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行省制度

行省制是蒙古族統治者在中原地區行政區劃和政治制度方面留給後世的一份重要遺產。

行省的性質從朝廷的臨時派出機構，到隨著江浙、湖廣、江西、陝西、四川、甘肅、遼陽、河南等行省的改置或增設，行省逐漸演化為常設的、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府。

朱元璋在恢復中華中，凡略定的地方，都沿襲元朝行中書省的制度，設定行中書省，或中書分省。行中書省的負責人叫參知政事和平章政事，省內設定的機構和官吏，大體上和中書省相同。明朝建立後為加強中央集權，改元朝之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司僅主管民政，又設提刑按察使司掌刑獄、都指揮使司掌軍政，合稱都、布、按三司，遇大事由三司會商。為防止布政使司長官專權，每一布政使司又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明布政使司的職掌雖與元行省有差異，但作為行政區劃並無本質上的不同，所以，習慣上仍稱布政使司為省。

明一代，除京師、南京外，計有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江西、湖廣、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十三個布政使司。這就是明朝的兩京十三布政司制度。

2.京杭大運河

在十三世紀末元朝定都北京後，為了使南北相連，不再繞道洛陽，必須開鑿運河把糧食從南方運到北方。為此先後開鑿了三段河道，把原來以洛陽為中心的隋代橫向運河，修築成以大都為中心，南下直達杭州的縱向大運河，元朝花了10年時間，先後開挖了“洛州河”和“會通河”，把天津至江蘇清江之間的天然河道和湖泊連線起來，清江以南接邗溝和江南運河，直達杭州。而北京與天津之間，原有運河已廢，又新修“通惠河”。這樣，新的京杭大運河比繞道洛陽的隋唐大運河縮短了九百多公里。

大運河南起餘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經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兩市，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約1797公里。

3.宣政院制度

宣政院是元朝掌管全國佛教事宜和藏族地區軍政事務的中央機關。由帝師兼領。忽必烈始置總制院，後改為宣政院。從此，西藏地區正式成為中國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明朝，設立烏思藏都指揮使司，掌管西藏除昌都地區以外的大部分地區以及錫金、不丹的最高軍政管轄機構。

所以，西藏自古以來就是祖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在綿延不絕的中國歷史長河中，王朝的興衰更迭可算是一件大事了。在王朝的更迭中，新崛起的政治勢力多依靠強大的軍事實力從而建立起對於舊政權的優勢，併成功取而代之。元末明初的政權更迭便是一例。但是俗話說，打天下易，守天下難。對於龐大領土的治理顯然也成為了明帝國統治者們無法忽視的一個問題。而前朝的許多在國家建設方面的理念與成果，自然而然也在此時為新的帝國統治者加以重視並積極甄別運用了。那麼接下來就由筆者來帶各位挖一挖元朝都留給了其“繼承者”大明多少國家治理方面的遺產呢？

草原政治的傳統元朝作為一個由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大一統政權，其無論是在草創初期，還是在後來的“守天下”過程中，其自身的草原政治中的一些傳統都給中國原先的政治模式造成了極大的衝擊。例如，在原先宋人的政治傳統中，參與國家治理計程車大夫們都被給予了極高的禮遇。這其中也許有宋太祖遺言“不殺言官”的成分，但由於宋開國初期的一系列制度設計（“重文抑武”與權力制衡等），士大夫們在帝國中的地位，顯然也不是輕易遭到撼動的。而到了元朝後，情況為之一變，元世祖忽必烈雖然以重用儒生而著稱，但其所為實際上更多並不是來源於對儒生地位的重視，而不過是對其“有用”罷了。在後來其為整頓財政而任用的一大批理財能手中，無論是漢人王文統，還是色目人阿合馬等，在一旦被檢舉“施政不力”後都遭到了被施以酷刑並族滅的“懲罰”（阿合馬雖因被刺殺“逃過一劫”，但死後仍被掘墓鞭屍，不得安寧）。顯然，元朝大臣們的待遇同宋朝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危機四伏的元朝宮廷）

