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桑德爾·皮蔡自己也是某種超級明星般的存在。
桑德爾·皮蔡（Sundar Pichai）在印度東南部長大，年幼時常往醫院跑，為母親取驗血結果。他要坐1小時20分鐘的公交車，再在醫院排上1小時的隊，常常還會撲個空。
直到五年之後，皮蔡12歲時，家裡才裝上第一部轉盤撥號電話。這是歷史性的一刻。“只要花10分鐘給醫院打個電話，他們會告訴我：‘還沒好，明天再來。’”皮蔡說。
“冰箱也是隔了很多年才用上，母親的生活由此改變：她不用天天做飯，有更多時間陪我們了。
所以，對於科技的力量，我有切身的體會，至今仍有感觸。對於加速科技進展，我有一種樂觀與幹勁，有一種道德責任感。
45歲的皮蔡高高瘦瘦，話音輕柔，印度和美國口音交織。他說話時深思熟慮，常常中途停頓，尋找合適的用詞。
在谷歌位於加州山景城的總部，皮蔡的辦公室佔據僻靜的一隅，其中擺放著幾件設計師傢俱，以及必不可少的跑步機辦公桌——用它比喻皮蔡所需保持的節奏，真是再合適不過。但皮蔡有一種讓人卸下防備的平靜氣場，比起與科技界盛行的那種氣概十足的天才CEO形象可謂天壤之別。皮蔡上任那會兒，有谷歌員工說了這樣一句話：“混蛋們都走了。”
2015年，谷歌重組了旗下龐雜的業務，設立母公司Alphabet，作為太空探索、人類永生等實驗性專案的大本營，將利潤豐厚、令人豔羨的消費產品留給了谷歌。谷歌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投身Alphabet，皮蔡成為眾望所歸的谷歌CEO：憑藉之前的Chrome瀏覽器和Android作業系統，皮蔡已經證明了他的能力。
不同於佩奇和布林，以及前任CEO埃裡克·施密特，皮蔡是一個為人謙遜、行事低調的領袖。
“我不太接受採訪，”他說著，在名為“抱團”（Huddle）的會議室中坐下身來。隨著訪談的深入，有一點逐漸明朗起來：任命他也許是谷歌至今最為明智的舉措。
那麼，他是第二代CEO的完美人選嗎？
顯然，他的Gmail收件箱裡東西不少。圍繞谷歌的爭議林林總總，連維基百科上都有了專門的條目，從避稅、壟斷到託管極端主義內容，以及聘僱中的性別歧視（目前，谷歌正面臨一項涉及薪酬歧視的集體訴訟）。
今年早些時候，皮蔡公佈了谷歌一項重大的概念性調整，從“移動為先”轉向“人工智慧（AI）為先”。重點明確轉向了機器學習、語音識別產品的開發——比如可響應口頭請求播放音樂或控制照明的Google Home智慧音箱——以及日益重要的視覺識別。
“在一個AI為先的世界中，互動變得愈加無縫、自然，”皮蔡解釋說，“只要開口就可以和物體對話，我們還在打造Google Lens，讓計算機從你的視角看世界。”
Lens定於今年晚些時候釋出，將為智慧手機攝像頭新增視覺識別功能：只要將攝像頭對準一家餐館，它就能從網上找到相應的點評。皮蔡還提到了語言翻譯服務，作為先進AI的一個強大例證：再過幾年，高精度即時翻譯就會實現，包括語音翻譯和視覺翻譯。
但問題也在這裡變得棘手起來。
谷歌服務的很多進展——根據個人資料定製廣告，根據使用者位置呈現本地資訊——都被視為侵犯隱私。
谷歌在這方面受到嚴密審視，特別是2013年以後——由於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的揭秘，美國國家安全域性（NSA）和英國軍情5處（MI5）透過科技公司訪問私人資訊的做法大白於天下。
隨著AI投入使用，這些顧慮也邁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
2013年，谷歌收購英國AI公司DeepMind，旨在進一步發展AI技術；然而，創造可以思考、可以自主行動的機器，這涉及到眾多有關安全和倫理的深刻問題。
皮蔡承認這些顧慮嗎？
“我也知道，在矽谷，人們一心追逐科技變革的步伐，”他說，“這個步伐很難找準……有時候太趕了，以至於對普通人毫無意義。作為人類，我們真想如此迅速地變革嗎？——不見得。”
另一個常被提起的顧慮，是谷歌看似不可抵擋的增長勢頭：一年前，谷歌揭曉了一項舉措，旨在將服務普及到“下一個十億”智慧手機使用者。該舉措將目標對準印度，設計了若干工具，專門對付網路連線緩慢的手機，其中包括一個特製的YouTube版本。
這豈不是某種意義上的科技帝國主義——肆無忌憚地開進發展中國家？
