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文韜治世安天下 武略策馬定乾坤，大明“完人”王陽明
文韜治世安天下 武略策馬定乾坤
對於偉人的評判標準，本漢學家浜隆一郎在評點中國歷史人物時，曾這樣說道：“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道德、學問和事功，三者兼備才能成為偉人。
而歷史上當得了偉人稱號的有三位：諸葛亮，曾國藩，王陽明！
若要三位中勝者，浜隆一郎認為，那一定是是王陽明。
這是因為，王陽明不僅有赫赫戰功，而且“學問是三人之首”，“是繼孔孟之後，與朱熹齊名的曠世大儒。”
王明陽可謂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位立德、立言、立功皆完美者。
可是在一開始，王陽明卻是時人眼裡的卻有些不正常，甚至瘋癲！。
生在腐朽的時代
在距今五百多年的1472年，王陽明出生在浙江餘姚（今屬寧波）。幼名雲，後改名守仁。因他曾在會稽山陽明洞建草堂，世稱“陽明先生”。
餘姚古屬越地，自漢以來有“文獻名邦”之稱。對此，梁啟超曾說，“餘姚以區區一邑，而自明中葉迄清中葉二百年間，碩儒輩出，學風沾被全國以及海東。”
王陽明的父親王華為明成化十七年辛丑科狀元，曾為經筵講官，向弘治皇帝講解經義，後又歷任禮部左侍郎、南京禮部尚書等職。
在時人看來，王陽明出身於這樣一個家庭，理應勤勤懇懇，子承父業，按部就班地走一條科考、入仕之路。
但是，王陽明不這麼認為，時人也因此視他為一名瘋癲少年。
其好友湛甘泉曾寫道，王陽明在青少年時期有“五溺”，即“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
時人視之為不務正業。
實乃偉人心性！
不學文，卻對 騎射之習頗感興趣。在王陽明13歲的時候，熱衷於學習弓馬之術，以及研讀《六韜》、《三略》等兵書。次年，他和父親同遊居庸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不久，他又打算直接向皇帝上書，請求率軍平亂。其父聞之大驚，“斥之為狂”，少年王陽明“乃止”。
再以神仙之習為例。1488年，王陽明16歲，前往南昌娶妻。婚禮當天，他卻突然消失了。眾人遍尋不見，最後發現他去了道觀，“行入鐵柱宮，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
他還以瘋癲之態，對待時人特別在意的舉業。
婚禮過後，王陽明在攜夫人返餘姚途中，於上饒拜訪了大儒婁諒。後者對舉業不以為然，這種態度顯然影響了王陽明，他還告訴王陽明：“聖人必可學而至。”這讓王陽明對儒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儒學本是其家之家學。當時，其父丁憂在家，課子弟讀經以應舉業，王陽明就隨眾人一起讀書，但卻被眾人打趣：“彼已遊心舉業外矣。”
1493年，21歲的王陽明參加會試，但或許是之前“五溺”的原因，他落榜了。
對此，他非但不在意，反而安慰那些鬱鬱寡歡的落榜者，“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
在王陽明看來，參加科考不過是個手段，目的在於獲得機遇以“行道”。
他有這種想法，由來已久。
11歲時，他就曾問塾師：“何為第一等事？”塾師說：“惟讀書登第耳。”他將信將疑，反而對塾師說：“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其父王華聽了，不禁一笑，問他：“汝欲做聖賢耶？”
父親的“一笑”之中，有慈愛之情也有期許之意。但在時人眼中，尚是童子的王陽明就這麼說，無疑是大言不慚了。
時人不理解王陽明，那是因為他們早已忘記了讀書之目的。而在王陽明看來，當時的科舉不僅僅徒有虛表，還帶來了敗壞的世風。
而科舉之所以有名無實，因為僅僅是一個獲名獲利的工具！
明朝時，以理學為官學。朝廷奉之為圭臬，以之取士，以之治國。但在實際上，朝廷的眼裡只有服務於皇權永固的教條，它根本不尊重理學，也不尊重儒士。在它的眼裡，無論是理學還是科舉，都只是工具而已。
朝廷的這種做法，在明朝開國之初就表現得很明顯。朱元璋為“治天下”，不得不標榜尊學重道，但在實際中，他不僅毫無顧忌地辱罵儒士為“豎儒”，而且動輒杖之戮之。
以《明史》所載李仕魯事為例，朱元璋詔求理學碩儒，李仕魯應詔，但他到任後，發現朝廷所謂尊崇理學，不過是葉公好龍，於是提出辭職“歸田裡”。朱元璋當場撕破了臉，“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
又如，《孟子》為儒家經典，但朱元璋卻覺得尚需對《孟子》一書動以斧金，才能更好將之改造為維護皇權的工具。他命人刪去《孟子》一書中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85條內容，“自今八十五條以內，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
至於永樂皇帝，他一邊嚴厲處罰批評理學之人，一邊安排人編撰了以理學為“基”的《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將之作為官定讀本和科舉考試的準繩。
這種把“治國之道”教條化的後果便是，朝野上下皆是陽奉陰違之風。
王陽明進入壯年後，正值“朝綱紊亂”的正德時期。若是按照《孟子》所言，正德皇帝是個“望之不似人君”的傢伙，他當此大位，熱衷的卻是天天讓太監幫他找樂子。在太監之外，也有眾多官員變著花樣哄他開心。
對此，王陽明在親歷仕宦後，曾毫不客氣地批評：“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
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敗壞的何止是治道呢？當時的學道同樣是一塌糊塗。對此，王陽明也曾嚴厲地批評說：“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歡謔跳踉，騁奇鬥巧……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適以行其惡也。”
