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指正一下，是“罪己詔”而不是“罪己招”。中國古代帝王統治時期，碰上國家遭受天災人禍、政權處於危機時,很多皇帝會選擇自省，透過釋出一種口諭或文書來向全國作檢討，也即“罪己詔”。和歷代相比，清朝皇帝下“罪己詔”的數量算是非常多的了，共有六位皇帝釋出了八次“罪己詔”，其中嘉慶皇帝在位期間就曾先後釋出了三次“罪己詔”。
清朝第一位下“罪己詔”的皇帝是順治皇帝，他也是滿清入關後的第一位清朝皇帝，據記載順治皇帝是在瀕死前寫了長548釐米、寬93釐米的《遺詔》，裡面列數自己“罪狀”達十四條之多，對自己漸習漢制、早逝無法盡孝、與親友隔閡等事情作了自責，同時宣佈由八歲的兒子玄燁繼承皇位。不過很多人猜疑這份《遺詔》其實是出自順治母親孝莊皇太后之手，因為順治帝是得了天花，這種急性傳染病的症狀是高燒低迷，病人在死前是不太可能神志清醒的，因此很有可能是孝莊皇太后為了安定局面而替順治帝寫了這份《遺詔》。不管這份《遺詔》究竟出於何人之手，一般認為它是清朝皇帝的第一份“罪己詔”。
順治皇帝
第二、三個下“罪己詔”的皇帝是康熙和乾隆皇帝，眾所周知康熙至乾隆在位期間，清朝出現了“康乾盛世”，這與幾位皇帝的勵精圖治離不開關係，而一旦出現天災，康熙、乾隆也都發布了“罪己詔”。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巳時京城發生了8級地震，“城垣坍 毀無數，自宮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據統計，僅僅京城即倒房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二間，壞房一萬八千二十二間，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康熙帝發了“罪已詔”，“朕御極以來，孜孜以求，期於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協……” 還遣官告祭天壇，並數次率諸王、 文武官員詣天壇親行祈禱，同時又令戶部和工部撥款賑災。乾隆皇帝是在其任太上皇時寫了“罪己詔”，嘉慶二年(公元1797年)十月二十一日傍晚，乾清宮不慎失火，藏在交泰殿的“天子御寶”遭到毀壞。此時乾隆已87歲高齡，身居太上皇位，也差點在這場大火中丟了性命，對此，乾隆慨嘆：“足徵神佛垂佑，實乃不幸中之幸。” 第二天清晨，乾隆帝親自禱告：“虔誠禮謝， 以答靈貺”，但他仍承擔了主要責任，頒佈“罪己詔”中說“皆朕之過，非皇帝之過。”
嘉慶皇帝
嘉慶皇帝即位後，也是十分地勤政，力圖延續清朝的“康乾盛世”，實行了多項改革，但往往不遂人意，反而招致百姓不滿，民間叛亂不斷。不過嘉慶皇帝非常注重反省自身，在嘉慶四年，他頒發了第一次“罪己詔”，主要是因為京師大旱，哀鴻遍野，嘉慶帝擔憂天災會再度誘發農民起義，於是下了“罪己詔”，說大旱是上天對他“以言罪人”的懲罰，同時釋放“以言獲罪”的洪亮吉，“使內外諸臣知朕非拒諫飾非之主，實可與言之君；諸臣幸遇可與言之君而不與言，大失致君之道，負朕求治之苦心矣。” 嘉慶八年閏二月，嘉慶帝外出回宮，結果遭到一位叫陳德的原內務府旗人家奴持刀行刺，脫離危險後，他下令將陳德凌遲處死，同時下“罪己詔”，說“舉朕所漸懼者，風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警予之事；當謹身修德，勤政愛民，自省己咎。”
到了嘉慶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公元1813年），嘉慶帝又第三次頒佈了“罪己詔”，起因是嘉慶前往木蘭秋獮，造成京師防備空虛，七十多名天理教徒闖入紫禁城燒殺搶掠，雖然叛亂最後被平息了，但引起了京師內外的恐慌，嘉慶帝不得不終止祭祀活動，連發諭旨，一面嚴懲這些教徒，一面下發了《遇變罪己詔》，其中有言：“今日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實中外之所同。朕雖再三告誡，舌蔽唇焦，奈諸未能領會，疏忽為敬，以致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 雖然其後嘉慶又罷免了相關官吏，並嚴查民間教會，但此後年間叛亂屢起。
