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到明代後道士形象變差？這和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

　　自朱元璋之後，明代歷代皇帝幾乎沒有不崇通道教方術的。明代明憲宗荒淫好色，道士李孜省、鄧常恩輩便進媚藥、淫術以投其所好。明世宗寵通道士，餌金丹，修房中，以圖延年益壽，故道士邵元節、陶仲文等，就因獻房中及祈禳之術而得寵，位至一品。影響所及，三公六卿、地方官吏、縉紳文士甚至太監之流，也都沉溺其中，鬧得整個社會烏煙瘴氣。據《萬曆野獲編》記載，“嘉靖中葉，上餌丹藥有驗，至壬子冬，命京師內外選女八歲至十四歲者三百人入宮。乙卯九月，又選十歲以下者一百六十人。蓋從陶仲文言，供煉藥用也。”

　　皇帝長期沉迷於修道荒廢政事，多位皇帝甚至因服食丹藥中毒年輕輕就死了，而許多奸人妄人卻投機其中飛黃騰達。知識分子群體對此怨聲載道。

明世宗的佞道是有名的。他不僅躬親齋醮，廣修道觀，而且還自封為“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對宮中道士委以重任，加官進爵。他就先後封道士邵元節、陶仲文為“真人”，這些“真人”身居高位，甚至官至禮部尚書。而對於敢於直諫的大臣，他卻百般鎮壓迫害。據《明史紀事本末》記載，御史楊爵、編修楊名、太僕卿楊最、吏部尚書熊浹等人均遭到輕則杖擊貶官，重則下大獄，處以死刑。

需要說明的是，在當時以皇帝為首的朝廷大力提倡道教的大背景下，吳承恩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將道士和國王的沆瀣一氣、魚肉百姓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應該說，作者對道教是深為不滿的，但是他也清晰地認識到，佛教也並不是治國的處世良方。因而他雖然是遣責道教，但無意中也流露出對佛教“無所作為”的不滿。作者苦於找不到一個能拯救萬民的良藥，因而透露出深深的迷惘。

　　因此《西遊記》中的很多妖怪以道士的面目出現就不奇怪了。而唐僧師徒抵達西天后，甚至需要行賄阿難、迦葉才能取得真經，可見《西遊記》對和尚諷刺起來也毫不留情，批判現實並沒有厚此薄彼。

《西遊記》中的道士基本分為兩個類別：仙道和妖道。仙道屬於高層次的道士，已經功成名就、得道成仙，比如老壽星、太白金星、鎮元大仙、菩提老祖、太上老君等。這些神仙大本分被百姓供奉，有很強大的民間基礎，因此吳承恩老先生基本也是認可的《西遊記》中基本是正面形象，只能委婉含蓄的進行含沙射影的諷刺一下，所以表現出的不是維護玉帝就是維護自身利益。比如第五回 《亂蟠桃大聖偷丹 反天宮諸神捉怪》，悟空蟠桃會醉酒後吃盡太上老君葫蘆內的金丹，玉帝勃然大怒，而且天庭上下一心要捉拿孫悟空，並且用盡手段要置孫悟空於死地。為什麼以玉帝為代表的眾仙對孫悟空的偷吃仙丹行為如此痛恨？就是因為太上老君煉的這些仙丹是為以玉帝為代表的統治階級享用的，孫悟空居然偷吃蟠桃，大鬧蟠桃會，偷吃仙丹。再如第二十四回《萬壽莊大仙留故友 五莊觀行者竊人參》，孫悟空師徒偷吃了鎮元大仙的人參果，鎮元大仙把唐僧師徒四人捆在柱子上用專打鋼筋鐵骨的“七星鞭”進行拷打。當然，這個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然而，妖道的出現就比較多了，最具代表性的要屬車遲國的三位妖道：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還有烏雞國的全真道長、黃花觀的百眼魔君等。妖道個個心狠手辣、爭名奪利、、荼毒生靈。

至於吳承恩諷刺和醜化道士形象的原因：主要是明朝歷代皇帝都崇通道教方術，以求長生不老，很多皇帝英年早逝。而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間更是變本加厲，上至三公六卿、地方官吏、下至文人墨客，平民百姓也都沉溺其中，鬧得整個社會烏煙瘴氣。吳承恩生活的時代正是明朝嘉靖年間，皇帝長期沉迷於修道煉丹而荒廢政事，無暇顧及朝政，民間百姓疾苦。而許多奸邪之人趁機打著道士的名義，到處坑蒙拐騙，引起本分讀書人對此反省，反思。吳承恩正是藉助《西遊記》中的道士形象來諷刺、警醒世人，看清妖道的醜惡嘴臉。

《西遊記》講的是一位五蘊皆空的觀自在菩薩，如何在充滿了道教和儒家文化思想的社會環境中，取得真經，並且使自己融入其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