但是，在剛剛出仕的時候，年輕的王陽明還在天真地做著“得君行道”之夢。
27歲那年，他再次參加會試，考中進士。幾年後，正德皇帝即位。在新君改元之際，時為兵部主事的王陽明想要勸說皇帝“正心”。他上書一封，題為《乞侑言官去權奸以彰聖德疏》。
其中的“權奸”，直指的是正德皇帝寵信的太監劉瑾。
而劉瑾正在權焰日熾，王陽明先生大禍臨頭。
龍場悟道
其實當時的王陽明，依然深信理學。
他如此相信“得君行道”，並不奇怪，因為他在效仿先儒。
在宋儒看來，“治道”與“學道”在周公和周公以前是合一的，比如周公即集“治道”和“學道”為一身。在周公之後，“治道”和“學道”發生了斷裂，從此，儒士自可行“學道”，但若想行“治道”，就必須以“得君”為先決條件。
宋代時，儒士們這麼認為，並沒有什麼問題，因為宋代的“不成文法”為皇帝和士大夫“共定國是”，即便有士大夫開罪了朝廷，也不用擔心殺身之禍，甚至引以為榮。以王安石為例，他常與宋神宗面爭於朝，每每“辭色皆厲”，而神宗則“改容為之欣納”；再以范仲淹為例，他第一次遭黜，“僚友餞于都門曰：‘此行極光。’”他第二次遭黜，“僚友又餞於亭曰：‘此行愈光。’”他第三次遭黜，“親賓故人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範笑謂送者曰：‘仲淹前後三光矣’……客大笑而散。”
但是，在王陽明上書之際，時代變了。
這是在中央集權登峰造極的明代。
劉瑾看到王陽明的上書，暴怒。他票擬聖旨，將王陽明杖責四十。還令親信監督，加力杖責。
受此酷刑，王陽明“既絕復甦”，隨即又被流放貴州龍場為驛丞。
迫害到此並沒有結束，在王陽明前往龍場途中，劉瑾又派人行刺。王陽明佯裝沉江，騙過刺客，九死一生，到達龍場。
今日龍場，距離貴陽不過七十里，山明水秀，因是陽明學誕生之地而有異彩，但在五百年前，對於內地人來說，那卻是一個難以駐足的地方。
我們翻閱《陽明先生年譜》，書中記錄當時的情形為：“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從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
在龍場，王陽明先是以荊棘為籬，墊土為階，自建了一座茅草屋。後來，他發現了一處鐘乳洞，又搬家到洞中。
他還開荒種地，產出的糧食自給有餘。
就像畫家高更在塔希提島似乎回到了天地之初一樣，王陽明在龍場也遇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這裡的百姓還過著“與鹿豕遊”的生活。以文明的眼光而言，可以說他們“野蠻”，也可以說他們“質樸無文”。儒家向來認為，文質應相當，若繁文興而實行衰，世道反而會一塌糊塗，倒不如敦本尚實、反樸還淳。
龍場百姓說著讓人不知所云的話，他們向王陽明問好，也送食物給王陽明，王陽明則送餘糧給他們。
有時，王陽明和龍場百姓共辦宴會，大家一起酩酊大醉。
王陽明可以“自得”於這樣的生活，但隨他到龍場的三名家僕卻不堪忍受，以至於抑鬱成疾。
他自幼性格“和易善謔”，後來為了“格物”之學，也曾“端坐省言”。在龍場，他看到僕人抑鬱不樂乃至悶出病來，就仍然用他愛開玩笑的性格為他們排憂解煩。
對此，《陽明先生年譜》載：“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
從王陽明在龍場所做之詩看來，他把僕人們的情緒調節得真不錯，“童僕自相語，洞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構，天巧謝雕鑿。”
也就是說，僕人們開始稱讚這個山洞，覺得住在這裡面還是很棒的嘛。
解僕人之問題易，解自己的問題難。在龍場，王陽明不斷自問：“聖人處此，更有何道？”
如果他是一名隱士，這個問題不難解答。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隱者。道家中人，有出世之思，成為隱者是很自然的事。即便是儒士，如果有很強烈的“道真”之心，也會成為一名隱者。
在龍場，王陽明寫了很多詩，其中很多首帶有陶淵明詩作那樣的隱逸風格。比如，他在《觀稼》中寫道：“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疏，種蕷須土溼。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厭頻，耘禾不厭密。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即是參贊功，毋為輕稼穡！”
不過，王陽明只是羨慕隱者那份遵守“道心”的態度。他認為，身為一名儒者，還是應盡濟世之責，但不應為世俗所累。
但在如此朽壞的一個時代，在如此支離破碎的一個人間，他又能如何做呢？
在溪水邊，他頭上生出的白髮倒映在水面上，而這時的他才36歲。他愕然不已，做詩感慨：“年華若流水，一去無回停。悠悠百年間，吾道終何成？”
答案終於從心底升起了。
《陽明先生年譜》載：“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他到底悟到了什麼？
根據宗教學的研究，這樣的在寤寐中不覺歡呼的體驗，反映了人在恍然大悟之際的愉悅感。在這一刻，他得到了他一直想要得到的終極答案。
按照《傳習錄》中所載，那就是“心即理也。”
這是儒學史上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心學從此誕生。
一般而言，朱子學之要歸於理，故為理學；陽明學之要歸於心，故為心學。關於理學與心學之別，各方論述已多，本文對此不做解析。在此，要問的是，陽明之悟為歷史帶來了什麼變革？
那就是，儒學第一次放棄了“得君行道”的觀念。一次在儒學發展史上劃時代的變革，即將展開。
迴歸本心的思考
雖千萬人，吾往矣，一切“從百死千難中得來。”
“百死千難”，無疑就是他在龍場悟道之前的經歷。
