祖，宋太宗深知節度使是能夠對朝廷的安全產生一定的威脅，於是採取各種削弱節度使的軍，政，財的政策，令各地賦稅除了日常軍費所需之外，全部都運到中央，各地的節度使不能夠自行處置。然後又慢慢透過對節度使的權利進行稀釋，使得節度使成為了一種象徵性榮譽虛銜。

晚唐時期哪裡是節度使治理國家，分明是國家沒有辦法，才讓節度使們裂土稱尊而已。

唐朝自安史之亂以後，兵權就不可避免的分散了，地方上的藩鎮逐漸控制了軍權，並且逐漸控制了行政權和經濟權。尤其是著名的河北三鎮——盧龍、魏博以及昭義，互為犄角互為奧援，竟然達到了父死子繼的程度！

碰到這樣的情況，你是皇帝，您能咋辦？擺在你面前的就兩條路：一、好好勸他們把兵權什麼的都交出來；二、打得他們交出來。

上來就選第一條的，基本等於做夢。好好地當個土皇帝不美滋滋，憑什麼要把軍權給你？給你了我還有命活麼？那就只能選第二條了，打！

打？打的過嗎？這些藩鎮都是常年作戰的，刀口舔血慣了的，你唐朝中央拿什麼打？就算你去打，打仗可是要花大筆大筆錢的，而政府控制的地盤又那麼一點大，經濟實在是有些入不敷出......

那就只能勸，勸了半天愛聽不聽，又得打；打了又打不過，所以還是勸......

唐朝越到後面，這種惡性死迴圈就越明顯。而由於藩鎮勢力的坐大，導致皇權又必須依賴宦官來保護自己，這對於已經快要病入膏肓的唐王朝而言，無異於飲鴆止渴。

李唐王朝就在這種動態平衡之中，緩慢地迎來了自己的死亡，直到黃巢起義、朱溫降臨，這個王朝才算徹底迎來了解脫。

應該是一路演變過來的！認命節度使是對藩鎮割據的認可。隋唐是建立關隴軍事集團上的，關隴出身於北魏北方六鎮，最後胡漢雜之，形成八柱國等軍事貴族，北魏和隋唐的皇族都出自這一集團。楊堅在關隴軍事集團的支援下才有天下。隋統一後，有東漢魏晉南北朝的教訓，皇權必須收回這些人的特權，所以才有科舉等加強皇權的措施，但這一系列措施明顯影響了這一集團的利益，隋煬帝並不是什麼昏君，只是在步子邁得大了過於激進。關隴軍事集團這一些人利用證高麗的失敗，群起而推翻了隋。唐是在這一基礎上，在關隴軍事集團的支援下而有天下，唐太宗從善如流不是什麼所謂明君，有隋的教訓，他不敢動。每個大臣後面都是一堆人。唐初後宮也以關隴軍事集團的為主。

但科舉制度明顯的是影響了關隴軍事貴族的利益。於是借隋煬帝東征北韓半島的失敗，關隴軍事貴族推翻了隋朝。然後李淵在這些人的支援下建立了唐朝。但唐朝不也一樣繼續執行打擊關隴軍事貴族辦法。從開唐，經李世民，武后，直到唐玄宗時這些勢力才退出歷史舞臺。在這之中武后任用酷吏，使勁折騰百官，但卻沒有太大後遺症。其實背後真相就是武后以株連的方式，打擊李氏皇族的同時也是在有目的處理這些八柱國的人，然後提拔科舉的人。

開元盛世的人才其實都有武后朝提拔的。 隋煬帝其實不是什麼昏君，很多事的記載都是動機不純。大運河的開鑿，對後世益處甚大。徵高麗也不是什麼錯事，唐朝建立，最後不一樣要繼續徵高麗，這是必須的國家大事。 由後世遼對宋的威脅來看，以及安史之亂興起於河北三鎮，徵高麗是必須。否則，一開國就在幽州和東北那裡有個地方獨立的敵對勢力，那就什麼事都別幹了。隋煬帝的問題是在做這些事的過程中，失去對這些人的控制，僅此而已。

