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由於小時候砸了一次缸，聰明的形象就深入人心，但這個聰明人並沒有給宋朝帶來多大的貢獻，我個人之見，司馬光的一些政策反而害了宋朝；

王安石有才華，也有本事，但這個人的脾氣和性情不太讓人喜歡，他制定的一些新政出發點就是改革宋朝一些弊端，初期來看這些政策確實讓大宋有中興的兆頭，但這次改革恰好革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利益，雖然初期有皇帝的支援，但是一得罪的人多了，二是自己的性格執拗，皇帝也保不住他，遂被罷黜。司馬光一上臺，就開始廢除王安石的新政，經過幾年折騰，王安石的新政基本卻被廢除，大宋又開始走上了老路。

不論才學，名氣，人格等等，光論政治貢獻，王安石對宋朝更有貢獻。

都是歷史正面人物，看歷史是誰寫、看站在什麼角度看問題。但要說貢獻，司馬光除了貢獻砸缸的故事和撰寫《資治通鑑》，還有什麼成就呢？

作為一個史學家，司馬光無疑是優秀卓越的，他的道德文章也絕對可以標榜天下。

但自從政以來，他似乎沒有什麼功績；問他治國理政的辦法，他也無非是談談“修德”、“愛民”、“用賢”等大道理，沒什麼實際操作的東西。所以，這種人用來裝點門面可以，講倫理道德估計一套套的，但實際的活還是得另請高明。

可北宋步入中期，崇文抑武之後開始講究以德治國和祖宗家法。司馬光恰恰就是集大成者。以德治國就要講，講仁孝自然就要尊重傳統、遵守成規。這就是司馬光的主要觀點。

司馬光就這樣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掌握了思想論爭的主動權，成為保守派領袖。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光憑道德怎能治國呢？所以，司馬光的主要“貢獻”在於：

1、拼命反對新法，然後跑去洛陽寫《資治通鑑》去了；

2、宋神宗趙頊駕崩後，司馬光回朝，一刀切廢除新法；

3、奉行”敵人打我就是因為我有武器，所以我要放下武器”的觀點，將王安石和前線將士辛苦奪來的領土劃給西夏，喪權辱國；

4、貶黜新黨，開啟新舊黨爭的魔盒。

傳統是一種無形的力量，惰性更是新事物新思想的大敵。王安石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艱難前行。

雖然變法之初他只是個參知政事，卻擔起重擔毅然前進；雖然1076年十月王安石再次被罷相，從此隱居江寧，但他的新法直到10年後趙頊駕崩後才由司馬光全部廢除。

此時，王安石不禁老淚縱橫、心如刀割，帶著無盡的遺憾了離開人世。受當時黨爭嚴峻氛圍的影響，他的喪事悽慘冷清，他的著述突然被禁，一代千古名相，空留一抔黃土。

關於他的爭論從未停歇，似乎難以蓋棺論定，數英雄論成敗，古今難以說明白。

梁啟超說他是千年之偉人，列寧說他是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後世貶低他的人，則說他是北宋滅亡的肇始者，連帶他的助手曾布、呂惠卿等人都被列入宋史的奸臣傳。

只能說變法太殘酷，不僅身敗名裂，還要遭受世代惡名和醜化。修史者總是有自己的立場。

因此，王安石的評價遇到了難題。

但就算與他同朝為臣、反對最厲害的政敵司馬光，都對他的個人品行溢於言表，因為他從不因私仇整人、沒有個人野心、不貪財不好色不求名、生活簡樸，除了固執，實在找不出什麼缺點。

就算曾被他調離朝廷的蘇軾，在為他起草誥命時，都對他的道德、文章、功業讚譽有加。

按照儒家文化“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標準，王安石無愧於聖賢。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稱號，足以讓他在文學史上佔據一席之地；他為統一思想，建立的荊公新學，引領一時風氣；他推行變法、開疆拓土，實現富國強兵，大宋在這有了帝國氣概。

