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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穿插游擊隊

    公元1005年,宋遼兩國在澶淵簽訂邊境和平協定,互約為兄弟之國(以宋真宗為兄,遼聖宗為弟);宋每年輸遼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澶淵之盟在當時是一件影響非凡的大事,真宗與在朝大臣們都將其視作結束北疆邊患的至寶。在此期間有過突出貢獻的功臣,都受到了朝廷的獎賞。

    然而,政壇局勢變幻莫測,誰也沒有想到,澶淵之盟竟會成為一場持續十餘年之久的瘋狂迷信活動的導火索。

    一、王欽若引爆了宋真宗的屈辱感

    據史籍記載,澶淵之盟訂立後,北方邊防的巨大壓力頓然緩解,真宗皇帝對自己主持的這項和議甚感滿意。為了向契丹人表示大宋和平的誠意,他下詔將河北前線原來含有敵視性的地名,改為了具有和好意思的新名稱,如威虜軍改為廣信軍,破虜軍改為信安軍,定遠軍改為永靜軍等。[1]

    對力主親征並最終迫使契丹人坐下來議和的功臣寇準,真宗最初也極為敬佩,懷著相當的感激之情。設想當日如果不是這位宰臣帶頭強烈要求自己親征,避難南方的結局是不堪設想的,哪裡會有如今的安寧?因此對寇準非常信任,給予了很高的禮遇。

    ♦ 澶淵之戰示意圖

    但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等當初力主南逃的官員,卻利用宋真宗珍惜名譽的心態,展開了一場巧妙的反攻。

    據載,一次宮廷朝會結束時,寇準先離開大殿,真宗目送著功臣的身影,直到他消失在視野之中。這時,王欽若乘機對天子說:陛下如此敬畏寇準,是不是因為他有功於社稷?真宗對此給予了肯定的回答。王欽若又說:為臣我沒想到陛下會說出此言,澶淵之役,陛下竟不以為恥,反以為寇準有功於社稷,為何呢?

    聽了王欽若的話,真宗頗感愕然,便問他有什麼話說。此時,王欽若將早已考慮成熟的意思說了出來:城下之盟,即使是春秋時的小國猶以為恥。如今以我萬乘大國之尊而簽署澶淵之盟,其實也是做了一件城下之盟的事情,何其恥辱啊!王欽若說罷,但見真宗皇帝臉色愀然,無話可說。王欽若眼見收到了效果,又不失時機地接著說道:陛下聽說過賭博的事嗎?賭徒即將把錢輸盡時,便豁出老本一博,即所謂“孤注”,陛下正是當日澶淵之役時寇準的孤注,這也太危險了。[2]

    聽到臣子的閒言後,又在事過境遷的情況下重新審視澶淵之盟時,真宗皇帝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刺傷,進而想到當日主戰派大臣逼迫自己冒險親征,他又頓生怨氣。於是改變了對寇準的看法。

    一旦抱有成見,寇準率直和頗具膽魄的工作作風便引起了真宗的不快。終於,景德三年(1006年)春,宋真宗解除了寇準的宰相職務,令他到陝州做地方官。[3]

    二、皇帝欲用封禪與祥瑞來挽回臉面

    自從王欽若當面點破議和的恥辱事實後,真宗皇帝心情常悶悶不樂,一心想在華人面前挽回天子的尊嚴。

    景德四年(1007年)冬日的一天,真宗向王欽若詢問如何才能洗刷澶淵之盟帶來的恥辱,這位“智數過人”的文臣明知天子畏戰,卻故意說:陛下只有用兵收復燕雲,才可以雪恥。真宗只得說:河北百姓才得到休養,我不忍心再將他們置於死地,你可以考慮其次的辦法。

    王欽若眼見天子正如自己猜想的那樣急於挽回臉面,遂將早已想好的對策說了出來。他對真宗說:如不用兵,就應當創造一番大功業,這樣才可以鎮服四海,炫耀於戎狄。當天子詢問何謂大功業時,王欽若悉心予以解釋,其意思大致是:大功業便是封禪,封禪雖應以天降祥瑞而舉行,但祥瑞乃稀世罕有的事情,前代也有人為製造的先例。如果人主真心實意相信上蒼,縱然編造出祥瑞,其實也與真實的無異,像所謂的河圖、洛書,也不過是先聖們藉助神道教化萬民的手段。

    據說,真宗聽了王欽若的建議,一時還猶豫不決。某天晚上,真宗來到藏書的秘閣,正碰上值班的一位老儒臣,便問道:你博覽經典,河出圖、洛出書的事果然有嗎?老儒不知皇上心意,便隨口答道:此為先聖所造宣教百姓的神道辦法。真宗一聽,覺得王欽若的建議的確有所依據,於是下決心舉行封禪禮儀。[4]

