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鮮亮麗的市場文化的背後，隱藏的是巨大的危機。過去他們沒有舞臺，沒有觀眾，如今卻都有了。在眾神狂歡的娛樂時代，只要你足夠好玩，就會有觀眾。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為了爭取到更多讀者，獲得更多利潤，出現了世俗化的辦報趨向，報紙上開始有大版大版的關於明星隱私、名人醜聞、社會暴力和犯罪新聞的出現，這種低俗趣味在社會上流行。這種激烈的競爭也存在於電視之間，電視臺為了搶奪觀眾，提高收視率，也不斷推出各種各樣的商業化節目，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便很好的印證了這一點：各種改編的粗製濫造的古裝劇、霸道Quattroporte式的現代言情劇充斥著電視熒屏，依靠各種小鮮肉拉攏粉絲，獲得收視率，而這些電視劇本身毫無營養可言，他們不過是創造出一種虛幻的現實，讓人們沉迷其間；重新整理三觀的真人秀節目層出不窮，在湖南衛視推出的一檔節目之中，把孩子也搬上了電視熒屏，甚至讓彼此陌生的明星和孩子組成親子搭檔，去展現所謂的“親情”。網路的興起，也催生了網路文化，然而網路文化良莠不齊，其中不乏暴力低俗的文化。文化的世俗化，在市場文化日益繁榮的今天，我們看似有眾多的文化選擇，看似擁有更多的自由去選擇我們的生活，而實際上，在這些紛亂複雜的文化背景下，暗含了人們內心深處的迷茫和焦慮不安，人們從農村走向城市，被動地捲入了市場經濟的大浪潮之中，在這個商業化時代下，支配人們行動的只是小小的利益，除了豐富的物質生活，人們不知道還能追求什麼，精神上的空白形成了這樣一個“飢餓的盛世”，人們失去了遠方的詩和夢想，剩下的只是生活的苟且。我們的個人化和個性化日益突出，這雖然也是一件好事，但是過度的以自我為中心讓我們卻失去了一種更為重要的東西。如果一個社會衡量成功的價值標準完全地變成了金錢和物質，人人都在向“錢”看，個人慾望的極度膨脹必然會導致公共話語和共同關懷的日趨淡薄，也會導致社會道德的敗壞。且看我們當下的社會，有人為了利益故意碰瓷，或者利用別人的善心進行敲詐勒索，他們消費著社會的良知和信任，久而久之，大部分人都不願意再成為那個善良的人，許多人都在批判這個社會的冷漠，但是他們自己也沒有勇氣去融化這個社會的冰冷。我們不能否認，物質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人類生活離不開物質生活。但是，除了物質生活以外，人們的生活還必須有一些補充，這些補充就是精神上的充實。

《娛樂至死》是對20世紀後半葉美國文化中最重大變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術時代步入沒落，而電視時代蒸蒸日上；電視改變了公眾話語的內容和意義；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務領域的內容，都不可避免的被電視的表達方式重新定義。電視的一般表達方式是娛樂。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內容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而且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娛樂至死》這本書是從媒介（印刷術、電視）的角度來分析當今“娛樂化”社會的現象，並認為電視這一傳播媒介的出現和發展形成了一種娛樂文化，這種娛樂文化一直無孔不入地滲透到當今社會的各個方面，以至於給教育、政治和宗教等各個社會領域打上了“娛樂”的烙印，使得文化成為了娛樂的附庸。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尼爾•波茲曼告訴我們《美麗新世界》裡的預言：“人們在汪洋如海的資訊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慾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文化”和“人們由於享樂失去了自由”將成為現實。未來會正如赫胥黎擔心的那樣，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

尼爾波茲曼所說的“娛樂至死”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他...本不在乎娛樂節目的泛濫或媒體的娛樂化傾向。他寫這本書是寫給自己的知識分子同行的，他呼籲他們回到書籍中去，認真地寫作和思考，而不要貪戀在電臺、電視節目中侃侃而談，一夜之間曝得大名。“娛樂至死”是他對媒體知識分子的警告。他認為，印刷機更適宜於理性思考，電臺電視只會淪為大眾娛樂，任何有志於知識工作的人都應該清醒，回到書面寫作，那才是他們該呆的地方。波茲曼也意識到了自己的觀點可能被扭曲，他還特別做了如下的解釋：

“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對電視上的‘垃圾’的司空見慣的抱怨，我必須解釋一下，我的焦點是放在認識論上，而不是放在美學或文學批評上，說實話，我對這些所謂‘垃圾’的喜愛絕不亞於其他任何人，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印刷機產生的垃圾可以讓大峽谷滿溢位來。而在生產垃圾這一點上，電視的資歷還遠遠比不上印刷機。

因此，我對電視上的‘垃圾’絕無異議。電視上最好的東西正是這些‘垃圾’，它們不會嚴重威脅到任何人或任何東西。而且，我們衡量一種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認為重要的東西，而不是看那些毫無偽裝的瑣碎小事。這正是我們的問題所在。電視本是無足輕重的，所以，如果它強加於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現成重要文化對話的載體，那麼危險就出現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樣危險的事情正是知識分子和批評家一直不斷鼓勵電視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