唐王朝前後幾代的努力，終於不再受制於關隴具集團和門閥士族。從這開始，宇文，孤獨，等很明顯的是關隴集團的姓氏不再出現了 從此退出歷史舞臺。盛唐在這一時刻才開始迸發，進而到玄宗時就是開元盛世。

但這一背後也有深刻的問題。唐朝是關隴軍事貴族集團在支援下建立的，雖然受制於關隴集團，但畢竟有一箇中間的管理階層，這麼大統一的大帝國。皇權是無法直接管理的，總要需要一箇中間的階層，隋唐以後有了科舉制度以後，官僚體系都是出自科舉。這一制度保障了帝國的穩定，雖有文官黨爭，但再沒有造反的文官。

但在軍事上依然存在威脅皇權的力量，這是唐朝在這一問題上的無奈。關隴軍事貴族集團是脫胎於北魏六鎮有遊牧民族部落性質的軍民合一的集團，其實軍事聚性質的門閥士族。唐初雖不敢剷除，但也是有目的利用擴邊，以建功立業等方式引導，將這些軍事力量消耗在西域，並同時將這些人派往邊境守邊，以防在關內威脅軍權。 但這些人畢竟是五胡十六國、北魏等一路廝殺來的，非常有戰鬥力，初唐擴邊一下下制服了突厥，收復了西域。打出唐朝西域一片天，也打出唐朝的軍威。這一盛況唐邊塞詩有所體現，現在讀來依然有一種豪邁的一往無前的英雄史詩。

雖唯獨在徵高句麗一事如隋一樣不順利，直到高宗朝才算征服，這已經到了公元668年這已經是開國已經50年了。

這前前後後的來龍去脈的事，顯示出到玄宗時，唐朝已經到了繁花似錦的地步。玄宗時繼承武后朝留下的政治遺產，門閥士族，關隴集團已經退出，科舉考試已被世人接收，一切都看似正確。但由這些措施實行背後一系列問題已經順著他本來足跡依然走著。這就是河北六鎮以及由此形成的其他各地藩鎮形式地方勢力。

中國從魏晉南北朝就開始顯現出政治中心逐步東移，北移的趨勢，直到最後定都北京。河北六鎮就是其中關鍵，北魏諸多將相出自這六鎮就說明問題。

唐朝為防止軍事貴族集團威脅，採取了外重內輕的做法，同時也有防衛邊境 威懾草原的作用。初唐時，這些邊境將領和北魏時還是一樣，入則為相，出則為將，並且從北魏開始的習慣，任用胡人也是習慣。玄宗朝時李林甫為防止邊將入相奪權，堵塞了邊將入相的路。看似李林甫奸人小人，其實背後未免不是玄宗防止武將再次形成軍事集團的考慮。

但這一來未免邊將長期守於邊境，形成私人勢力。這一連串的事情就導致了後來河北和大同北方六鎮的做大。但邊境又不能不守，人少還不行。頻繁調將也不利於打仗，後世宋以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措施防止了武將做法，但也閹割了軍事力量。所以六鎮之禍遲早會出，唐初的軍事佈局就已經顯現出來。

安史之亂後，唐更加無法控制藩鎮，只能在藩鎮平衡後中維持著。所謂節度使也是對藩鎮割據的認可。

節度使是唐代設立的地方軍政長官。它源於魏晉以來的持節都督,持節都督出征時為一軍統帥,駐屯時又為軍區首腦,對所統率的將領領以及地方官吏,擁有節制、生殺大權。北周、隋朝稱為總管,唐朝改稱為都督。