之前，他孜孜於“得君行道”，然而，他所處的這個現實世界，實際上是一個“治”沒有“道”，“君”也沒什麼“理”的世界。
在這樣的一個現實世界裡，他堅持“治道”以“得君行道”為先決條件，無疑是緣木求魚。
龍場悟道後，他對這個現實世界的態度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
他不再“求理”於君，而有了“求去”之意。
《龍場生問答》載：在龍場，他收了一些弟子，其中有人問王陽明，為何要“求去”？王陽明答：“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為行道矣。”
不僅僅如此，王陽明還反思了他之前的莽撞行為。
他認為，正德皇帝即位後，對於他來說，乃是“當遁之時”，而他卻冒進上書，不僅於事無補，反而使得劉瑾“大肆其惡”，“是將以救弊而反速之亂矣。”
他還反思說，上書之時，他入仕未久，乃是“進身之始”，而且“德業未著”，不應“汲汲於求知”。
簡而言之，王陽明認為，之前的他，可以說是自取其辱，因為他錯判了這個現實世界以及當時自身的能力和影響力。
對此，他用了“失身枉道”四個字。
這是很嚴重的自責，他痛切地承認了自己之前的失敗。
那些弄權之人又如何呢？
1510年，劉瑾倒臺，受磔刑而死，身敗名裂。那些曾為他的黨羽之人，不是被處死，就是被撤職。
1521年，正德皇帝病死，結束了他那荒唐又短暫的一生。彌留之際，他對身邊的司禮監太監說：“天下事重，與閣臣審處之。前事皆由朕誤，非汝曹所能預也。”也就是說，他承認自己是個失敗的皇帝。
但是，這個敗壞的現實世界並不會因此得到改變。在接下里的年月裡，依然有一個又一個的皇帝、重臣或身敗、或名裂，或身敗而兼名裂。
他們全都不能在事業上獲得有意義的發展。
對此，史家黃仁宇曾分析說，出現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能解釋”，根本原因在於“制度已經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何去何從？
在一個世道和人心全都千瘡百孔的時代裡，無論任何人，只要不甘於沉淪，就必然要面對這樣的拷問。
王陽明給出的答案是以講學救世。
對此，後來他曾這樣解釋講學的目的：“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躋於大同。”
換言之，世道之衰，在於學道和治道都已步入歧途。在皇權的扭曲之下，人競相於徇物之“學”，其終至於人皆忘己，至於人的消滅。要徹底改變這種局面，唯有從根本入手，致力於人的發現。
如果把“得君行道”的觀念和王陽明的講學之說加以比較。我們就可以發現，他所提倡的講學，不僅僅是一種教育形式而已。講學傳統在中國古已有之，無論是孔子的“弟子三千”，還是從宋代興盛起來的書院教育，都屬於綿延不絕的講學之風。但是，王陽明所提倡的講學，和先儒的講學相比，兩者之不同，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實質，那就是把“行道”的先決因素從君主置換為了每一個個體，或者說，把這個先決因素從廟堂之上置換到了民間社會。
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
所謂“致君堯舜上”，無非是幻夢而已。
不必“得君”，一樣行道。
發生在明朝的啟蒙運動
總是求而不得
如果說，在龍場悟道之前，他是急於“求上”而不成；那麼，在龍場悟道之後，他是想要“求去”卻不得。
劉瑾伏誅後，王陽明離開了龍場。歸路與來路相同，每到一處，他都會湧起很多回憶。一路上他共做詩二十多首，這些詩作多有隱逸之意。
以《睡起寫懷》為例，他在其中寫道：“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鳥自流形。未須更覓羲唐事，一曲滄浪擊壤聽。”
“擊壤”即《擊壤歌》。歌中所詠的，是一個不需要皇帝，但很美好的地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但是，王陽明此行卻不是去擊壤之地，而是前往上任廬陵縣令，從此開始了他長期任職江西的生涯。
1516年，他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受命巡撫南贛及汀、漳，之後又巡撫江西。
正是在這一期間，他創下了一生中最具傳奇色彩的功業——平定宸濠之亂。當時，寧王朱宸濠叛亂，王陽明以只及朱宸濠一半的兵力，即在一日之內攻下南昌，隨後又在鄱陽湖大敗叛軍主力，生擒朱宸濠。
很多人稱讚王陽明用兵如神，但他卻對這些功業不以為然。
在戰場之上，他寫信給門生：“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他說，他最在意的是講學之功，“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
這讓他的講學方式別具一格。如他所言，“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傯中。”
戰陣之前，可以講學。《陽明先生年譜》載，平定宸濠之亂時，他依然講學不輟。每有戰報傳來，他就當場處理，然後繼續講學。前線部隊陷入苦戰的訊息傳到案前，舉座皆驚，王陽明稍作處理，歸座講學。生擒寧王的訊息傳來，王陽明行賞完畢，繼續講學。
事後，人問王陽明用兵之術，他回答：“若用工夫於良知上……臨事心不動。若由此不動心，則自能應變。”
街市之上，可以講學。《傳習錄拾遺》載：“一日，市中哄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陽明）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哼哼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焉學？’（先生）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
一個極具幽默感的儒者形象，躍然紙上。