而這種現象，在忽必烈本人看來其實是再正常不過。早在原先蒙古部落擴張的時代，部落中首領的部下便以其奴僕的身份而為其效力，雖然一些首領忌憚於影響等未敢輕易施加淫威，但是這種草原政治中“主奴關係”的確立顯然被帶到了元朝的朝廷之上，並對原先漢地民眾對政治的認識產生了顛覆式的影響。在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這種影響便開始活躍於其所口述的“聖旨”當中，對待“天下子民”的口吻顯然也更多了一些主人訓斥僕人的意味。而在上層政治中，其對於大臣的懷疑與濫殺，更是使整個士大夫集團陷入了極度的恐慌當中，這些顯然都與其對“前朝的情結”有著難以分開的聯絡。

（影視劇中負責“廷杖”大臣的宮廷人員）

隨著明太祖的故去，雖經歷了建文帝短暫的“改革”中斷，但這種對皇權文官集團的壓制勢頭更是有增無減，新的特務機構的建立與廷杖酷刑（公然在朝堂上體罰文官）的濫施，也讓明朝計程車大夫政治在同之前的王朝政治比較中更加近似於元朝的模式。

棉花的種植與儒學的提倡蒙元政權雖滅亡了南宋政權，但對於南宋時期的江南經濟，還是予以了較大程度的保護的。這種保護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繁榮，例如由新疆傳入中原的棉花，在此一時期的南方地區更是得到了大面積的種植，在潛移默化中也逐漸改變著漢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到了後來明朝時期，這種棉花種植與生產的勢頭更是有增無減，棉花，也逐漸成為了華人主要的衣料來源。

在教育等方面，早在南宋末年便得到重視的朱子理學在元朝中期更是得到了重視與發揚，在元仁宗時期，其專門將朱熹所著《四書章句集註》作為科舉取士的“欽定教科用書”，並傾注大量精力組織人員將儒家經典翻譯為蒙文便於蒙古貴族青年進行學習，為理學在明朝的“大行其道”打下了堅實基礎。除此之外，一大批蒙古人與色目人也在儒學的薰陶下積累了豐富的學識。在後來明朝建國初期，這些人依舊在政府機關中任職，為政權的平穩過渡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人身控制的加強元朝時期，為了便於國家對基層資源的攫取，元朝統治階層專門制定了按照職業劃分戶等並強迫其世襲而不許更改的規定。這種規定雖因底層民眾的反對而無法得到徹底的落實，但到了明朝時期，這種硬性規定仍舊被明帝國官吏加以默許與強制推行，引發了底層民眾極大的不滿，例如參與手工業生產的“國企工匠”，便因為待遇的微薄和強制職業世襲的人身控制而多次反抗，這種反抗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對於舊又體制的重新思考，並在明中期逐漸出現了新的改觀。（大半個明王朝的繁榮，其實都是建立在對底層資源的攫取上的）

1，龐大的土地。元朝佔地面積最大，元之前，我們四分五裂，除宋外，有西夏，金，遼，蒙古，大理，吐番，高麗，元一統天下。明趕跑元，繼承大半領土。

2，行省制度。由於元朝佔地極廣，便於管理，創造行省制度，把天下分為幾十個省，影響很大，直到現在，沿襲下來。

3，民族融合。雖說元朝有種族歧視和壓迫，畢竟眾多民族生活在一起。

這個問題我真不好回答，因為對於元朝我瞭解的太少。網上稍稍惡補了一下，突然覺得這個問題是讓我站在一個漢人的角度來誇耀一下元朝，心理多少有些不是滋味，因為元朝對我漢人的壓迫奴役也是非常深重的，這裡暫且不表。元朝的貢獻歸納幾點：實現了“小中國”到“大中國”的轉變，主要是出現了民族融合，雖然當時並不明顯；創立了行省制度，一直被沿用；首次把西藏併入中國版圖（雖然後來明朝對西藏的控制只是名義上的），把自唐朝以來就獨立的雲南再次併入中國版圖；對外的擴張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華人對世界的見識認知，航海船舶技術的發展等等，我知道的就這麼多。總的來說元朝統治階層雖不喜漢人文化，卻也沒有過多壓制，更沒興過文字獄一類的毒流，這點比清朝要強得多得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