唐朝初期實行的均田制，由於土地兼併嚴重，地主土地所有制發展迅速，均田制逐漸遭到破壞。唐朝的府兵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為前提，隨著均田制的破壞，府兵制也逐漸破壞。為了補充兵源，唐朝兵制從府兵制轉向募兵制。唐朝前期開拓邊疆，邊疆軍事力量比較大，唐玄宗窮兵黷武，使得邊防重鎮的軍事實力增強，當時的精兵猛將都聚集在邊鎮之地。

為了控制地方軍事力量，唐睿宗時期,開始設節度使。以後逐漸推廣，天寶初年,唐朝共設定

了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劍南九個節度使和一個嶺南五府經略使。以上十鎮的兵力加上其他邊地的小量駐軍,共有49萬人,而當時全國的總兵力約為57萬人,也就是說,當時中央和內地所控制的兵力只有8萬人,僅及邊鎮兵力的六分之一。這表明,先前府兵制下“內重外輕”的軍事格局已被“內輕外重”所代替,唐王朝喪失了擁重兵居關中以驅天下的軍事優勢。

各地節度使的權力不斷擴大,不僅領兵，而且把本地的民政、財賦等權力也抓到手裡,他們“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很快發展成為強大的地方割據勢力,成為唐中央統治的離心力量。

首先唐初的地方官制和漢代差不多，分為州(府)，縣兩級，只是規模不如漢代的郡縣，與漢代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一樣，兩級制執行一段時間後，中央就不放心地方，因此要派監察巡視地方，所以唐初將全國分為十個道，每個道置一個觀察使，來監督地方州的刺史和縣的縣令的，久而久之，觀察使就成了更高一級的地方行政機構，與漢代刺史變成州牧如出一轍。

此時的觀察使還只是有行政權，沒有軍事權，所以沒有地方軍事權全因唐初施行的是府兵制度，全國共分八百個左右折衝府，各地農民按照一定財產額度徵為府兵，府兵來自當地農民，有土地屯田，自成一體，與地方行政不會發生關係，這一制度本來非常完美，但隨著唐初不斷開疆拓土，極度擴張，這些制度開始跟不上了，不是嗎？

唐初四面征伐，打下了很多周邊領土，這些領地勉強可以設定州縣，安排觀察使，但是府兵制無法執行，這些地方要麼是部落居多要麼沒有那麼多土地屯田，也沒有符合財產收入的農民，要想派軍隊戍邊，中央各地的府兵都有自己的屯田地，無法安排，所以只能在當地募兵，用當地的兵去管理當地，那麼這些募兵的經濟來源就成了地方財政的事，這就跟地方的觀察使有關係了。

一方面觀察使掌握著地方財政，一方面朝廷還要另委任將軍統御這些募兵，會出現很多軍隊和地方的矛盾不可調和，乾脆，讓觀察使直接兼了募兵的差事，將邊疆的行政和軍事合二為一，統一管理，但是觀察使沒有兵權，皇帝就授予他帶兵的節符，邊疆的觀察使就變成了節度使，既管民又管軍了。開始的時候，邊疆軍事力量有限，無法跟中央府兵相比，後來逐漸做大，成了尾大不掉之勢，遂有了安史之亂。

在說唐朝為什麼實行節度使制度之前，先來說說節度使的淵源：

李世民即位後，由於基本一統，原本內地所設定的都督府由於和平的到來，多數都被裁撤，只有軍事活動頻繁地區保留都督府。但如果發起大規模戰役時，唐朝設立行軍元帥或行軍大總管職位來管轄、指揮各地的都督府。

公元710年，唐睿宗景元元年，唐朝任命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這是唐朝節度使的開始。《資治通鑑卷210》：

“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

711年，賀拔延嗣被任命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節度使，開始成為正式官職。

唐玄宗在開元年間設立了十大節度使，分佈是：磧西、北庭、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范陽、平盧、劍南、嶺南，都是邊遠地區、難以管轄的地區。