對於這種說法，皮蔡早有準備。
“我希望谷歌成為一家全球性的公司，”他說，“但它也有必要成為一家本地公司……谷歌不僅僅是在打造產品與服務，也在構建一個基礎平臺。你能讓一個國家的智慧手機順暢運轉，就會同時促進那裡的創業體系。兩者是齊頭並進的。”
他的志向是將Android成本壓縮到最低，使30美元一部的智慧手機成為可能；皮蔡曾說，突破50億使用者並不難，他有“明確的路徑”可循。
“我們想將科技民主化，”他說，“一旦所有人都能訪問計算機和網際網路，搜尋就能發揮同樣的作用，不論你是諾貝爾獎得主，還是玩電腦的小孩。”
不論怎麼衡量，皮蔡登上谷歌之巔的歷程都令人叫絕。
他出生於印度金奈一個普通中產家庭，母親是速記員，父親是電氣工程師，他和父母及弟弟住在一套兩臥公寓內。家裡沒有轎車，有時，四個人會一起乘著家裡的輕便摩托車出行。
薩拉特·庫馬爾·羅伊（Professor Sanat Kumar Roy）教授說，雖然有些害羞，但皮蔡總是很自信，而且志向篤定。皮蔡在克勒格布林的印度理工學院讀了四年的冶金工程，羅伊也教了他四年。“他有一種天才的潛力。”
1993年畢業後，皮蔡拿到斯坦福大學材料科學研究生的獎學金。每月收入只有3000盧比（合63美元）的父親拿出相當於一年薪水的積蓄，為他買了前往舊金山的機票。
“飛機降落後，寄宿家庭（的女主人）來接我，一路上的景緻都籠罩在棕色之中，”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她糾正我說：‘加利福尼亞是金色的，不是棕色的！’”
桑德爾·皮蔡與谷歌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左）、印度總理莫迪和谷歌前任CEO埃裡克·施密特。
他提到了最初接觸計算機時體會到的文化衝擊。
“我不懂網際網路。變化太劇烈了一些。
我都有點迷失了。但我覺得矽谷是個特別的地方。
人們會因為我的想法而看重我，而不管我的身份和出身。
這是美國了不起的地方，但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初來乍到才一天，我的意見就得到了重視。”
從斯坦福畢業後，皮蔡進入麥肯錫（McKinsey）工作，拿下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進而於2004年加入谷歌。
有兩個專案奠定了他在谷歌的聲譽。如今無處不在的網路瀏覽器Chrome，當初是他的十人工程師團隊的一項實驗。他記得當初，他們第一次將一個原型運作起來，並覺得還挺不錯。
但它面臨不小的阻力：誰都不願叫板微軟強大的Internet Explorer。
“這裡多數人都不希望我們做瀏覽器，所以有點偷偷摸摸的。我記得，Chrome執行起來以後，我把它拿給拉里和謝爾蓋看，不過，就算到了那個時候，它還是受到很多質疑。”但皮蔡成功了：2008年，Chrome瀏覽器釋出；如今，其市場佔有率已達60%，而IE則退縮到了16%以下。
谷歌的智慧手機作業系統Android如今擁有20億使用者，但它最早是一家小公司，2005年被谷歌收購。2013年，安卓創始人安迪·魯賓（Andy Rubin）被皮蔡取而代之。皮蔡以他特有的圓滑態度解釋說，當時，Android業務需要換一種模式。“要妥善運營並加以創新，你需要一個架構，使員工通力合作，而不是仰賴超級明星式的人才。”
但毫無疑問，皮蔡自己也是某種超級明星般的存在。
自上任CEO以來，他負責了七款產品，每款產品的使用者都超過10億：搜尋、Youtube、Gmail、Chrome、地圖、Android，以及出售應用、音樂、電影和書籍的Google Play商店。
要是一家企業的客戶數量比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還要多，就會面臨獨有的麻煩，即一系列錯綜複雜（有時還相互衝突）的地緣政治和社會問題。
監管陰雲不斷迫近，近期熱議的俄羅斯購買政治廣告、影響美國大選一事，更是加劇了這一局勢。
上個月，歐盟委員會認定谷歌濫用其在搜尋廣告市場的主導地位，決定對其罰款22億英鎊。歐盟委員會還希望推進相關計劃，迫使科技巨頭繳納更多稅款。
面對以上種種問題，皮蔡不顧谷歌的意願，尋求協作性的解決方案。
谷歌幾乎已成為“稅收效率”（tax efficiency）商業實踐的代名詞，以至於2015年，一項針對跨國公司的稅收被冠以“谷歌稅”的外號。
