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發展軌跡是一個不斷收縮的過程。在1861年後，隨著德國和義大利的統一，俄國的政治重心發生了較為重大的變化，1861年以前政治上，俄國跟英國一道一直是平衡西歐和中歐大陸各國利益的最重要的外圍國家，這種影響體現在1848年的奧地利發生民族革命和1814年前後法國稱霸的兩個時期達到了頂峰，俄國被稱之為歐洲的憲兵，抑制和平衡著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以及鎮壓民族革命。但是到了1861年隨著德國和義大利的統一，民族國家的更廣泛的建立，以及德國隨後實力爆炸似的增長，輕易佔去了歐洲大陸的中心地位後，俄國就沒能有機會再插手東歐以西的重大事務了，儘管這時俄國的歐洲其他國家威懾力還存在，實際上俄國政治發展已經轉變方向面向中東，亞洲殖民擴張了，同時害怕歐洲其他民主革命的浪潮，俄國的國內政治專制越來越濃厚，反動以維持其專制統治。到了1917年，俄國由於發生革命，對外擴張政策幾乎停止，政治完全轉向內部輔助國家重建。經濟上，主要特點是絕對財富猛增，相對財富日益減少。在1861年以前的幾十年裡，由於歐洲大陸的工業革命還不夠普及，以及拿破崙稱霸多年的戰火導致的經濟破壞，俄國雖然經濟發展緩慢，但是無論是總產值還是人均收入上與西歐差距並不明顯，但是到了1861年之後的幾十年，歐洲大陸工業化的普及，俄國明顯成了經濟上的侏儒，儘管俄國也進行了工業革命，但是由於國家離歐洲偏遠，氣候惡劣，交通設施奇差，政治反動，雖然俄國各項經濟建設高速發展，並引起英國等國家的恐慌，但是由於俄國起點太低，工業基礎過於薄弱，差距反而一直在擴大，到了一戰前夕，俄國的出口最主要還是小麥和伏特加酒，工業產值佔國家經濟比重不到2%，而此時英國工業產值已經佔到國家經濟比重50%以上，法國也有40%。德國的發展程度更是俄國無法望其項背，就連義大利人均工業產值也是其2倍。到了1917年退出世界大戰時候俄國工業產值幾乎毀損過半，農業也出現嚴重危機，經濟發展就如同一條拋物線。文化上，1861年到1917年俄國社會文化出現一種新舊並存，良莠混雜的局面，一方面由於1866年克里米亞戰爭慘敗，導致了俄國最深遠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與此同時工業革命帶來的資本契約式的社會形態，使得俄國文化上具有一定資本主義的風格，開始接受西方社會文明，強調經濟；但同時封建專制的內部強化以及強勢又導致了俄國傳統社會的封建農奴等級文化色彩濃郁。一個社會承載雙重價值形態到了最後必然是混亂和坍塌，一戰就是俄國文化的催化劑，徹底清除了兩種文明，取而代之就是我們熟悉的社會主義平均文化。1905年革命必然性在於俄國自身的雙重致命弱點，首先到1905年歐美各國已經都進入了帝國主義包括俄國，因此帝國主義時期的資本主義國家很多缺陷俄國也有，比如過分強調經濟規模，漠視民眾權益，經濟週期的迴圈衰落，同時俄國本質上又是一個封建國家，它本身對待人民還有肉體上的直接壓迫和暴力統治，加之俄中國產業階級人員集中，有很高的煽動和連帶作用，當普通民眾受到雙重壓迫時候，又有很廣大的規模基礎，暴動就自然產生了。1917年的革命實際上可以看成是1905年得延續，如果說1905年的暴動失敗是因為俄國統治階級的暴力機關和軍隊還十分強大抵消了其他有利因素，那麼經過一戰的猛烈打擊，阻礙俄國革命最後一條防線不復存在，在內外力的三重因素作用下，革命再一次成為必然。

1861年俄羅斯進行了農奴制改革，在此基礎上，俄國經濟社會出現巨大變化，其先導因素則是鐵路的修建。

19世紀60年代的俄國經濟顧問認為，發展經濟的突破口是建設鐵路。（可見俄華人很早就認識到“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而清朝認識到這一點太晚了）。1862年，時任財政部長的雷頓告訴沙皇“沒有鐵路和機械工業，即使在自己的疆界之內，俄羅斯也不會安全”。建設鐵路，一方面可以增強戰爭動員能力、資訊通訊能力，另一方面能夠讓帝國控制和開發資源豐富的邊疆地區。

建設鐵路需要資金量巨大，再加上農奴制改革時政府承諾對地主的補償，俄國財政無力投資，必須從境外吸引投資。好在1860年俄國建立了國有銀行，並改革稅制，以酒類稅取代人頭稅，對進口工業產品徵收重稅，從而增加了稅收、穩定了匯率、保護了國內新興工業，確保了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