在安史之亂前，節度使僅僅有軍事職責，並沒有管轄州縣民政和收取財稅的權利。

安史之亂時，由於唐朝對各地的約束力低，為了保證各地對抗安祿山的靈活性，唐肅宗仿照漢末州牧治理軍民的制度，給予了節度使治理州縣民政和收取財稅等的權力，於是慢慢的節度使權力就擴大開來，總覽其節制內州縣的軍事、民政、財稅等自主權力。

安史之亂後，原為安祿山、史思明下屬的節度使們，雖然名義上聽從唐朝號令，但實質上成為割據一方的軍閥，唐朝無力征討。這就加強了節度使們的自治權力。

在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之後，節度使被解除了兵權、民政治理和財稅的權力，成為了一個有名無實的空銜。遼金的節度使和宋朝的一樣，都是有名無實。到了元朝，乾脆就廢除了節度使這個職位。

以上是節度使的一個簡單歷史。下面來說說唐朝為什麼要設立節度使。無論是唐朝的節度使，還是北周時的總管，魏晉的持節都督等，都是以軍事作戰為目的的。這些職位的設立，目的在於破解秦朝以來的郡縣制所帶來的軍事戰力不夠強大的缺陷。而持節都督、總管、都督等臨時或固定的跨州縣的職位，可以快速的集結強大的兵力，進行有效率的作戰。

有效率的集結規模性的軍隊進行作戰，就是魏晉持節都督、北周總管、唐朝都督等職位設立的根本目的。

從薛訥對武則天所說的話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唐朝設立節度使的原因：

“醜虜恁凌，以盧陵為辭。今雖有制升儲，外議猶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則狂賊自然款伏。”

醜虜恁凌，說的是突厥攻打河北地區。

今雖有制升儲，外議猶恐未定，說的是都督之類的官職升遷雖然有制度，但經常因為被彈劾等原因而不定時輪換。

若此命不易，則狂賊自然款伏，說的是如果我這個官職可以長期固定的做下去，要降伏突厥、奚、契丹這些外族，自然是很容易。

“則天深然其言。”“久當邊鎮之任，累有戰功”，也證實了薛訥所提議的長期任職都督在降伏外族中的有效性。

長期在邊疆任職、震懾外族反叛勢力，這就是唐朝設立節度使的最重要的原因。

唐朝節度使源於魏晉時期的持節都督，北周及隋朝改稱總管，唐代稱都督。因為唐朝前期戰事頻繁，所以每當戰事一起，必要有朝廷派遣行軍總管前來領軍備戰。但是這樣有一個弊端，在緊急情況下，倉促準備會延誤戰機，不利於取勝。

後來，為了改變徵調困難以及加強防禦的需要，就設定了屯戍軍，並且逐步壯大，到最後形成了軍政財三權獨攬的節度使。

唐朝設定節度使，本意是要他們替朝廷戍守邊疆，只不過給的權力過大，軍權在手有了造反的實力，財權在手有了造反的底氣，而行政權也歸其所有，這就造成了不利於朝廷對其監管。節度使一職，可以說是真正意義上的封疆大吏，雖然和西周時的分封有差別，但是也有幾分相似。

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力大衰，為了鎮壓反叛，就又設定了不少的藩鎮。而這些藩鎮的不斷崛起，就又造成了五代十國的起因。

一句話，唐朝實行節度使本意是好的，只可惜沒能及時意識到其發展壯大之後，會危及到中央的權力，甚至連皇權都是受到衝擊。

唐玄宗時期，因為晚年好大喜功，不思進取，才會有此禍患。又因為禍患爆發後，玄宗錯殺名將高仙芝等人，又聽信楊國忠奸佞之言，導致唐軍被叛軍打得一敗塗地，可見古代皇權統治下，一人之錯，就會釀成天大災禍，不得不讓後人引之為鑑。