    要進行一場不免使人懷疑的天降祥瑞的活動,需要得到百官的理解和響應。史稱,真宗最初擔心宰相王旦反對,王欽若表示自己可以代天子做宰臣的工作。經過王欽若的一番勸說,王旦勉強答應。為了能徹底打動宰相,真宗將王旦請入宮中,設宴款待了一番。臨別時,天子拿出一尊酒瓶賜給王旦,告訴他:此酒極佳,回去後與妻兒共同享用。王旦回到家中,將酒瓶開啟一看,發現裡面竟裝滿了價值昂貴的珍珠,這才明白皇帝是要堵住自己的嘴。[5]

    ♦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真宗像

    就在真宗皇帝給宰相王旦密賜珍珠後一個多月,也就是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初,宰相王旦、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等大臣突然接到了入宮的通知。

    大臣們踏入崇政殿後,真宗告訴了大家一個驚人的訊息。原來,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晚,天子在寢宮突然遇見了神人,神人告訴他可以在宮內正殿設道場一個月,然後上天就將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最後,神人要求他不得洩露天機。於是,真宗按照上天的指示,一面在朝元殿精心安排道場,一面齋戒素食,並沒有向朝臣們透露此事。

    正是心誠則靈,這天早晨就有巡邏的衛士前來報告,稱在宮廷正門的承天門屋頂上發現了大幅黃色絲帶。經派去的宦官仔細察看,獲悉黃帛長二丈多,呈書卷狀密封起來,外面繫有三圈青色絲縷,隱約有奇怪文字露出,想來便是神人降下的天書。事情如此重大,所以將眾臣請來商議對策。

    等真宗述說完事情的經過,王旦馬上代表大臣表示:陛下仁孝愛民,與鄰邦和睦,勵精圖治,五穀豐登,以至感化上蒼,降下祥瑞天書。說罷,群臣跪拜,高呼萬歲。

    隨後,真宗親率百官來到承天門下,先焚香拜謝一番,然後令內侍攀登上房頂取下天書。當天書被傳到道場後,另一名知樞密院事陳堯叟奉命將天書啟封,宣讀了黃帛中的文字:“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恆(真宗立為太子後,改名趙恆)。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云云。當天晚上,真宗又令王旦留宿於中書,其間天子與宰臣又同來到宮中道場,進行了長談。[6]

    隨後,朝廷下達了一系列詔令,大赦天下,改年號為“大中祥符”,加群臣官爵,賜京師百姓歡宴等等。

    不久,泰山所在的兗州(治所在今山東兗州)父老千餘人赴京請天子封禪泰山,又有各地進士八百多名到皇宮前呈遞了請封禪的奏書。到三月下旬,請求封禪的呼聲達到高潮,不僅有大批文武官員接連上書,而且還有各地的武官將校、少數民族首領、僧侶道士以及高齡老人二萬四千多人,都不辭辛勞專程赴京請願。面對如此眾多赤誠的“請求”,天子深受感動,遂下詔答應舉行封禪大禮。[7]

    於是,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初,真宗皇帝率群臣、大批護駕衛軍離開京師赴泰山。

    三、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

    據說,當日在舉行有關禮儀過程的前後,泰山上空出現了五色祥雲,放置天書的盒子周圍紫氣黃光繚繞。又據王欽若反映,泰嶽山谷間突然生長出無數的靈芝草,僅他一次就採集到三萬八千餘枝。真正是君王心誠,天降祥書,地生瑞草。至於報告醴泉湧流、蒼龍顯露以及猛虎遁入深山之類吉祥徵兆的奏書,更是不勝列舉。[8]

    從泰山下來後,真宗又特意在南返途中巡幸了孔子故里,到十一月下旬才返回京師開封。當然,天書也被同時帶回,供奉於深宮之內。年終時節,天子以封禪大禮完成大賞百官,王旦、王欽若以下群臣及宗室成員都被加官晉爵,甚至在外地的寇準也被冠以戶部尚書的官銜。[9]

    東封泰山之後,真宗還陸續親臨汾陰祭祀后土,抵西嶽華山腳下禱告山神,赴亳州朝拜太清宮老子真跡,等等。並且不惜人力和財力,在開封城內大修玉清昭應宮,以供奉天書及安置祭祀天地的道場。可以說,一直到乾興元年(1022年)真宗駕崩為止,前後十數年間,朝廷的中心大政全部集中在名目繁多的各種神道禮儀活動中,為此花費的資財已無法統計。汪聖鐸《兩宋財政史》中說:

    “支費較多者如東封泰山、祀汾陰后土等,……‘東封八百三十餘萬,祀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據真宗時大臣石普估計,為了所謂天書祥瑞屢降而支出的醮設支費,每年達七十萬貫以上。天禧五年‘出內御衣二十八萬事,計其直百五十萬貫,令京師寺觀設齋誦經’。”[10]

    其中,僅營造有二千六百一十楹的玉清昭應宮,便動員了三四萬工匠,日夜趕修,歷時七年左右才完工。以至於當時有人說:“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11]後世的名臣王安石也說,為了向天子獻靈芝,各地官員責令農民入山尋覓,“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容,分崩絕裂,幽窮隱伏,人跡之所不通,往往求焉”。[12]

    不過,正如封禪活動的首創者王欽若所預想的那樣,朝廷文武百官及社會各界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這場聲勢浩大、時間持久的祥瑞運動中,從而使得澶淵之盟的恥辱化為煙雲,從華人的視野中消失殆盡。

    四、批評者遭到逮捕流放

    真宗朝君臣從事的上述各種活動,在明眼人看來不過是一場自欺欺人的騙局。

    可悲的是,像寇準這樣耿直明白的大臣,為了能東山再起,也不得不於天禧三年(1019年)加入了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這年三月,他在任職的永興軍境內支援天子寵臣編造天書。三個月後,天子將出貶多年的寇準召入京師,恢復了他的宰相職務。[13]

    有時,連真宗本人也覺得騙局有些過分。如在大中祥符初年的一天,一位寵臣入宮獻新造的天書法物,一時竟飛來十餘隻預先準備好的仙鶴。眼見此景,天書扶侍使丁謂立即上奏稱仙鶴降臨於天書周圍,“飛舞良久”方才離去。次日,真宗對丁謂說:昨天朕親眼看到仙鶴,不過在天書上飛過,如果說飛舞很久,妙則雖妙,但恐怕不真實,你還是重新修改奏文吧。[14]

    性格剛直的文官張詠,臨終前曾留下奏言,對朝廷不惜民力營建與神道有關的宮觀之舉提出了批評,要求天子斬殺丁謂以謝華人。[15]當時最勇敢的批評者,卻是一名在外地的將官石普。

    石普從太宗朝就已帶兵,屢立戰功。真宗即位初,他又戍守北疆,取得過幾次御遼戰鬥的勝利。大中祥符中,石普已官拜河西軍節度使。史稱他有膽略,通兵書,又喜好陰陽及六甲等術,曾向朝廷上過《軍儀條目》《用將機宜要訣》等兵略。[16]由此可見,石普是一位有相當頭腦的將官。

    當朝廷上下日益沉迷於無止境的祥瑞迷信活動時,石普深為國防的鬆懈而憂慮,於是上書天子,請求取消各地的道場,每年因此可以節省七十多萬緡錢,以補充軍用。當時,真宗舉辦封禪祥瑞的興致正濃,看了這位不知深淺的武將的奏言極為惱怒,只是暫時未予理睬。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冬,石普又上書反映天象變化和西北邊防有警,請求加強守備力量。這一次,石普終於被打算懲治他的君臣抓住了機會。真宗先責怪他越職多言,接著樞密使王欽若又議論他企圖以邊關兵事惑亂朝廷。於是,天子震怒,立即下令派人前往許州收捕石普。結果,石普以私藏天文圖籍之罪被下獄,有的文臣遂建議對其施以極刑。最終,真宗將石普撤職除名,發往遠方服刑,並特別在流放地增設了百名士兵監管他的行動。[17]

    石普不過是對朝廷提了一些不同看法,既未損兵失地,又未圖謀不軌。他遭此報復,無非是因為大膽反對祥瑞運動

    在天子的帶頭倡導下,帝國境內欺妄造假之風甚囂塵上,產生了許多危言聳聽的迷信傳說。天禧二年(1018年)還發生了一件頗為嚴重的事件。據記載,這年夏末的一天,從西京洛陽傳出了“帽妖”食人的傳說,結果愈傳愈神,一直擴散到京畿地區。一時間,百姓們驚恐異常,許多家庭都聚族坐在一起,通宵達旦地叫嚷。後來,朝廷下令嚴查,才獲悉此事系子虛烏有的謠傳,造謠者乃是一名僧人和一名術士。[18]

    ♦ 《清明上河圖》裡的宋都開封

    五、一國君臣如病如狂

    眼見朝政荒於莫名的一場運動之中,宰相王旦欲勸諫天子,想到自己已置身其中,又只好作罷。

    王旦想辭職逃避,又感到皇上對自己厚待無比,不忍離去,於是內心痛苦不堪。每每遇到神道之類的活動,他作為宰相,都要擔任其中最隆重的大禮使和儀衛使職務。捧著所謂的“天書”走在隊伍中間,王旦常流露出“悒悒不樂”的神情。