王陽明的弟子這麼記錄他的形象：“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
他又是怎麼看弟子的呢？他平定宸濠之亂後，王艮拜入心學之門，他高興地說：“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為斯人動。此真學聖人者。”
越是和弟子們在一起，他就越想回鄉講學。為此，他多次向朝廷請求致仕。巡撫南贛之前，他連上《自劾乞休疏》和《乞病養疏》；到了江西后，又連番上《乞休致書》、《辭免升蔭乞以原職致仕疏》和《乞放歸田裡疏》。
但是，他越是流露出對仕宦的倦怠之意，朝廷就越是不讓他辭官。
並非是朝廷在重用他。實際上，他一直遭受著兩方面的嫉恨。一方面，朝中輔臣嫉恨他的功績；另一方面，無論朝野，均有多人嫉恨他的學說，指責他為“病狂喪心之人”。
實則是朝廷需要他的才幹。以平定宸濠之亂為例，舉薦他巡撫南贛的為兵部尚書王瓊。當時，朱宸濠已有叛亂之相，而王瓊深知王陽明之才，所以他把王陽明一次又一次的致仕請求都壓了下來。
那麼，為什麼又有那麼多人嫉恨心學呢？根本原因在於，心學其實正在對現實世界的權力體系帶來挑戰。王陽明在回覆那些說他“病狂喪心”的指責時，也毫不客氣。他說，他樂見“致良知”之學見成效，如此，“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
王陽明的弟子錢緒山曾指出，其師講學有“三變”，依次是創立“知行合一”說，教弟子“靜坐說”，以及提出“致良知”說。
“三變”為學說內部的調整，本文對此並不進行學理解析。在此要問的是，這一場儒學變革，為中國社會帶來了什麼？
那就是心學預設了對個體價值的肯定。這如一聲驚雷，撼動了萬千遭受現世重壓的人和深陷權力旋渦的人，讓他們在已經朽壞的“治道”和“世道”之外，看到了一條光明大道。
王陽明認為，一個人，無論他從事何種職業，無論他在社會中的身份高低，只要誠意向學，成聖成賢之路都會向他開啟。他這樣說道：“個個人心有仲尼”，“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在古代中國，商民為四民之末，但王陽明卻認為：“四民異業而同道”，“果能……調停得心體無累，雖終日做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
聽他講學者，除了士人，還有眾多的一般民眾。
其中最動人的一個案例，莫過於他和一個聾啞人筆談心存天理。他先提筆寫下：“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知是非否？”聾啞人筆答：“知是非。”他又提筆寫下：“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聾啞人拱謝。他接著寫道：“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個聖賢的心。”聾啞人看了，扣胸指天。
在以往，像這樣的聾啞小民，是幾乎不可能進入一般士大夫眼中的，更絕無可能進入朝廷視野，因為他們幾乎毫無工具價值。但是，在王陽明看來，絕不能以工具價值論人。或者說，以工具價值論人，乃是對人最大的折辱。
在中國歷史上，於心學之前，從來沒有一種學說，能夠如此肯定個體價值。
由此可以說，心學的傳佈，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場遍及社會各階層的啟蒙運動。
與此同時，那個“君”在王陽明心裡，是愈行愈遠，乃至漸漸不見了。
比如，身為重臣，他卻懶得對那些所謂的朝廷大事發表意見。他對上的奏疏，都不過是一些有關軍事和地方情況的業務報告。
越是那些所謂人臣應當關注之事，他越是不在意。
以迎佛骨之爭為例。1515年，正德皇帝命太監攜鹽引數萬，大迎活佛，朝中官員紛紛上書勸止，王陽明也寫了《諫迎佛疏》，但並未上書。後來，王陽明說道，在那個時候，他之所以打算像眾人那樣上書，只不過是因為“尚有些鄉愿的意思未盡”。
再以“大禮議”之爭為例。正德皇帝死後，因為沒有子嗣，其堂弟登帝位，為嘉靖皇帝，後者卻執意要把兩年前去世的父親興獻王追封為皇帝。數百名文官在紫禁城左順門外大哭抗議，而嘉靖皇帝也毫不客氣地施以集體廷杖，杖死16人。依世俗之見，王陽明應該在“大禮議”之爭中發表意見，因為皇帝這種做法會增加各地朱氏宗藩挑戰帝位的可能性，而他是平定寧王之亂的第一功臣，對宗藩叛亂體會最深。但是，王陽明對此無一字上書。有弟子多事，問他對“大禮議”之爭意見如何，他默不作答。不過，事後，他在一首詩中寫出了他的看法：“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1527年，王陽明再一次因軍務受命於朝廷，前往兩廣平叛。這成了他最後的征程。當時他原本就有病在身，平叛完成後，病情惡化。次年，他在回程路過江西時，病逝於舟中。臨終前，留遺言於弟子：“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心學的講學之風，於王陽明身後，在弟子王艮等人的力倡下，繼續傳佈四方。同時，也毫不意外地遭到越來越多的嫉恨。
1529年，嘉靖皇帝下詔，斥心學為“偽學”，加以嚴禁。
不過，這一紙顢頇的詔令並不能阻擋心學繼續如野火一般在人們的心頭傳播。在杭州、吉安、衢州、池州、餘姚、南昌、金華、青田、辰州、溧陽、龍場、贛州、涇縣、蘄州、宣城，各地依然無視嚴禁，不斷建書院講習心學，建陽明祠祭祀王陽明。
隆慶皇帝即位後，一度開明的朝廷恢復了王陽明的名譽，也解除了心學之禁。
1584年，王陽明從祀於孔廟。
心學，為“維新之學。講學，為造就新民、新社會。
兩千年來儒者所未到之境，儒家政治觀念上一個劃時代的轉變，我們不妨稱之為‘覺民行道’，王陽明他實現了，透過喚醒每一個人最深處的‘良知’的方式，希望達成共‘治天下’的目的。，與兩千年來‘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他那深邃的眼光不再望向高聳威嚴的“廟堂”，而是底層最廣大的百姓平民，“覺民行道”正是如此！