唐朝的節度使之所以出現並造成了極大的惡果，乃是歷史逐步演變的結果。

唐從中期開始，田制和兵制都出現了破壞和變化。府兵制的瓦解與均田制的破壞有一定聯絡，也與唐朝邊境軍事形勢的變化有關， 綜合起來是：1、唐帝國邊防戰線越拉越長，府兵制的徵調體制和原有員額已無法應付， 2、戰爭規模和時間迫使府兵轉為長期屯戍，也影響了上番宿衛的輪換。 3、原有的勳賞優恤制度不能堅持，使府兵喪失了積極性。 4、均田制的破壞損壞了府兵的兵員和後勤基礎。由此府兵也出現了大量逃亡，府兵制遂走到了盡頭。

開元十一年 (723年)，唐玄宗首先招募關中一帶府兵和白丁組成“長從宿衛”，代替以往宿衛京師的府兵，後改稱為“彍騎”。 737年又下令招募長守邊鎮的“長征健兒”，由國家供給衣糧，家屬願同去者撥給田地屋宅，士兵開始向職業軍人演變。兵役制度的改革在軍事上起過積極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但是它也導致朝廷和地方軍事力量的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原先集中大部分府兵，足以壓制四方的關中僅剩下十幾萬彍騎護衛，他們軍事訓練不足。而不斷和少數族打仗的邊疆軍隊卻集中了精兵強將達五十餘萬。

與此同時，唐睿宗時期開始在邊境地區設定的軍事長官，授職時賜給雙旌雙節，總攬一區的軍、民、財政。所轄區內的各州刺史均為其下屬，本身併兼任所駐在州刺史。天寶年間在邊境形成10個節度使，一度有利於對邊疆地區的軍事指揮和控制。節度使長期統帥招募來計程車兵，軍隊漸成私人武裝，成為一種隱患。同時也形成了如安祿山一類的勢力過分強大的軍閥，為叛亂埋下了隱患。安史亂後，內地亦多設立節度使，緣邊節度使演變為天下節度林立。其中一批節度使權力擴大，發動叛亂，形成唐代後期軍閥割據。

唐代後期節度使的出現，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無奈。總體來說歸納為三方面：

臨時性、功績性賜予常態化、中央權力在邊疆逐步弱化與虛化、土地制度引發兵制由府兵制向募兵制轉化。

其實，實行地區性總管來自於北周及隋朝之舊制。在一些重要地區，設定總管統兵，之後改稱為都督。如：

朔方稱總管，邊州別置經略使，有屯田州置營田使。唐代起初刺史權力很廣泛，基本是地方一把手。官員在受職之時，朝廷殿前或派員賜以旌節。也就是說，節是一種全權印信，可以全權排程地方軍政事宜，權力逐漸擴大，兼管民政、財政，故稱節度使。玄宗皇帝設定天寶十節度，成為軍事地方化的權力賦予起源。

安史之亂後，邊疆與中原秩序進行了一輪大重構與整合。北方邊疆和部分平亂有功的地方軍政長官，獲得了經營地方、權力膨脹和遊離朝廷的趨勢。導致各地基層兵將：唯知其大將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呈現出以下克上的歷史特徵。

隨著唐代後期節度使任職長期化、職權轄區化、鎮所固定化、官銜正式化，成為朝廷的防區序列。其掌控下的地方演變為藩鎮形態，兵員依賴於藩鎮長官，也忠誠於地區領導。

均田制瓦解之後，土地佔有與兼併現象日趨激烈，各地流民大量出現。那些出身下層的兵士生活悽苦，幾乎是終身從軍，兄弟相繼，父子相承，世代以軍旅為家，成為專職與世襲僱傭兵。不僅如此，藩鎮節度使掌握著他們的生殺、賞罰、升降等權利，儼然成為一獨立王國。根據張國剛的研究，唐代後期藩鎮可以分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邊疆御邊型以及東南財源型等四種類型，中央集權被模組化處理，成為不同地帶的權力群。

各個地方之間也有爭奪，而朝廷無能為力，很自然唐代就此逐步瓦解。正如李碧妍所說：這是危機與重構，中央權力逐步遞減與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