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剛剛被人“揍開”國門的年代裡，“留洋”對於大多數中中國人來說，絕不是什麼搶破頭皮的好事，“美國”在當時老百姓眼裡，基本等於“魔窟”，留學？那就是把孩子往火坑裡扔的禍事。120名“小留學生”，年齡在10至15歲之間，絕大多數都來自貧苦平民家庭，更無一名高官家庭子弟。他們剛踏上美國國土時，看到隆隆奔跑的火車和“奇形怪狀”的建築，竟一度嚇得目瞪口呆……

比如在哈特福德高中讀書時，“留美幼童”裡的鄧士聰、康賽齡、樑敦彥等人，就是全校聞名的橄欖球高手。後來就讀耶魯大學的鐘文耀，也是耶魯賽艇隊的主力選手。在這些美國年輕人最自信的領域裡，頂著“東亞病夫”綽號的“留美幼童”們，都展示出了絲毫不差的勇氣與力量。

面對這一段擲地有聲的豪言，同是“英文演講”，百多年後個別口口聲聲“某國空氣香甜”的“優等生們”，是否會道一聲羞愧？

此情此景，令許多參加費城世博會的清政府官員們，也瞬間感到了滿滿的自豪感。清政府代表官員李圭，就以驚喜的筆墨，在日記裡寫下了那一刻的激動。這些離鄉背井打拼的中國孩子們，各個“於千萬人中言動自如，無畏怯態”。認定他們“西學所造，正未可量”。其實何止是李圭，世界各國的來賓們都在那一刻認識到，有一群何等自信優秀的中國孩子，正為他們落後捱打的祖國，扛起沉甸甸的未來。

而在踏上祖國的國土時，這些離鄉背井多年，並在異國不停為中國贏得榮耀的年輕人，得到的非但不是鮮花掌聲，相反是赤裸裸的羞辱。從下船登岸起，他們就被水兵強制押送，安排在“門窗均已潮溼腐爛”且“黴氣薰鼻”的破屋子裡。過了三四天“囚徒”一般的生活後，他們才被押去道臺衙門，一路忍受著“圍觀人群”的各種嘲弄，然後又在道臺衙門裡被強迫下跪，接受“道臺大人”冷冰冰的訊問……

但即使如此，這群遭到清政府刻薄無情對待的“留美幼童”們，在接下來的半個多世紀裡，其絕大多數人都成為了近代中國的脊樑人物。比如1881年被提前召回，後來建成京張鐵路，成為中國鐵路業“祖師爺”的詹天佑，又比如1881年幸運留在美國繼續深造，後來公認“中國機器採礦創始人”的吳仰曾，還有揹負著“庚子國難”恥辱據理力爭，促成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的外交家樑誠，都是其中最優秀的代表。

另外還有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喊出“中國沒有死”豪言的天津大學創辦人蔡紹基，末代皇帝溥儀婚禮上的伴郎，曾以“俄國是竊賊”走紅哈特福德高中的外交家樑敦彥，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首位美國華人律師，晚清“法科進士”張康仁，美國華工的“保護者”李恩福……這麼多近代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人物，亦是當年那120名“留美幼童”中的一員。

首先是1884年8月23日，中法戰爭“馬尾海戰”的戰場上，這場福建水師全軍覆沒的悲壯戰役裡，亦有四名當年的“留美幼童”為國捐軀：“振威”號六品軍功鄺詠鍾，“揚武”號六品軍功楊兆楠，“揚武”號六品軍功薛有福，“揚武”號七品軍功黃季良。

然後是十年後，即1894年7月25日的甲午中日豐島海戰上，“濟遠”號幫帶大副沈壽昌，就是當年“留美幼童”裡年齡最小的一位，指揮發炮的他在戰鬥裡頭部中彈，壯烈倒在駕駛臺上，成為甲午海戰裡第一位殉國的中國軍官。

而在是年9月17日，更加慘烈的中日海軍黃海大決戰裡，與鄧世昌一起，駕駛“致遠艦”憤怒撞擊日本“吉野號”的“致遠艦”大副陳金揆，也是當年的“留美幼童”。最後的威海衛大決戰裡，陳金揆的同校同學，指揮“廣丙”艦殊死抵抗的“留美幼童”黃祖蓮，也不幸中炮身亡……