致良知，文韜治世安天下 武略策馬定乾坤，大明“完人”王陽明
文韜治世安天下 武略策馬定乾坤
對於偉人的評判標準，本漢學家浜隆一郎在評點中國歷史人物時，曾這樣說道：“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道德、學問和事功，三者兼備才能成為偉人。
而歷史上當得了偉人稱號的有三位：諸葛亮，曾國藩，王陽明！
若要三位中勝者，浜隆一郎認為，那一定是是王陽明。
這是因為，王陽明不僅有赫赫戰功，而且“學問是三人之首”，“是繼孔孟之後，與朱熹齊名的曠世大儒。”
王明陽可謂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位立德、立言、立功皆完美者。
可是在一開始，王陽明卻是時人眼裡的卻有些不正常，甚至瘋癲！。
生在腐朽的時代
在距今五百多年的1472年，王陽明出生在浙江餘姚（今屬寧波）。幼名雲，後改名守仁。因他曾在會稽山陽明洞建草堂，世稱“陽明先生”。
餘姚古屬越地，自漢以來有“文獻名邦”之稱。對此，梁啟超曾說，“餘姚以區區一邑，而自明中葉迄清中葉二百年間，碩儒輩出，學風沾被全國以及海東。”
王陽明的父親王華為明成化十七年辛丑科狀元，曾為經筵講官，向弘治皇帝講解經義，後又歷任禮部左侍郎、南京禮部尚書等職。
在時人看來，王陽明出身於這樣一個家庭，理應勤勤懇懇，子承父業，按部就班地走一條科考、入仕之路。
但是，王陽明不這麼認為，時人也因此視他為一名瘋癲少年。
其好友湛甘泉曾寫道，王陽明在青少年時期有“五溺”，即“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
時人視之為不務正業。
實乃偉人心性！
不學文，卻對 騎射之習頗感興趣。在王陽明13歲的時候，熱衷於學習弓馬之術，以及研讀《六韜》、《三略》等兵書。次年，他和父親同遊居庸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不久，他又打算直接向皇帝上書，請求率軍平亂。其父聞之大驚，“斥之為狂”，少年王陽明“乃止”。
再以神仙之習為例。1488年，王陽明16歲，前往南昌娶妻。婚禮當天，他卻突然消失了。眾人遍尋不見，最後發現他去了道觀，“行入鐵柱宮，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
他還以瘋癲之態，對待時人特別在意的舉業。
婚禮過後，王陽明在攜夫人返餘姚途中，於上饒拜訪了大儒婁諒。後者對舉業不以為然，這種態度顯然影響了王陽明，他還告訴王陽明：“聖人必可學而至。”這讓王陽明對儒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儒學本是其家之家學。當時，其父丁憂在家，課子弟讀經以應舉業，王陽明就隨眾人一起讀書，但卻被眾人打趣：“彼已遊心舉業外矣。”
1493年，21歲的王陽明參加會試，但或許是之前“五溺”的原因，他落榜了。
對此，他非但不在意，反而安慰那些鬱鬱寡歡的落榜者，“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
在王陽明看來，參加科考不過是個手段，目的在於獲得機遇以“行道”。
他有這種想法，由來已久。
11歲時，他就曾問塾師：“何為第一等事？”塾師說：“惟讀書登第耳。”他將信將疑，反而對塾師說：“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其父王華聽了，不禁一笑，問他：“汝欲做聖賢耶？”
父親的“一笑”之中，有慈愛之情也有期許之意。但在時人眼中，尚是童子的王陽明就這麼說，無疑是大言不慚了。
時人不理解王陽明，那是因為他們早已忘記了讀書之目的。而在王陽明看來，當時的科舉不僅僅徒有虛表，還帶來了敗壞的世風。
而科舉之所以有名無實，因為僅僅是一個獲名獲利的工具！
明朝時，以理學為官學。朝廷奉之為圭臬，以之取士，以之治國。但在實際上，朝廷的眼裡只有服務於皇權永固的教條，它根本不尊重理學，也不尊重儒士。在它的眼裡，無論是理學還是科舉，都只是工具而已。
朝廷的這種做法，在明朝開國之初就表現得很明顯。朱元璋為“治天下”，不得不標榜尊學重道，但在實際中，他不僅毫無顧忌地辱罵儒士為“豎儒”，而且動輒杖之戮之。
以《明史》所載李仕魯事為例，朱元璋詔求理學碩儒，李仕魯應詔，但他到任後，發現朝廷所謂尊崇理學，不過是葉公好龍，於是提出辭職“歸田裡”。朱元璋當場撕破了臉，“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
又如，《孟子》為儒家經典，但朱元璋卻覺得尚需對《孟子》一書動以斧金，才能更好將之改造為維護皇權的工具。他命人刪去《孟子》一書中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85條內容，“自今八十五條以內，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
至於永樂皇帝，他一邊嚴厲處罰批評理學之人，一邊安排人編撰了以理學為“基”的《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將之作為官定讀本和科舉考試的準繩。
這種把“治國之道”教條化的後果便是，朝野上下皆是陽奉陰違之風。
王陽明進入壯年後，正值“朝綱紊亂”的正德時期。若是按照《孟子》所言，正德皇帝是個“望之不似人君”的傢伙，他當此大位，熱衷的卻是天天讓太監幫他找樂子。在太監之外，也有眾多官員變著花樣哄他開心。
對此，王陽明在親歷仕宦後，曾毫不客氣地批評：“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
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敗壞的何止是治道呢？當時的學道同樣是一塌糊塗。對此，王陽明也曾嚴厲地批評說：“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歡謔跳踉，騁奇鬥巧……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適以行其惡也。”