圖為1895年5月17日，光緒帝為解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而寫的硃諭，也是光緒帝所下的“罪己詔”。此硃諭現存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晚清有兩位皇帝也頒發了“罪己詔”，分別是咸豐皇帝和光緒皇帝。咸豐三年（1853年）正月初八日，咸豐帝因太平天國運動下“罪己詔”，檢討由於自己“不能察吏安民”，致成禍亂，對此，自己“寢饋難安”，“再三引咎自責”。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在朝野上下引起了一片反對聲浪，群臣上奏說：“地不可棄，費不可償”，華人疾呼“廢約決戰”。在這種情況下，光緒帝在5月17日釋出了親筆硃諭，陳述被迫與日本簽約的無奈。硃諭中先肯定群臣“皆發於忠憤”，緊接著表示自己“萬不獲已之苦衷，有未能深悉者”，雖然和議代價太大，但迎敵實在勝算渺茫，又逢“海嘯成災，沿海防營多被衝沒，戰守更難措手”，不得已同意定約，此中情由“天下臣民皆應共諒”，這也被視為光緒皇帝下的“罪己詔”。此外1900年7月21日，八國聯軍進佔北京，逃亡途中，慈禧太后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出了一道“罪己詔”，表達了與列強求和的想法，其有言：“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漸憤交集。” 字裡行間皆是諂媚之意。可以說，到了這最後一份“罪己詔”，已不再是帝王自責之意，而變成了對列強的一種妥協、退讓。‘
參考文獻：
王巖梅：《“罪己詔”與嘉慶帝政務認知研究》，遼寧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冷月：《清宮四案之謎》，內蒙古出版集團、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4年8月版。
倪道善：《略議古代帝王的“罪己詔”》，《檔案學通訊》2004年第2期。
首先指正一下，是“罪己詔”而不是“罪己招”。中國古代帝王統治時期，碰上國家遭受天災人禍、政權處於危機時,很多皇帝會選擇自省，透過釋出一種口諭或文書來向全國作檢討，也即“罪己詔”。和歷代相比，清朝皇帝下“罪己詔”的數量算是非常多的了，共有六位皇帝釋出了八次“罪己詔”，其中嘉慶皇帝在位期間就曾先後釋出了三次“罪己詔”。
清朝第一位下“罪己詔”的皇帝是順治皇帝，他也是滿清入關後的第一位清朝皇帝，據記載順治皇帝是在瀕死前寫了長548釐米、寬93釐米的《遺詔》，裡面列數自己“罪狀”達十四條之多，對自己漸習漢制、早逝無法盡孝、與親友隔閡等事情作了自責，同時宣佈由八歲的兒子玄燁繼承皇位。不過很多人猜疑這份《遺詔》其實是出自順治母親孝莊皇太后之手，因為順治帝是得了天花，這種急性傳染病的症狀是高燒低迷，病人在死前是不太可能神志清醒的，因此很有可能是孝莊皇太后為了安定局面而替順治帝寫了這份《遺詔》。不管這份《遺詔》究竟出於何人之手，一般認為它是清朝皇帝的第一份“罪己詔”。
順治皇帝
第二、三個下“罪己詔”的皇帝是康熙和乾隆皇帝，眾所周知康熙至乾隆在位期間，清朝出現了“康乾盛世”，這與幾位皇帝的勵精圖治離不開關係，而一旦出現天災，康熙、乾隆也都發布了“罪己詔”。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巳時京城發生了8級地震，“城垣坍 毀無數，自宮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據統計，僅僅京城即倒房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二間，壞房一萬八千二十二間，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康熙帝發了“罪已詔”，“朕御極以來，孜孜以求，期於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協……” 還遣官告祭天壇，並數次率諸王、 文武官員詣天壇親行祈禱，同時又令戶部和工部撥款賑災。乾隆皇帝是在其任太上皇時寫了“罪己詔”，嘉慶二年(公元1797年)十月二十一日傍晚，乾清宮不慎失火，藏在交泰殿的“天子御寶”遭到毀壞。此時乾隆已87歲高齡，身居太上皇位，也差點在這場大火中丟了性命，對此，乾隆慨嘆：“足徵神佛垂佑，實乃不幸中之幸。” 第二天清晨，乾隆帝親自禱告：“虔誠禮謝， 以答靈貺”，但他仍承擔了主要責任，頒佈“罪己詔”中說“皆朕之過，非皇帝之過。”