比起那些在近代史上事業“風生水起”的同學們來，這幾位英雄的知名度，直到今天也十分寂寥。在這些生死大戰開始前，他們的“仕途”也並不順暢，排擠冷眼都是常事。他們所面對的，更是近代中國當時幾乎九死一生，沒有多少勝機的惡戰。但對於註定到來的犧牲，年輕的他們，卻是早有準備。

比如殉難於馬尾海戰的黃季良，在大戰開始之前，就為自己的父親送去一張自畫像，以及一字一淚的心聲：“望父親大人勿以男為念，唯兵事究不可測……援將平日繪呈之貌，寄呈父親見之，如男常侍膝前矣……”父親，兒去為國捐軀，看到這幅畫，就如看到兒……

這一番的心聲，與那一聲“中國沒有死，她只是睡了，她終將會醒來，並註定會驕傲的屹立於世界”一樣，何嘗不是那120名“留美幼童”，絕大多數人心靈的寫照？無論何年何月，無論何時何地，中華自強的心願，畢生，他們不曾忘。

那個近代落後捱打，苦難到我們不敢回望的中國，何嘗不是千千萬萬如他們一樣的英雄，以殊途同歸的選擇，扛過多少溝溝坎坎。

欣慰的是，面對百多年前，那些壯烈捐軀的英靈，那些離鄉背井的孩子，那些歷盡苦難不忘初心，為近代中華崛起嘔心瀝血的先賢，今天也終於可以說一句：這中華，已如你所願。

人們常說，清政府掏錢送學生出國留學，可是，這一批又一批的留學生回國後卻成為了清朝的掘墓人。

此話，如今看來確實不無道理。

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四人被視為晚清的四位中興名臣，為清政府續命幾十年，李鴻章更是又驕傲又無奈地稱自己為清朝的“裱糊匠”，可是，誰又能想到，清朝的“掘墓人”——留學生，正是曾國藩和李鴻章二人在背後極力推動？

當時，英中國人在鴉片戰爭中打折了清朝的脊樑，後來的太平天國運動也打破了清政府的驕傲，難道所謂的“天朝上國”便這麼人人可欺？

所以，清朝也開始了自我審視，曾、李等人認為清朝之弱，弱在軍事器械，除此之外的政治文教樣樣優於洋人，所以清朝只要能夠擁有和洋人一樣先進的軍事器械的話，便能夠繼續傲立於頂峰。

李鴻章也曾在一封奏摺中說：“西人專恃其槍炮輪船之精利，故能橫行於中土，中國向用之器械，不敵彼等，是以受制於西人”

所以，經過慈禧的點頭，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發起了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的目的說白了就是魏源所說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學習洋人先進的軍事理念和技術，當然，同時還輔以商務。

可是，清朝想要學習洋人先進的軍事理念和技術，僅僅只是向洋人購買軍事器械和機器裝置的話顯然學不到，所以還得派人去洋人的地盤上學習。

也是這時候，後來被稱為“留學生之父”的容閎站了出來，向曾國藩提出了建議，由曾國藩和李鴻章向清政府上奏請求派遣留學生去美國留學。

曾國藩在奏摺中說：“擬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書，約計十餘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強。”

他說的很明白，咱們不學他們的政治，只學他們的軍政、船政、步算和製造，因為他知道，政治制度是清政府維護統治的根本，清政府絕不可能讓人動它。

慈禧仍有疑慮，畢竟人一旦送出去了，哪裡管得了他們？他們學壞了怎麼辦？

曾國藩一見慈禧沒有答應，想了想，又上了一折：“中國欲取其長，一旦遽圖盡購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奧窔，苟非遍覽久習，則本原無由洞澈，而曲折無以自明。”

老佛爺呀，咱們想學習洋人的軍事技術，只買他們的器械是不夠的呀，力有不逮呀，器械會不會用？器械的原理懂不懂？不去他們那裡學一學，咱們根本沒辦法洞悉軍事技術的核心，真讓咱們自己摸索，恐怕沒人弄得明白呀！

這一封奏摺上去，慈禧雖然答應了，行呀，可以派遣留學生去美國，不過呢，咱們也得謹慎一些。

慈禧有多謹慎呢？

清政府每年只能派遣30名幼童赴美留學，留學時間限定為15年，留學生到了美國之後，既不能中途退學，也不能加入美國國籍，更不能在學成之後自己找工作，必須得由清政府對他們進行委派。