但是，在剛剛出仕的時候，年輕的王陽明還在天真地做著“得君行道”之夢。
27歲那年，他再次參加會試，考中進士。幾年後，正德皇帝即位。在新君改元之際，時為兵部主事的王陽明想要勸說皇帝“正心”。他上書一封，題為《乞侑言官去權奸以彰聖德疏》。
其中的“權奸”，直指的是正德皇帝寵信的太監劉瑾。
而劉瑾正在權焰日熾，王陽明先生大禍臨頭。
龍場悟道
其實當時的王陽明，依然深信理學。
他如此相信“得君行道”，並不奇怪，因為他在效仿先儒。
在宋儒看來，“治道”與“學道”在周公和周公以前是合一的，比如周公即集“治道”和“學道”為一身。在周公之後，“治道”和“學道”發生了斷裂，從此，儒士自可行“學道”，但若想行“治道”，就必須以“得君”為先決條件。
宋代時，儒士們這麼認為，並沒有什麼問題，因為宋代的“不成文法”為皇帝和士大夫“共定國是”，即便有士大夫開罪了朝廷，也不用擔心殺身之禍，甚至引以為榮。以王安石為例，他常與宋神宗面爭於朝，每每“辭色皆厲”，而神宗則“改容為之欣納”；再以范仲淹為例，他第一次遭黜，“僚友餞于都門曰：‘此行極光。’”他第二次遭黜，“僚友又餞於亭曰：‘此行愈光。’”他第三次遭黜，“親賓故人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範笑謂送者曰：‘仲淹前後三光矣’……客大笑而散。”
但是，在王陽明上書之際，時代變了。
這是在中央集權登峰造極的明代。
劉瑾看到王陽明的上書，暴怒。他票擬聖旨，將王陽明杖責四十。還令親信監督，加力杖責。
受此酷刑，王陽明“既絕復甦”，隨即又被流放貴州龍場為驛丞。
迫害到此並沒有結束，在王陽明前往龍場途中，劉瑾又派人行刺。王陽明佯裝沉江，騙過刺客，九死一生，到達龍場。
今日龍場，距離貴陽不過七十里，山明水秀，因是陽明學誕生之地而有異彩，但在五百年前，對於內地人來說，那卻是一個難以駐足的地方。
我們翻閱《陽明先生年譜》，書中記錄當時的情形為：“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從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
在龍場，王陽明先是以荊棘為籬，墊土為階，自建了一座茅草屋。後來，他發現了一處鐘乳洞，又搬家到洞中。
他還開荒種地，產出的糧食自給有餘。
就像畫家高更在塔希提島似乎回到了天地之初一樣，王陽明在龍場也遇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這裡的百姓還過著“與鹿豕遊”的生活。以文明的眼光而言，可以說他們“野蠻”，也可以說他們“質樸無文”。儒家向來認為，文質應相當，若繁文興而實行衰，世道反而會一塌糊塗，倒不如敦本尚實、反樸還淳。
龍場百姓說著讓人不知所云的話，他們向王陽明問好，也送食物給王陽明，王陽明則送餘糧給他們。
有時，王陽明和龍場百姓共辦宴會，大家一起酩酊大醉。
王陽明可以“自得”於這樣的生活，但隨他到龍場的三名家僕卻不堪忍受，以至於抑鬱成疾。
他自幼性格“和易善謔”，後來為了“格物”之學，也曾“端坐省言”。在龍場，他看到僕人抑鬱不樂乃至悶出病來，就仍然用他愛開玩笑的性格為他們排憂解煩。
對此，《陽明先生年譜》載：“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
從王陽明在龍場所做之詩看來，他把僕人們的情緒調節得真不錯，“童僕自相語，洞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構，天巧謝雕鑿。”
也就是說，僕人們開始稱讚這個山洞，覺得住在這裡面還是很棒的嘛。
解僕人之問題易，解自己的問題難。在龍場，王陽明不斷自問：“聖人處此，更有何道？”
如果他是一名隱士，這個問題不難解答。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隱者。道家中人，有出世之思，成為隱者是很自然的事。即便是儒士，如果有很強烈的“道真”之心，也會成為一名隱者。
在龍場，王陽明寫了很多詩，其中很多首帶有陶淵明詩作那樣的隱逸風格。比如，他在《觀稼》中寫道：“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疏，種蕷須土溼。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厭頻，耘禾不厭密。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即是參贊功，毋為輕稼穡！”
不過，王陽明只是羨慕隱者那份遵守“道心”的態度。他認為，身為一名儒者，還是應盡濟世之責，但不應為世俗所累。
但在如此朽壞的一個時代，在如此支離破碎的一個人間，他又能如何做呢？
在溪水邊，他頭上生出的白髮倒映在水面上，而這時的他才36歲。他愕然不已，做詩感慨：“年華若流水，一去無回停。悠悠百年間，吾道終何成？”
答案終於從心底升起了。
《陽明先生年譜》載：“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他到底悟到了什麼？
根據宗教學的研究，這樣的在寤寐中不覺歡呼的體驗，反映了人在恍然大悟之際的愉悅感。在這一刻，他得到了他一直想要得到的終極答案。
按照《傳習錄》中所載，那就是“心即理也。”
這是儒學史上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心學從此誕生。
一般而言，朱子學之要歸於理，故為理學；陽明學之要歸於心，故為心學。關於理學與心學之別，各方論述已多，本文對此不做解析。在此，要問的是，陽明之悟為歷史帶來了什麼變革？
那就是，儒學第一次放棄了“得君行道”的觀念。一次在儒學發展史上劃時代的變革，即將展開。
迴歸本心的思考
雖千萬人，吾往矣，一切“從百死千難中得來。”
“百死千難”，無疑就是他在龍場悟道之前的經歷。
之前，他孜孜於“得君行道”，然而，他所處的這個現實世界，實際上是一個“治”沒有“道”，“君”也沒什麼“理”的世界。