皮蔡字斟句酌地解釋了谷歌在納稅問題上的立場——“至於納稅，我們只想力爭更加合理的全球納稅結構。”他說。這難道是說，法律漏洞被堵上之後，谷歌或有可能、也應該繳納更多稅款？若是如此，他就跟施密特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施密特曾說，他“自豪地擁護資本主義”，並堅持認為，谷歌只是利用了政府的優惠政策。皮蔡巧妙地迴避了這個問題：他援引《巴黎氣候協定》的例子——至少在不久前，它仍是國際協作的典範。“人類很有必要設定更多的全球合作框架，用於解決問題。沒有一家公司或一個國家能單方面改變發展步伐。”
上個月，英國首相特麗莎·梅在紐約面向聯合國大會發表講話，就科技公司在網路恐怖活動中扮演的角色，敦促它們擔負起更多的責任，要求它們在極端內容釋出兩小時之內，及時將其撤下——兩小時是內容釋出後分享最活躍的視窗期。
像谷歌這樣的一家公司，它在享受豐厚利潤的同時，也導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那麼，由它分擔一部分責任，不也挺合理的嗎？
“她是想著手解決一個重要問題，”皮蔡說，“我們也還有改進的餘地。這些事涉及面廣，十分難辦。泛泛地講，我們並無分歧。但實際操作中，我們要就很多重要事項達成一致。”
今年6月份，谷歌就宣佈在煽動性影片之前新增警示語，或是遮蔽指向煽動性影片的廣告，並將增加人手和演算法，用於內容稽核，舉報並移除最極端的影片。
要論意識形態，谷歌屬於美國西海岸標誌性的自由意志主義，所以，谷歌一方面要允許各方自由地表達觀點，另一方面又不能助長恐怖主義，其中的平衡很難把握。
這也許解釋了谷歌為何不公開探討相關政策，而選擇與其他科技公司合作。
最近，谷歌就與聯合國反恐怖主義委員會合作了一項舉措。將這些問題外包出去後，谷歌也許能略感輕鬆，畢竟，它並不想凸顯自己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皮蔡的話總是無可挑剔，但深思熟慮（在描述他時，同事們最常用的形容詞）和閃爍其詞只有一線之隔。
一直以來，谷歌都傾向於迴避任何與政治有關的議題。與此同時，它又成了業界各種奢靡之風的標誌。
在舊金山，一大批科技公司都啟用了奢華的員工接送班車，但反對“中產階級化”（gentrification）的抗議浪潮卻都將矛頭指向了谷歌。
“谷歌這家公司變成了很多事物的象徵，不論我們願意與否，”皮蔡說。“我們訂立的標準必須比其他人都高。我們要是犯錯，代價會很高昂。”
最近，他解僱了一位名叫詹姆斯·達莫雷（James Damore）的工程師。這位工程師寫了一份爭議巨大的10頁備忘錄，反對旨在促進多元化的舉措，宣稱科技界缺乏女性是生物學差異所致，這激怒了谷歌以及整個業界的女性。他還宣稱，持保守觀點的谷歌員工必須低調做人，引得右翼媒體一片譁然。一位專欄作家認為，皮蔡應該被解職，因為他沒有正面迴應該工程師的顧慮。
在很多批評者看來，解僱達莫雷觸犯了言論自由，但在皮蔡眼中，這關係到工作環境。
“毋庸置疑，你享有言論自由這項重要權利，但你同樣享有工作中不受騷擾和歧視的自由。在科技界，女性佔比在20%左右。誰都沒想藉此輸出價值觀。我們是想解決一個很大的難題。谷歌的確是最早釋出多元化相關資料的公司。”
4月份，美國勞工部指控谷歌“全公司上下，女性薪資存在系統性偏低的現象”。9月，一項集體訴訟指控谷歌存在薪資歧視，女員工被侷限在低收入職位之中。“跟政府起衝突終究不是什麼光彩的事，”皮蔡坦言，“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高層、高薪職位中沒有足夠多的女性。我們致力於做正確的事，一心解決阻礙女性發揮潛力的根本問題。對此，我相當重視。”
詹·菲茨帕特里克（Jen Fitzpatrick）於1999年進入谷歌實習，現已是谷歌產品與工程副Quattroporte，自皮蔡於2004年加入谷歌以來，她便一直與其共事。和我在谷歌採訪的所有人一樣，她也表示，皮蔡的深思熟慮廣受尊重。“桑德爾不怕做出艱難的抉擇，”菲茨帕特里克說，“但在拍板之前，他一定會聽取各方意見，不會獨斷專權。”
考慮到盛行矽谷的文化氛圍，會不會有人認為，任命皮蔡是種冒險？