除此之外，為了留學生不會被美中國人同化，不會受到他們的政治制度的影響，清政府還派了漢文教習一起去美國，在用“中學”的忠君思想灌輸他們的同時，也是在監督他們。

1872年，清政府派出了第一批30名幼童赴美留學，一直到1875年，清政府在這四年時間裡派了120名幼童去美國留學。

1880年的時候，已經超過了50名留學生考入了美國大學，22人入讀耶魯大學，8人入讀麻省理工學院，3人入讀哥倫比亞大學，1人入讀哈佛大學，這幾十人也可以說是120個留學生中的佼佼者。

可是到了1881年，雖然遠未到15年之期，但是經過保守派的不斷抨擊，清政府最終決定召回留美學生。

對於清政府的強行召回，除了一部分不幸病死在美國和不願意回國的學生之外，清政府一共召回了94為留學生。

說實話，人已經到了國外，清政府還能夠召回來這麼多人已經算是奇蹟了，即便他們不回國，恐怕清政府也拿他們沒有辦法。

那麼，這94個被召回國的留學生當中，到底有沒有產生什麼名動一時的人物呢？

當然有。

我們所熟知的被稱為“中國鐵路之父”的詹天佑先生於1872年作為第一批留學生被送去美國，後於1878年考入耶魯，1881年正好畢業，所以也被召回了國。

詹天佑的知名度，自不用多說，小學課本上的人物。

中華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則是在1974年作為第三批留美幼童被送到美國留學，後來考入了哥倫比亞大學，但是在1881年的也被召回了中國。

唐紹儀雖是一介書生，可是在北韓爆發甲申政變的時候，他卻拿起了槍保護了受僱於李鴻章的德中國人穆麟德，讓袁世凱為之側目，袁、唐二人也因此結為知己，唐紹儀能夠認識袁世凱，也可以說是他人生的轉折點。

1885年，袁被任命為“駐紮北韓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唐也再一次被派到北韓和袁共事，兩人配合頗為默契，唐在此期間，官位也一路高升。

唐紹儀的仕途一直和北韓，和袁世凱捆在一起，袁世凱在1901年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之後，又拉了唐一把。

唐紹儀在天津海關道任上，為《辛丑條約》擦了很久的屁股，功勞確實不小。後來，他和英國談判，捍衛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同時還致力於收回鐵路、海關的控制權，英國《泰晤士報》這麼評價唐紹儀：“外務部中最具才幹能力的尚書。”

1912年，袁世凱當上中華民國總統後，便任命為唐紹儀為內閣總理。

只可惜，唐紹儀被蔣認定為“漢奸”，從而派趙理君去暗殺了唐紹儀，後來沈醉說是誤殺。

從1872年到1875年所派的120名留美幼童，當屬詹天佑和唐紹儀二人最為人熟知了。

從1872年到1875年這四年時間裡，為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在曾國藩和李鴻章等洋務大臣的支援下，清政府先後共派出120名兒童分四批到美國留學。

在這120名兒童當中，年齡最大的16歲，最小的10歲，平均年齡12歲。其中來自廣東84人、江蘇21人、浙江8人、安徽4人、福建2人、山東1人。

這些學生來到美國後，很快就向世界展示了中中國人的聰明和卓越，他們以驚人的速度學習英語，併成為他們就讀學校中成績最好的學生，以至於美國總統格蘭特都專門會見了他們。

等到1880年時，這120名留學生中，有超過100人以上考進美國的大學，其中22人進入耶魯大學，8人進入麻省理工學院，3人進入哥倫比亞大學，1人進入哈佛大學。

不過，因為這些學生到美國時還都是孩子，很容易受周圍環境的影響。

所以這十多年的經歷，不僅使這些孩子學習到美國的科技和文化，也讓他們接觸到資產階級啟蒙思想，以至於他們中很多人對下跪叩頭等封建禮節很反感，有的人甚至悄悄剪掉辮子，要去見管教時才用一根假髮辮繫上應付。

他們的這些行為，讓留學生監督吳子登十分惱怒，於是他向總理衙門上奏，極力鼓動清政府採取措施撤回留美學生。

於是在1881年夏天，留美幼童們被無情地中斷學業，分成三批召回國內。 當時，除了那些過早去世和想要留在美國不肯返回的人之外，共有94名兒童返回中國。

這些人在回國後大多為中國的現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包括9名工礦企業領導人、6名工程師、3名鐵路主管、1名清華大學校長、1名北洋大學校長、1名外交部長、1名外交部副部長、1名駐外大使、1名國務院總理、14名海軍上將等。