在這樣的一個現實世界裡，他堅持“治道”以“得君行道”為先決條件，無疑是緣木求魚。
龍場悟道後，他對這個現實世界的態度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
他不再“求理”於君，而有了“求去”之意。
《龍場生問答》載：在龍場，他收了一些弟子，其中有人問王陽明，為何要“求去”？王陽明答：“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為行道矣。”
不僅僅如此，王陽明還反思了他之前的莽撞行為。
他認為，正德皇帝即位後，對於他來說，乃是“當遁之時”，而他卻冒進上書，不僅於事無補，反而使得劉瑾“大肆其惡”，“是將以救弊而反速之亂矣。”
他還反思說，上書之時，他入仕未久，乃是“進身之始”，而且“德業未著”，不應“汲汲於求知”。
簡而言之，王陽明認為，之前的他，可以說是自取其辱，因為他錯判了這個現實世界以及當時自身的能力和影響力。
對此，他用了“失身枉道”四個字。
這是很嚴重的自責，他痛切地承認了自己之前的失敗。
那些弄權之人又如何呢？
1510年，劉瑾倒臺，受磔刑而死，身敗名裂。那些曾為他的黨羽之人，不是被處死，就是被撤職。
1521年，正德皇帝病死，結束了他那荒唐又短暫的一生。彌留之際，他對身邊的司禮監太監說：“天下事重，與閣臣審處之。前事皆由朕誤，非汝曹所能預也。”也就是說，他承認自己是個失敗的皇帝。
但是，這個敗壞的現實世界並不會因此得到改變。在接下里的年月裡，依然有一個又一個的皇帝、重臣或身敗、或名裂，或身敗而兼名裂。
他們全都不能在事業上獲得有意義的發展。
對此，史家黃仁宇曾分析說，出現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能解釋”，根本原因在於“制度已經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何去何從？
在一個世道和人心全都千瘡百孔的時代裡，無論任何人，只要不甘於沉淪，就必然要面對這樣的拷問。
王陽明給出的答案是以講學救世。
對此，後來他曾這樣解釋講學的目的：“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躋於大同。”
換言之，世道之衰，在於學道和治道都已步入歧途。在皇權的扭曲之下，人競相於徇物之“學”，其終至於人皆忘己，至於人的消滅。要徹底改變這種局面，唯有從根本入手，致力於人的發現。
如果把“得君行道”的觀念和王陽明的講學之說加以比較。我們就可以發現，他所提倡的講學，不僅僅是一種教育形式而已。講學傳統在中國古已有之，無論是孔子的“弟子三千”，還是從宋代興盛起來的書院教育，都屬於綿延不絕的講學之風。但是，王陽明所提倡的講學，和先儒的講學相比，兩者之不同，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實質，那就是把“行道”的先決因素從君主置換為了每一個個體，或者說，把這個先決因素從廟堂之上置換到了民間社會。
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
所謂“致君堯舜上”，無非是幻夢而已。
不必“得君”，一樣行道。
發生在明朝的啟蒙運動
總是求而不得
如果說，在龍場悟道之前，他是急於“求上”而不成；那麼，在龍場悟道之後，他是想要“求去”卻不得。
劉瑾伏誅後，王陽明離開了龍場。歸路與來路相同，每到一處，他都會湧起很多回憶。一路上他共做詩二十多首，這些詩作多有隱逸之意。
以《睡起寫懷》為例，他在其中寫道：“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鳥自流形。未須更覓羲唐事，一曲滄浪擊壤聽。”
“擊壤”即《擊壤歌》。歌中所詠的，是一個不需要皇帝，但很美好的地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但是，王陽明此行卻不是去擊壤之地，而是前往上任廬陵縣令，從此開始了他長期任職江西的生涯。
1516年，他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受命巡撫南贛及汀、漳，之後又巡撫江西。
正是在這一期間，他創下了一生中最具傳奇色彩的功業——平定宸濠之亂。當時，寧王朱宸濠叛亂，王陽明以只及朱宸濠一半的兵力，即在一日之內攻下南昌，隨後又在鄱陽湖大敗叛軍主力，生擒朱宸濠。
很多人稱讚王陽明用兵如神，但他卻對這些功業不以為然。
在戰場之上，他寫信給門生：“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他說，他最在意的是講學之功，“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
這讓他的講學方式別具一格。如他所言，“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傯中。”
戰陣之前，可以講學。《陽明先生年譜》載，平定宸濠之亂時，他依然講學不輟。每有戰報傳來，他就當場處理，然後繼續講學。前線部隊陷入苦戰的訊息傳到案前，舉座皆驚，王陽明稍作處理，歸座講學。生擒寧王的訊息傳來，王陽明行賞完畢，繼續講學。
事後，人問王陽明用兵之術，他回答：“若用工夫於良知上……臨事心不動。若由此不動心，則自能應變。”
街市之上，可以講學。《傳習錄拾遺》載：“一日，市中哄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陽明）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哼哼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焉學？’（先生）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
一個極具幽默感的儒者形象，躍然紙上。
王陽明的弟子這麼記錄他的形象：“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