    為了擺脫煩惱,王旦只得移情於佛教,以尋求安慰。天禧元年(1017年)夏末,王旦終於病倒了。彌留之際他留下遺言,令家人在他死後為自己削髮,並穿戴和尚衣裝,棺木中絕去金玉器具,然後實行火葬。[19]顯然,王旦是想透過此舉表達自己對生前行為的追悔。不過,他的家人和官場的朋友們是不會按照他的遺言辦理喪葬的,而是安排了空前規格的傳統葬禮。[20]

    真宗在位的後期,來自江南蘇州的文士丁謂,成為了朝中最受寵的大臣。

    在大中祥符年間,丁謂積極投身於各種祥瑞活動之中,既與王欽若相互配合,又時常彼此爭寵。在此期間,每每遇到醮祭場合,丁謂必奏親眼目睹到仙鶴飛舞。在東封泰山期間,他向天子反映,自己在黃昏時分見到無數只仙鶴盤旋於行宮之上。於是,世人譏稱他為“鶴相”。[21]到真宗去世之前,丁謂已是朝中最有實權的大臣。真宗皇帝曾親自寫詩盛讚過他的才能,所謂“踐歷功皆著,諮詢務必成”,“俾展經綸業,旋升輔弼榮。嘉亨忻盛遇,盡瘁磬純誠”,“想卿懷感意,常是夢神京”。[22]

    在真宗晚年,丁謂與劉皇后結成政治同盟,借天子多病的機會,形成把持朝政的局面。最終,當宰相寇準試圖限制後宮干政時,丁謂夥同劉皇后出手,將寇準罷官流放。與此同時,他取而代之登上相位。天禧四年(1020年),丁謂將最大的對手寇準流放嶺南之後,又巧妙而專橫地將另一位新任宰相李迪驅逐出朝,隨之安排老官僚馮拯接替次相之位。此時,真宗已重病纏身,時常陷於神志不清的地步,宮裡由劉皇后主事,朝堂則唯丁謂馬首是瞻。

    如此種種,正可謂是“一國君臣如病狂然”[23]。

    在祥瑞運動的衝擊之下,北宋的政局變得扭曲起來,而國家的武備更被拋到一邊,像石普那樣稍有頭腦的武官將領只能受到無情的排斥和打擊。澶淵之盟後的宋真宗時代“文恬武嬉”,猶如一艘巨大沉重的航船,駛入了完全無人知曉的航線。未來可能遇到什麼暗礁或旋渦,已沒有什麼人在意了。

    [1](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第1301頁。

    [2](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丁酉,第1389頁;(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六,第116頁。

    [3](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丁酉,第1389頁。

    [4](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第1506—1507頁。

    [5](元)脫脫等:《宋史》卷二八二《王旦傳》,第9545頁;(宋)蘇轍《龍川別志》捲上,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73頁。

    [6](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第1518—1519頁;(元)脫脫等:《宋史》卷一○四《禮志七》,第2539頁。

    [7](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三月甲戌、乙卯,四月辛卯,第1528—1531頁;(元)脫脫等:《宋史》卷一○四《禮志七》,第2527頁。

    [8](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大中祥符元年十月戊申、乙酉、壬子,第1570—1572頁。

    [9](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辛丑、癸卯、辛亥,第1581—1582頁。

    [10]參閱汪聖鐸《兩宋財政史》(下),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495頁。本段引用系編輯依循該註釋補入正文。

    [11](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八月癸未,第1944頁。

    [12](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三四《芝閣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8頁。

    [13](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三,天禧三年三月乙酉、六月戊戌,第2142、2152頁。

    [14](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庚申,第1560—1561頁。

    [15]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八月癸未,第1944頁。

    [16] (元)脫脫等:《宋史》卷三二四《石普傳》,第10474頁。

    [17]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戊申,第2027頁。

    [18]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二,天禧二年六月乙巳,第2118頁。

    [19]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七,第143頁。

    [20]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天禧元年九月己酉,第2080—2081頁;(元)脫脫等:《宋史》卷二八二《王旦傳》,第9545頁。

    [21] (宋)魏泰:《東軒筆錄》卷二,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8頁。

    [22] (清)厲鶚:《宋詩紀事》卷一,引宋真宗《又賜丁謂》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頁。

    [23] (元)脫脫等:《宋史》卷八《真宗紀》“贊論”,第172頁。

    本文摘選自《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與北宋興亡》,陳峰著,重慶出版社2021年出版。原文較長,有刪節。大小標題系編輯所擬。作者簡介:陳峰,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長期從事宋史研究,出版有《北宋武將群體與相關問題研究》《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與北宋興亡》《宋代軍政研究》《宋代治國理念及其實踐研究》《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將壇說》《漕運與古代社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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