在這些人當中，最為出名的人物，應該是這二個人：詹天佑和唐紹儀。

詹天佑：作為中國第一位鐵路總工程師，他應該是大多數中國人都比較熟知的一個人物。

詹天佑是第一批在美國學習的孩子之一，後考上美國耶魯大學土木工程系，主修鐵路工程。回國後被派往福州船政局後學堂學習海軍輪船駕駛，成績優異，得五品軍功。

三年後，詹天佑又被調任福州船政局後學堂教習，並因教匯出色，獲得清政府五品頂戴獎。不久，由張之洞邀請回粵，在廣東博學館教授外語。等到1888年，經任介紹到天津鐵路局任幫工程師，從事塘沽到天津鐵路鋪軌工程。

此後，詹天佑為中國鐵路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其中最耀眼的成就就是在1905年到1909年成功主持設計並建造出中國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由此詹天佑也被譽為“中國鐵路之父”和“中國現代工程之父”。

唐紹儀：作為山東大學第一任校長，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也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很多任都應該聽說過他。

唐紹儀是第三批到美國留學的孩子，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1881年歸國後被派往北韓襄助海關事務，由此和在北韓駐兵的袁世凱成為莫逆之交。

1911年武昌起義後，唐紹儀充當袁世凱內閣全權代表，於1911年底，開始與民軍全權代表伍廷芳舉行議和談判，達成在湖北、陝西、安徽、江蘇、奉天等地的停戰協定。其後，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唐紹儀為第一任內閣總理。

後來，唐紹儀因不滿袁世凱稱帝，兩人就此決裂，從此加入到孫中山的革命隊伍中。等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唐紹儀掛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國府委員。後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唐紹儀遇刺身亡，有人懷疑是日本人所刺，也有人懷疑是國民黨特務所為，至於真相也無從得知。

最後，除了詹天佑和唐紹儀這兩個歷史課本上出現的人物之外，這批學員當中其實還有很多名人，比如清華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唐國安、第一位在美國出版書籍的中國作家李恩富、交通大學創始人樑如浩、海軍元帥蔡廷幹、清政府外務尚書樑敦彥等人。

1872年至1875年，清廷先後派出四批共計400餘名幼童赴美留學。有意思的是，他們中的著名人物大部分來自廣東香山，箇中緣由會在後面給出分析。作為中國歷史上首批官派留學生，他們給中國近代史做了許多貢獻。

當時正值洋務運動如火如荼的時期，由容閎提議，慈禧太后最終同意由曾國藩、李鴻章等晚清重臣主持開啟留美幼童的選拔。這四批幼童主要通過兩個途徑選拔，一是通過考試選拔，二是由教會推薦。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清末民間的資訊閉塞，且留美要求在國外待15年，彼時的中國家長一般不願意送自己的孩子出國。所以這些留美幼童基本是沒有什麼後臺背景，權貴子弟在中間佔比很小。1872年派出首批學童，原本計劃要修滿15年的，但是因為保守派官員非議，留學生們不得不於1881年提前中斷學業回國。留美幼童中除去部分在美國去世的，其餘者成年後多數都從事中國的外交、教育、鐵路交通等事業，基本上處於社會的中上層。不過特別名動一時的著名人物還是少數，下面逐個介紹。

詹天佑，廣東省廣州市南海縣人，首批赴美學童，1878年考入耶魯大學土木工程系，主修鐵路工程專業。回國後，在清廷和民國政府均供職於鐵路部門，主持設計和修建了中國多條鐵路，成績斐然，被稱為中國鐵路之父。他的主要成就有：唐山鐵路，建於1888年，是中國第一條國際標準鐵軌距鐵路，至今是京山鐵路的一部分；京津鐵路，建於1895年；完成了連英法德日等國工程師都無法搞定的灤河大橋；建於1909年的京張鐵路，連線北京豐臺區和張家口，中間穿過八達嶺、居庸關等險要之地，是中國首條不使用外國資金和技術人員，且由中中國人自己負責建造的第一條鐵路，具有重要意義。

唐紹儀，廣東香山縣人，1874年入選第三批赴美學童，回國後成為清末民初政壇的重量級大佬，曾任清政府總理總辦、民國首任內閣總理，山東大學首任校長、北洋大學（現天津大學）校長等。唐紹儀前半生主要是做外交工作，1904年被清廷任命為全權議約大臣，赴印度與英國商談西藏問題。1906年，他開始擔任稅務處會辦大臣，積極致力於從英國手中收回海關控制權。武昌起義後，唐紹儀受到袁世凱的器重，以內閣全權代表的身份與南方革命軍談判。經過艱苦談判，最終南北雙方達成確立共和體制、優待清室、推舉袁世凱為民國大總統的協議。袁世凱上任後，唐紹儀旋即也開始擔任民國第一任總理。在擔任的總理的短短三個月時間裡，他任命了宋教仁等共和人士，懷著對共和的熱情投身工作，但是由於袁世凱不願分享權力且企圖獨裁，遂憤憤辭職。