嘉慶皇帝
嘉慶皇帝即位後，也是十分地勤政，力圖延續清朝的“康乾盛世”，實行了多項改革，但往往不遂人意，反而招致百姓不滿，民間叛亂不斷。不過嘉慶皇帝非常注重反省自身，在嘉慶四年，他頒發了第一次“罪己詔”，主要是因為京師大旱，哀鴻遍野，嘉慶帝擔憂天災會再度誘發農民起義，於是下了“罪己詔”，說大旱是上天對他“以言罪人”的懲罰，同時釋放“以言獲罪”的洪亮吉，“使內外諸臣知朕非拒諫飾非之主，實可與言之君；諸臣幸遇可與言之君而不與言，大失致君之道，負朕求治之苦心矣。” 嘉慶八年閏二月，嘉慶帝外出回宮，結果遭到一位叫陳德的原內務府旗人家奴持刀行刺，脫離危險後，他下令將陳德凌遲處死，同時下“罪己詔”，說“舉朕所漸懼者，風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警予之事；當謹身修德，勤政愛民，自省己咎。”
到了嘉慶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公元1813年），嘉慶帝又第三次頒佈了“罪己詔”，起因是嘉慶前往木蘭秋獮，造成京師防備空虛，七十多名天理教徒闖入紫禁城燒殺搶掠，雖然叛亂最後被平息了，但引起了京師內外的恐慌，嘉慶帝不得不終止祭祀活動，連發諭旨，一面嚴懲這些教徒，一面下發了《遇變罪己詔》，其中有言：“今日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實中外之所同。朕雖再三告誡，舌蔽唇焦，奈諸未能領會，疏忽為敬，以致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 雖然其後嘉慶又罷免了相關官吏，並嚴查民間教會，但此後年間叛亂屢起。
圖為1895年5月17日，光緒帝為解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而寫的硃諭，也是光緒帝所下的“罪己詔”。此硃諭現存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晚清有兩位皇帝也頒發了“罪己詔”，分別是咸豐皇帝和光緒皇帝。咸豐三年（1853年）正月初八日，咸豐帝因太平天國運動下“罪己詔”，檢討由於自己“不能察吏安民”，致成禍亂，對此，自己“寢饋難安”，“再三引咎自責”。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在朝野上下引起了一片反對聲浪，群臣上奏說：“地不可棄，費不可償”，華人疾呼“廢約決戰”。在這種情況下，光緒帝在5月17日釋出了親筆硃諭，陳述被迫與日本簽約的無奈。硃諭中先肯定群臣“皆發於忠憤”，緊接著表示自己“萬不獲已之苦衷，有未能深悉者”，雖然和議代價太大，但迎敵實在勝算渺茫，又逢“海嘯成災，沿海防營多被衝沒，戰守更難措手”，不得已同意定約，此中情由“天下臣民皆應共諒”，這也被視為光緒皇帝下的“罪己詔”。此外1900年7月21日，八國聯軍進佔北京，逃亡途中，慈禧太后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出了一道“罪己詔”，表達了與列強求和的想法，其有言：“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漸憤交集。” 字裡行間皆是諂媚之意。可以說，到了這最後一份“罪己詔”，已不再是帝王自責之意，而變成了對列強的一種妥協、退讓。‘
參考文獻：
王巖梅：《“罪己詔”與嘉慶帝政務認知研究》，遼寧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冷月：《清宮四案之謎》，內蒙古出版集團、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4年8月版。
倪道善：《略議古代帝王的“罪己詔”》，《檔案學通訊》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