他又是怎麼看弟子的呢？他平定宸濠之亂後，王艮拜入心學之門，他高興地說：“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為斯人動。此真學聖人者。”
越是和弟子們在一起，他就越想回鄉講學。為此，他多次向朝廷請求致仕。巡撫南贛之前，他連上《自劾乞休疏》和《乞病養疏》；到了江西后，又連番上《乞休致書》、《辭免升蔭乞以原職致仕疏》和《乞放歸田裡疏》。
但是，他越是流露出對仕宦的倦怠之意，朝廷就越是不讓他辭官。
並非是朝廷在重用他。實際上，他一直遭受著兩方面的嫉恨。一方面，朝中輔臣嫉恨他的功績；另一方面，無論朝野，均有多人嫉恨他的學說，指責他為“病狂喪心之人”。
實則是朝廷需要他的才幹。以平定宸濠之亂為例，舉薦他巡撫南贛的為兵部尚書王瓊。當時，朱宸濠已有叛亂之相，而王瓊深知王陽明之才，所以他把王陽明一次又一次的致仕請求都壓了下來。
那麼，為什麼又有那麼多人嫉恨心學呢？根本原因在於，心學其實正在對現實世界的權力體系帶來挑戰。王陽明在回覆那些說他“病狂喪心”的指責時，也毫不客氣。他說，他樂見“致良知”之學見成效，如此，“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
王陽明的弟子錢緒山曾指出，其師講學有“三變”，依次是創立“知行合一”說，教弟子“靜坐說”，以及提出“致良知”說。
“三變”為學說內部的調整，本文對此並不進行學理解析。在此要問的是，這一場儒學變革，為中國社會帶來了什麼？
那就是心學預設了對個體價值的肯定。這如一聲驚雷，撼動了萬千遭受現世重壓的人和深陷權力旋渦的人，讓他們在已經朽壞的“治道”和“世道”之外，看到了一條光明大道。
王陽明認為，一個人，無論他從事何種職業，無論他在社會中的身份高低，只要誠意向學，成聖成賢之路都會向他開啟。他這樣說道：“個個人心有仲尼”，“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在古代中國，商民為四民之末，但王陽明卻認為：“四民異業而同道”，“果能……調停得心體無累，雖終日做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
聽他講學者，除了士人，還有眾多的一般民眾。
其中最動人的一個案例，莫過於他和一個聾啞人筆談心存天理。他先提筆寫下：“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知是非否？”聾啞人筆答：“知是非。”他又提筆寫下：“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聾啞人拱謝。他接著寫道：“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個聖賢的心。”聾啞人看了，扣胸指天。
在以往，像這樣的聾啞小民，是幾乎不可能進入一般士大夫眼中的，更絕無可能進入朝廷視野，因為他們幾乎毫無工具價值。但是，在王陽明看來，絕不能以工具價值論人。或者說，以工具價值論人，乃是對人最大的折辱。
在中國歷史上，於心學之前，從來沒有一種學說，能夠如此肯定個體價值。
由此可以說，心學的傳佈，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場遍及社會各階層的啟蒙運動。
與此同時，那個“君”在王陽明心裡，是愈行愈遠，乃至漸漸不見了。
比如，身為重臣，他卻懶得對那些所謂的朝廷大事發表意見。他對上的奏疏，都不過是一些有關軍事和地方情況的業務報告。
越是那些所謂人臣應當關注之事，他越是不在意。
以迎佛骨之爭為例。1515年，正德皇帝命太監攜鹽引數萬，大迎活佛，朝中官員紛紛上書勸止，王陽明也寫了《諫迎佛疏》，但並未上書。後來，王陽明說道，在那個時候，他之所以打算像眾人那樣上書，只不過是因為“尚有些鄉愿的意思未盡”。
再以“大禮議”之爭為例。正德皇帝死後，因為沒有子嗣，其堂弟登帝位，為嘉靖皇帝，後者卻執意要把兩年前去世的父親興獻王追封為皇帝。數百名文官在紫禁城左順門外大哭抗議，而嘉靖皇帝也毫不客氣地施以集體廷杖，杖死16人。依世俗之見，王陽明應該在“大禮議”之爭中發表意見，因為皇帝這種做法會增加各地朱氏宗藩挑戰帝位的可能性，而他是平定寧王之亂的第一功臣，對宗藩叛亂體會最深。但是，王陽明對此無一字上書。有弟子多事，問他對“大禮議”之爭意見如何，他默不作答。不過，事後，他在一首詩中寫出了他的看法：“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1527年，王陽明再一次因軍務受命於朝廷，前往兩廣平叛。這成了他最後的征程。當時他原本就有病在身，平叛完成後，病情惡化。次年，他在回程路過江西時，病逝於舟中。臨終前，留遺言於弟子：“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心學的講學之風，於王陽明身後，在弟子王艮等人的力倡下，繼續傳佈四方。同時，也毫不意外地遭到越來越多的嫉恨。
1529年，嘉靖皇帝下詔，斥心學為“偽學”，加以嚴禁。
不過，這一紙顢頇的詔令並不能阻擋心學繼續如野火一般在人們的心頭傳播。在杭州、吉安、衢州、池州、餘姚、南昌、金華、青田、辰州、溧陽、龍場、贛州、涇縣、蘄州、宣城，各地依然無視嚴禁，不斷建書院講習心學，建陽明祠祭祀王陽明。
隆慶皇帝即位後，一度開明的朝廷恢復了王陽明的名譽，也解除了心學之禁。
1584年，王陽明從祀於孔廟。
心學，為“維新之學。講學，為造就新民、新社會。
兩千年來儒者所未到之境，儒家政治觀念上一個劃時代的轉變，我們不妨稱之為‘覺民行道’，王陽明他實現了，透過喚醒每一個人最深處的‘良知’的方式，希望達成共‘治天下’的目的。，與兩千年來‘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他那深邃的眼光不再望向高聳威嚴的“廟堂”，而是底層最廣大的百姓平民，“覺民行道”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