1937年中日全面開戰後，唐仍滯留上海，未及時轉移。蔣介石得到訊息顯示，唐紹儀即將與日本人合作組建臨時偽政府，遂命令戴笠將唐紹儀暗殺於上海家中。不過後來軍統特務沈醉推斷，唐紹儀被指漢奸很可能是冤枉的，並沒有確鑿證據。後人對唐紹儀的評價多是正面積極的，特別要提的是美國總統胡佛的回憶錄《The Memorirs of Horbert Hoover》有一段關於唐紹儀的描述：“唐紹儀為人正直，有才幹，對中國的未來懷有遠大的抱負”。

蔡廷幹，廣東省香山縣人，是首批赴美留學的兒童之一。1881年被召回國後，蔡廷幹被分配到“大沽水雷學堂”，在英美法等國教官的指導下，學習電機、測量等知識，1892年調任北洋水師正四品魚雷艇管帶，並於1894年參加了中日甲午海戰。後來在擔任原始幕僚期間，逐漸受到袁世凱倚重。1909年，袁世凱被迫隱退，蔡廷幹也與袁世凱同進退，此舉被袁世凱視為忠心，由此袁對蔡愈加器重。辛亥革命爆發後，袁世凱重新出山，並立即啟用蔡廷幹擔任“海軍部軍制司司長補授海軍正參”，為二品高官。1913年，又被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任命為“勳四位”，稅務處會辦等職，成為袁世凱政府高官。後來段祺瑞執掌北洋政府，蔡廷幹繼續受到重用，擔任“總統府副大禮官”，負責政府的外交事務。

唐安國，第二批留美學童，廣東省香山縣人，生於1858年，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外交家、教育家。1881年奉調回國後，被派往開平煤礦工作，後來又到上海教會書院講課。到了1912年，中國變了天，清帝退位，民國建立，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無意從政的唐國安出任清華學堂監督，相當於後來的清華大學校長。他將清華學堂改名為清華學校，並出任第一屆校長。在任期間，積極推進教務的去行政化，減少政治對教育的干預，並擴充學校面積，力促實現庚子賠款的專款專用。現在的清華大學能有這樣的發展，也要算上唐國安的一份功勞。

廣東香山人，第四批赴美學童。1881年回國後，歷任袁世凱北韓時期幕僚、天津海關道、上海道，郵傳部副大臣等職。1912年，被袁世凱任命為外交總長，但因為拒絕在外蒙條約上簽字而辭職，後長期居住於天津，1941年去世。

廣東珠海人，首批留美學童，在耶魯大學主修法律。歸國後，先是赴北韓擔任袁世凱幕僚，後任北洋洋務總長、天津北洋大學校長等職。後來蔡紹基還開創性的擔任了天津英租界局董事，這也是華人首次躋身租界管理層。1933年病逝於天津，享年75歲。

我寫完之後，忽然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留美學童中的佼佼者居然全部是廣東人，而且這之中的絕大部分又是廣東香山人。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這僅僅是巧合嗎？一番思索之後，我回顧了一遍留美學童這一事件的經過。發現原來這一活動的倡議者容閎先生，正是廣東香山人。既然是人家組織的活動，所以照顧一下同鄉也是可以理解的吧。我又翻看一下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履歷，頓時更加確定。原來孫中山先生也是廣東香山人，莫不是因為同鄉之間有互相提攜的習慣？想想也覺得有幾分道理。不過這也可能不是完全因為同鄉友誼，也有可能是因為當時廣東與外面世界接觸機會多，所以那裡的人都願意出去看看，而其他省份的人則還沒有這個見識。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細細分析研究，這裡就不再過度闡述了。

對於近代中國的思想開化，有人說這是因為“列強侵略”所被動促成的，也有人所是因為“開眼看世界”所啟動的；而我認為，這當中的原因則是多方面，一是因為西洋思想的流入，二是因為國民進步意識的覺醒，而三便是列強侵略的被動性。因為不如敵人，才會想要去學習自己所不掌握的知識，因為想要變得強大，才會“師夷長技而強國”。所以在晚清時期的“開眼”和“改革”都是一種被動的，且是不情願的。

