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又大又腐敗的大國的總理大臣，一個是擅長學習西方，骨子裡愛好對外擴張侵略的崛起的小國總理。怎麼比呢?！一個國家擅長窩裡鬥，一個從倭皇到貧民一心一意要揚國威，開疆拓土，又怎能相比?！

梁啟超《李鴻章傳》一書結尾以李鴻章對比古今東西人物十六人，最後一位即伊藤博文：

李鴻章與日相伊藤，中日戰役之兩雄也。以敗論，自當右伊而左李，雖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評伊藤為際遇最好之人，其言蓋當。彼當日本維新之初，本未嘗有大功，其櫛風沐雨之閱歷，既輸一籌，故伊藤之輕重於日本，不如鴻章之輕重於中國，使易地以處，吾恐其不相及也。雖然，伊有優於李者一事焉，則曾遊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憲法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李鴻章則惟彌縫補苴，畫虎效顰，而終無成就也。但日本之學如伊藤者，其同輩中不下百數，中國之才如鴻章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則又不能專為李咎者也。

這番話不乏真知灼見，卻也有獨斷與偏頗之處。譬如稱伊藤博文對明治維新“未嘗有大功”，之於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李鴻章之於中國，顯然都值得商榷。尤其是這句話，“日本之學如伊藤者，其同輩中不下百數”，這未免貶斥過甚。倘如梁啟超所言，那個時代，才學如伊藤博文的日本人不下百數——其實不用這麼多，哪怕有十個——東亞史與世界史只怕都要改寫了。事實上，伊藤博文的時代，能與他比肩的日本人，不過大久保利通等二三子而已。

拋開國運、成敗等因素，單以雄才和大略為標尺，論定伊藤博文與李鴻章。在我看來，論雄才，伊藤略遜於李鴻章，論大略，似乎勝出不止一籌。所謂大略，第一表現在知識，特別從西方舶來的新知識，第二表現在眼光或視野。梁啟超說，“伊有優於李者一事焉，則曾遊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這豈是遊學歐洲那麼簡單呢？伊藤好學，數十年如一日，對新知識一直保持源源不斷的接收狀態。試舉一例。日本有一家老字號書店叫丸善書店，誕生於明治維新初期，開業之後，伊藤博文便是常客，平時下班，只要沒有應酬，他便僱車到書店二樓，在西洋書專櫃之前盡情瀏覽，然後挑出一大堆打道回府。1880年代為日本立憲期間，他和他的團隊所參考的“英美的政治學著作和最新的法學期刊雜誌”，皆由丸善書店提供。當時進口圖書相當昂貴，花去了伊藤大筆開支，以致他死後，家中除了西洋書，幾無存款和值錢的東西（周朝暉《日本丸善書店為何歷經百餘年而活力不減？》）。

由此再來對比李鴻章。如果我們讀過他的文集、日譜和年譜，不難發現，其讀書生活實在乏善可陳；對於政法等新知識的接受度，還不如同時代的康有為、譚嗣同等。縱使天縱奇才，怎能禁得起這樣的消磨與荒廢呢？就大略而言，早在1885年他與伊藤博文初見之時，便已失卻了先手，此後懸殊愈發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