這，都是他的功業。

然而，歷史波詭雲譎，常常脫離軌道。王安石沒有想到的是，他的新學在後來會被程朱理學視為異端邪說；他的變法會淪為大宋新舊黨爭的工具，併成為南宋皇帝推卸亡國責任的替罪羊；他的執著、堅定會成為別人對他的人身攻擊。

但不管怎樣，他的名字，成為中國歷史始終繞不開的名字。他的一生，是轟轟烈烈的一生，大起大落。為了帝國富強，他義不容辭，遭遇了親友背叛、兒子病逝；而稍有政績，又被迫離朝。

但他沒有後悔，他對帝國江山、百姓民生始終懷著赤子之心，他對自己選擇的道路無比堅定。

生前身後，他都掀起狂濤巨浪。他譽滿天下，謗滿天下。

這是一個大寫的人，一段不朽的歷史。

讀書的時候我認為王安石比司馬光偉大，等參加了工作，閱歷更加豐富，對社會認識更加深刻以後，我覺得司馬光比王安石更偉大。

為什麼這麼說？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黃宗羲定律”？

我這裡簡單介紹一下，所謂黃宗羲定律是由秦暉教授依據黃宗羲的觀點而總結出來的某種歷史規律：歷史上的稅費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稅費改革後，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侷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又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黃宗羲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

王安石變法事實上也並沒有逃脫這個“黃宗羲定律”。

比如王安石變法中的免役法，按照王安石的設想，把原來按照主戶戶等輪充差役的辦法改為當役者交納役錢，州縣政府出錢募人應役。起初規定鄉村中服差役的上三戶納役錢,四、五等戶不納役錢。這條新法在紙面上看來是對窮人有利，對政府而言增加了收入的一個辦法，所以王安石才敢在和司馬光等保守派的辯論中喊出“民不加賦而國用自足”的口號。

然而免役法在執行過程中，已經變成不論貧富，一二三四五等戶均攤役錢的情況；免役法事實上變成了北宋朝廷對老百姓普遍徵收的一種稅費。

請注意，此時王安石還在宰相任上，也就是說免役法的變化他是心知肚明。

新法中的青苗法等其他新法我在這裡就不具體展開了，總之多半變成了對老百姓的新稅種。王安石所謂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自足”被他自己給狠狠的打臉了。

這個時候我們在回過頭看司馬光那句“天下財有定數，不在民則在官”，還覺得迂腐嗎？

司馬光也許不懂經濟理論，但是他懂傳統封建王朝，所以雖然司馬光不懂“黃宗羲定律”，他憑藉自己的經驗和閱歷本能的知道王安石變法的最終結局是什麼。

所以，站在普通人而非宋朝朝廷的立場，司馬光比王安石偉大，他是真正對老百姓好，而王安石不過是為皇帝“聚斂錢財”之徒罷了。

1069年宋神宗支援王安石變法，於是反對派開始失勢，司馬光賦閒在家，編寫《資治通鑑》；歐陽修被貶滁州，寫下《醉翁亭記》；蘇軾被貶黃州，寫下《念奴嬌·赤壁懷古》；同時被貶的還有蘇轍、富弼、韓琦、曾鞏、文彥博。1074年，變法初次失敗，王安石被貶江寧，寫下《泊船瓜洲》。雖然王安石變法失敗，但是這次變法能讓“唐宋八大家”中的五人參與其中，還因此留下了眾多的名篇鉅著，也是值得後人所稱讚和銘記的。

司馬光自認儒家正統，自恃“道德高尚”，為反對變法，無所不用其極，只要是王安石新法，不管好壞、對錯，一概反對，一律廢除，開歷史倒車。肆無忌憚地打壓新黨，以新舊劃線，挑起黨爭，弄得朝廷烏煙瘴氣，政局日非，斷送宋朝走出積貧積弱的唯一希望，為靖康之恥埋下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