政府之所以不想繼續進行改革，那是因為他們害怕因為改革而動搖了自己的地位，從而會降低自己的權威，畢竟當時在國內抄的最凶的便是“君主立憲制”，但是一向想要將權力緊緊抓在手裡的滿清貴族，怎麼又肯將自己的權力轉手或分給別人。

晚清政府的這一步，實際上是歷史性的一步。因為在這個時期派幼童留美，不僅是大清國的頭一例，而且也是中國從原始、奴隸以及封建王朝上的第一例，這樣的做法在強烈擁護改革的人來看，這是開明的，是代表著一個王朝的希望的。但這樣的做法若是讓保守分子來看，則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讓步，他們雖然在心裡不滿，但是因為輿論，因為事實，又不好有什麼反對的言辭，他們只能靜靜的等著，靜靜的等著可以抨擊這樣行為的機會和時候。

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在外留學的幼童開始慢慢的習慣上了美國的生活，他們因為不斷的吸納外國的思想，使得自己慢慢的便討厭起了本國的一些“束縛”，例如長辮、例如繁文和縟節。正是因為如此，才使得反對派們趁機彈劾“該運動”從而使得這個本來籌劃十五年的計劃流產。

歐陽在回到了國內後，在清朝時期擔任了那個時期的“資政大夫”，後來便慢慢的開始著手對於外交工作的處理，並逐漸成長為了駐荷屬爪哇(現印度尼西亞)總領事，以及在駐英、智利、玻利維亞分別獲得了：一等祕書、第一公使、條約特使等國際殊榮。

曾國藩和李鴻章上書大清朝廷，請求派遣學童去西方國家留學，學習西方的先進的製造業，學成之後回國效力，想通過這種辦法為大清國培養更多的人才，同時也能改變中國落後的生產力和生產水平。

當時的洋務運動搞得火熱，清政府也支援洋務運動，希望通過學習洋人的先進的工業製造技術和科技來改善落後的生產水平，進而改變大清國頹廢的時局。

當洋務運動的發起人聯名上書的時候，清政府同意了這個具有戰略眼觀的計劃。於是，先每年送出去三十名學童出國留學，經費有國家撥出專款，看下效果如何，持續四年，共派出120位學童，希望這些人若干年後能夠學成回國，為大清效力。

大清的守舊派本來就比較抵制洋務運動，對於出國留學這個做法也是極力反對，覺得出國留學就是忘本，留學這些人因為長時間在外就不適應國內生活，就會忘掉其根本。清政府決定把派出去的留學生全部撤回，而這些留學生中最後順利畢業，學業有成的也只有詹天佑。

從小我們就知道詹天佑，中國的鐵路先驅，著名的工程師，被稱為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的一生為中國修建多條鐵路，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鐵路和工程人才，就連周恩來總理都說詹天佑是中中國人的光榮。

公元1872年到1875年間，由容閎倡議，在曾國藩、李鴻章的支援下，清政府先後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學生赴美國留學。

那麼這120多名留美幼童當時的平均年齡僅為12歲，但卻可以說是中國幼童之中的精英分子了。他們經過政府精挑細選、層層篩選而最終被清政府遣送到美國。同時期的中國留洋幼童，除了留美以外，還有留日、留英以及留法。他們身上所肩負之責任可謂是“民族寄希望於其身，學成回國救民族於水火”，當然這四年間清廷派遣美國的120多名中國孩童，在學得本領之後，大多數人都不同程度地對國家、民族產生了一定影響。其中不乏屈指可數的幾個轟動全國甚至對至今都頗有影響的“著名人士”。

那我們來看看當時留美之“先驅”當中都產生了哪些名躁一時的人物：

第一名：詹天佑

第二名：唐紹儀

以上僅是個人觀點用於舉例，除此之外還有開灤煤礦礦冶工程師吳仰曾、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清華大學校長唐國安、清末交通總長樑敦彥等優秀留美學生。他們當時為中國所作之貢獻，後世人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豐功偉績。

清末海軍將領劉步蟾留學英國時曾說：

當時的清政府為了實現民族自救，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達到自強求富，於是派遣學生去西方國家求學。

除了劉步蟾這批前往英國的留學生，清政府還選派了120名10到16歲的幼童前往美國留學。這些幼童原計劃留學15年，但是由於政治文化的差異，學習了九年便提前返回中國。