在此基礎上，外資加上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鐵路建設紅紅火火開展起來。1860年代，俄國鐵路里程增加了7倍，1870年代，又翻了一番。俄國建設了橫跨西伯利亞的大鐵路，在1903年最終竣工。這個工程堪稱世紀工程，促進了俄國歐洲部分與中國、北韓的交通。由於其他歐洲國家都靠海運溝通東亞，俄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體現出了獨特優勢。此外，俄國建設的跨裡海鐵路線加強了對中亞地區的控制，促進了與波斯、土耳其的貿易。

(20世紀初的俄國農民)

鐵路還讓俄國的農業區與礦區、城市連為一體，極大促進了工業生產。1883-1913年，俄國工業產值年均增長率為4.5%-5%，相當於美國、德國、日本在工業高峰期的增長率。俄國的工業化具備“後發優勢”，主要表現在快是利用最新的工業技術，推動新興企業發展。例如，俄國在聖彼得堡建立了普提洛夫工廠，是當時歐洲最大的重工業基地之一，生產輪船、火車機車、重型機床；莫斯科則是造船、鐵路、機床、冶金、化學、電子等新興工業的基地。此外，波蘭（當時是俄國的屬地）在紡織業、烏克蘭在煤炭和鋼鐵、高加索在石油方面都取得巨大進步。

俄國當時的工業化沒有經歷以消費品為主導的“原始工業”時期，二是表現為家庭手工業與重工業的兩極發展格局，中間部分發展不足，一定程度上為蘇聯時期輕工業的落後埋下了伏筆。

1861年，沙皇政權曾試圖以解放農奴的措施來克服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帶來的後果。

俄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也仍然沒有發生任何本質上的變革。在解放農奴後的半個多世紀中，農奴制的殘餘還大量存在而且頗有勢力，在某些地區，例如高加索，直到1912年還公開存在著“短期農奴制”。

貧困是壓在農民身上的沉重負擔，這種負擔由於他們每年要向地主繳納的價值約四億至五億金盧布的租賦而變得更難以忍受。抵押給貴族銀行的地產半數以上租給農民，向農民的徵收實物地租或其它封建形式的租稅。地租往往是收成的百分之五十。

大約三萬名地主仍然擁有將近七千萬俄畝土地。另一方面，一千零五十萬名農民卻只佔有七千五百萬俄畝土地。三分之一的農民完全沒有土地。

俄國農業技術水平驚人地低下：據1910年的調查統計，全國正在使用的有一千萬木犁和“索哈”[極簡陋的犁]以及二千五百萬木耙，而鐵犁只有四百二十萬個，鐵耙則不到五十萬個。機械牽引幾乎沒有牲畜。因此，一戰前幾年，俄國穀物每英畝的平均產量僅僅達到德國農夫收穫量的三分之一和法國農夫收穫量的二分之一。

俄國工業落後和農業上的貧困並存。一戰前夕，按人口計算，俄國生鐵產量是每年三十公斤，德國是二百零三公斤，英國是二百二十八公斤，美國是三百二十六公斤。煤產量俄國每人為零點二噸，德國是二點八噸，英國是六點三噸，美國是五點三噸，棉花消費量俄國是每人三點一公斤，英國是十九公斤，美國是十四公斤。俄國的電力工業和機器製造工業剛剛創立，而且根本沒有機床工業、化工工廠和汽車製造工廠。

在一戰期間，軍備生產勉強有所增長，基礎工業的生產卻下降了。1914至1917年間，為一千五百萬應徵入伍者僅僅製造了總數不超過三百三十萬支步槍。

工業落後不可避免地轉化為軍事上的虛弱，縱然俄國的西方盟國向它提供槍支彈藥，也無濟於事。

沙皇政權的虛弱就由於財政上的破產而進一步惡化了。俄國的戰費開支總計達四百七十億盧布，其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數目可以由正常收入來支付——內外戰爭債務共達四百二十億盧布。

1914年至1916年連續的戰爭動員，使農業失去了將近一半的強壯勞動力；牲畜被大量屠宰以供軍需；農具生產降至正常時期的百分之二十五，同時農具的輸入完全停止，而在和平時期，俄國農業生產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這種輸入的。

生產的下降使農民無法忍受沉重的地租負擔，而且也使農民對土地的渴望變得不可抗拒。

1914年至1916年通貨膨脹猛烈：1917年夏季的貨幣流通額是1914年的十倍。1916年全年，在彼得格勒 、莫斯科和其它工業中心經常爆發罷工和因糧荒而引起的暴亂。到十月革命開始的那一年，生活費用上漲到戰前的百分之七百。

1915年8月，由於軍事上屢遭挫敗而導致俄國損失了三百五十萬人，並喪失了加里西亞和波蘭以後，俄國國家陷入了日益嚴重的混亂：戰場上的失利、饑荒、肆無忌憚的投機倒把以及無止境的戰爭動員都在繼續著，人民的情緒愈來愈煩躁不安了。

這就是俄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寫照，因此1917年十月革命的風暴無可避免地出現在俄羅斯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