詹天佑學習刻苦，在美國讀完小學中學後，考入了美國耶魯大學謝菲爾德理工學院土木工程系，學習鐵路工程，在校期間，詹天佑成績優異，多次獲得了獎學金。

回國後，詹天佑在福州船政局後學堂學習海軍輪船駕駛，並考取一等第一名，畢業後前往廣東博學館任教。後來在老同學鄺孫謀的推薦下，他到中國鐵路公司擔任工程師，開始投身中國鐵路事業。

之前中國的鐵路一直由外國工程師幫助修建，但是遇到了諸多設計上的難題，難倒了很多外國工程師，中中國人只有硬著頭皮幹。

吳仰曾就讀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礦冶學院，回國後進入開平礦務局工作，1886年，他再次出國繼續攻讀礦冶專業，畢業於倫敦皇家礦冶學院，並在歐洲的一些國家辦理礦務。

回國後的吳仰曾充分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成為一名礦冶工程師，一直到處勘察礦區，先後在熱河、南京附近的礦區工作，並硬氣的拒絕俄國奪取中國煤礦，捍衛國家的權益。

吳仰曾一生從事礦冶工作，退休後仍然不願賦閒在家，在天津和武漢創辦實業。

唐紹儀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回國後受到了袁世凱的器重，兩人成為莫逆之交，並被派往北韓從事稅務工作，是袁世凱的書記官和得力助手，後來升任為清政府駐北韓總領事。

留學期間，他受到了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薰陶，他後來堅決反對袁世凱稱帝，積極參與護法運動，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唐紹儀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財政部長。

公派留學運動雖然整體以失敗告終，這些留美幼童只在國外學習了九年，但是他們十分珍惜這次出國學習的機會，繼續刻苦學習之途，回國後報效祖國，做出了諸多貢獻，把自己的名字牢牢地刻印在中國近代史上。

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務派所進行的一場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的一場運動，稱之為洋務運動。

既然要學習西方科學技術，自然需要派出留學生到國外進行直接學習，學成歸來，報效國家。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學。到1875年共派出四批120人,從此以後,清政府中央以及一些地方督府不斷向海外派遣留學生。

1870年冬，曾國藩在向清廷奏請批准的同時，與容閎具體商定幼童留美事宜：出洋學生數額120人，分4批，年齡12—20歲；設預備學校於上海；留學年限15年，另加2年遊歷以驗所學；經費共120萬兩，由江海關洋稅項下指撥。

1871年8月，“幼童出洋肄業局”成立，清政府委任陳蘭彬為出洋局委員，容閎為副委員。二人各有分工，陳蘭彬負責留學學生在美期間的中文學習，容閎負責留學生在美期間的各方面教育。

1872年夏秋之交，第一批留美學生由上海乘輪赴美。1875年最後一批送畢。按規定，學生出洋後，“肄習西學仍兼講中學”。“不準半途而廢，亦不準入籍外洋”，學成後“聽候總理衙門酌量器使，奏明委用”。他們一般是先進小學，再進中學，而後入大學，循序漸進。（圖為第一批留美幼童）

這些孩子，不辱使命，都能刻苦認真學習，很快適應並融入了美國的學習與生活，並且成績優異，絕大多數人成為學校眾多學生中的佼佼者。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進入美國的名牌大學學習，其中22人考進耶魯大學；8人考入麻省理工學院；5人進入瑞薩萊爾理工學院；3人考入哥倫比亞大學，1人被哈佛大學錄取。

由於慈禧擔心，留學異幫，離經叛道，會帶來“全盤西化”。於是在1881年慈禧下令，留學幼童全部回國。原定15年幼童留美計劃，就此夭折。

耶魯大學的22位留學幼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歐陽庚二人順利完成學業。容揆和譚耀勳抗拒召回，留在美國耶魯大學完成學業。李恩富和陸永泉則是被召回後，重新回到美國，讀完了耶魯。這樣，120名留美幼童，除先期因不守紀律被遣返的9名、執意不歸及病故者26名外，其餘94人於1881年分三批被遣送回國。”

這些留學生接受了近代科技知識,親身感受到資本主義文明,文化知識結構和思想意識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回國後,倡導西學,成為新式知識分子。在他們當中湧現出許多科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成為中國近代化事業的棟樑。

第一批返回的21名學生均被送入電局學傳電報，第二、三批學生由中國當時的新式企業如福州船政局、上海機器局留用23名外，其餘50名分赴天津水師、機器、電報、魚雷局等處當差。這批留美幼童後來分散到政界、軍界、實業界、知識界等各個領域。

這回國的94名留美學生的傑出代表有:

著名鐵路工程師詹天佑

開灤煤礦礦冶工程師鄺榮光

開平礦務局副局長吳仰曾

民國第一任電報總局局長:樑丕旭

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

清華大學校長唐國安

民初國務總理唐紹儀

清末交通總長樑敦彥

袁世凱組閣外交總長:樑如浩

駐英國公使:劉玉麟

洋務運動給古老的中國帶來了許多近代化新因素,它使中國有了西方的技術裝置和生產方式,有了輪船、鐵路等新式交通工具,有了郵政、電報等新式通訊手段,有了新式學堂和翻譯、刊印西方書報的機構。洋務運動引進西方文明,推動了中國社會思想的進步,推動了近代文化特別是科技文化的發展。

1965年，最後一位留美幼童鄺榮光辭世，終年103歲，至此，洋務運動留美兒童全部退出了歷史舞臺，只留下無限的瞎想讓人不斷回味，清政府讓120名小小幼童年少留學，就是想讓這120名兒童學成歸來，讓他們扛起了整個民族的希望，來改變清政府，來改變中國，回過頭來看，如若不是慈禧下令讓求學兒童提前回國，中國歷史可能就會被這120名兒童所改寫。

(鄺榮光)

在120名留美幼童中，3人死於美國，4人從政，16人成為外交官，20人蔘加海軍，3人在稅務和海關機構工作，3人成為教師，14人成為鐵路官員和工程師，9人成為採礦工程師，16人從事電信工作，8人經商，3人成為醫生，1人成為律師，3人成為記者

1872年，也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同治十一年，大清國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洋務運動，各種西方新事物給腐朽的滿清，帶來極大的震撼。

自清朝入關200年以來，一直施行閉關鎖國策略，如今怎麼就“開竅”了？原因有三：

清政府也要建造自己的“奇技淫巧”，但是沒有相關人才；

清政府既然有這麼個需求，加上很多有見識的大臣，比如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等人上書同治皇帝請求引進外國技術：

1870年，同治皇帝在內外施壓之下，終於同意派遣留學生的要求：連續4年，每年派遣30名留學生去美國公費留學，期限為15年，學成之後歸國效力。具體要什麼樣的學生去留學，由李鴻章和曾國藩決定。

起先，曾國藩對學生的要求很低，只要“不貪、不偷、老實”就行。後來，在李鴻章的建議下，留學生還得年紀小、長得帥、人聰明、名字好聽、背景乾淨……

在這麼多條件約束下，第一批留學生年紀最大的也就15歲，最小的只有9歲！

這哪是往美國送留學生啊，簡直是送了30只小正太，而且還是涉及兩國外交的小正太。外交無小事，他們被送到目的地之後，很快就被分散到美國老百姓家裡（都是中產階層家庭），得到非常好的照顧。

不過，這些家庭各不相同，有教授、農莊主、工廠主、建築工人等職業。

被安排在建築師家庭的唐紹儀和詹天佑，也都成了名動一時的大人物：唐紹儀成了山大首任校長、民國首任總理、外交家；詹天佑成了中國鐵路之父，主持建造京張鐵路。

這幫孩子到底有多厲害呢？

到1880年為止，這120個孩子裡，有50多名（很多孩子提前召回）孩子考入大學：其中22名耶魯大學，8名麻省理工學院，3名哥倫比亞大學，1名哈佛大學。這樣的“升學率”，即便放到現在都會令很多學校望塵莫及。

除了上面幾位幼童成為名震一時的人物，其他活著回國的人，很多也都成了各行各業的精英：

唐國安，二批留學生，歸國後成了清華大學創始人、清末外交家等。

唐元湛，二批留學生，是中國電報事業的奠基人之一。

沈嘉樹，三批留學生，是中國電報事業的奠基人之一。

周萬鵬、曹嘉祥，三批留學生，是中國近代警察制度的創始人。

另外，還有海軍元帥2人、海軍軍官14人，在之後的甲午海戰上，這些留學生拼死殺敵報銷國家，終於應了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的那句話：

儘管這些留學生都足夠優秀，也足夠愛國。但是，大清國早已腐朽不堪。

1912年，距離第一批留美幼童正好40年後，清朝滅亡；可笑的是，滿清為了自救，在滅亡前幾年再度開啟留美幼童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