蘋果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索斯和微軟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都逐漸形成了以自我為中心、不顧他人感受的形象。這些描述恰好為不良行為提供了藉口，乃至鼓勵。
6月，科技界最負盛名的“不良少年”、Uber前任CEO特拉維斯·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就在醜聞發酵了數月之後，被踢出了自己參與創立的公司。
桑德爾·皮蔡與妻子安賈莉。
“我並不推崇那種一刀切的原型故事，”皮蔡說。他見過喬布斯，他覺得，喬布斯的積極面、他的熱情和幹勁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刻畫。
“矽谷是有優秀領導者的。作為矽谷的開山鼻祖，休利特和帕卡德憑藉一套強有力的價值觀，創立了惠普，對員工和合作夥伴也都不薄。我從不覺得兩者是相互牴觸的。越是到了谷歌這樣的規模，就越有必要好好合作。在管理理念上，我找的是有能力突破工作侷限、與他人融洽協作的人，當然，這並不是否定他們個人的卓越工作能力。”
皮蔡自言對新聞上癮，在家中，他每天早上都是一個蛋餅、一杯茶、一份紙質的《華爾街日報》。
在印度時——那裡報紙貴但很普及——要等爺爺和爸爸看完後，才能輪到他，雖然他學會了先把板球新聞頁要過來。現在，他與在大學中相識的妻子安賈莉（Anjali）、女兒卡薇雅（Kavya）和兒子基蘭（Kiran）一起生活。對於大多數家庭上演的“螢幕時間”談判，他也不陌生。他曾經限制孩子們使用螢幕的時間，但現在，他又變得不太確定。孩子們看書，我們都高興，他說，但如果在Kindle上看，這算看書嗎？如果他們觀看的Youtube影片是教育性質的呢？
“在谷歌，很多很厲害的人都說，他們的高中時代是玩遊戲度過的，”他說。“很多人就是因為遊戲，走上了計算機科學這條路，所以我想，這一代孩子需要去直面這個新世界。上輩人總是不待見新技術。”他說，在萊特兄弟時代，曾有新聞評論一本正經地指出：腳踏車對年輕女性而言並不安全，因為她們可能騎車出逃。“孩子們也越來越善於應對視覺資訊了。不過，這並不是說我已經找到答案。我也受其困擾。”
在印度，皮蔡已經家喻戶曉，走到哪兒都會被團團圍住。他的歷程是每個家庭的夢想：努力付出換來巨大的回報。
民心可用，野心大點的也許早就開始摩拳擦掌了。
但皮蔡呢？他會回到印度，進軍政壇嗎？他略顯尷尬地調整了一下坐姿。“我沒這個本事……但我的確想重返印度，作一些回饋。去印度時，我感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支援，這讓我受寵若驚。”
我問皮蔡，執掌谷歌是一種怎樣的感受。
皮蔡停了下來，目光堅定地看著地板，繼而將視線投向窗外。
“歷史證明，事實通常和人們的擔心背道而馳。回顧十年前市值最大的公司：市值越大，你的處境就越不利。”
他說，組建資源有限的小團隊很有必要，哪怕是在一家員工6.6萬人、市值6420億美元的公司內部。“身為大公司，你時刻都在防範進入大公司的誤區，因為你深知，規模小、靈活、擁有創業精神等等，這些都是優勢。所有了不起的東西，幾乎都始於一個小團隊。”
他也清楚，谷歌最大的威脅或許正來自它的成功。
這也向我們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到達巔峰以後，再次落後就成了你最擔心的事情。“你總是想，在矽谷的某個車庫裡，有人也許正搗鼓更好的東西。”
翻譯：雁行
毫無疑問，桑德爾·皮蔡自己也是某種超級明星般的存在。
從人工智慧到廉價智慧手機，谷歌都站在科技發展的最前沿。但它的規模是否過大，發展速度是否過快？最近谷歌CEO桑德爾·皮蔡罕見地接受採訪，現身說法。他也清楚，谷歌最大的威脅，也許正來自於它的成功。桑德爾·皮蔡（Sundar Pichai）在印度東南部長大，年幼時常往醫院跑，為母親取驗血結果。他要坐1小時20分鐘的公交車，再在醫院排上1小時的隊，常常還會撲個空。
直到五年之後，皮蔡12歲時，家裡才裝上第一部轉盤撥號電話。這是歷史性的一刻。“只要花10分鐘給醫院打個電話，他們會告訴我：‘還沒好，明天再來。’”皮蔡說。
“冰箱也是隔了很多年才用上，母親的生活由此改變：她不用天天做飯，有更多時間陪我們了。
所以，對於科技的力量，我有切身的體會，至今仍有感觸。對於加速科技進展，我有一種樂觀與幹勁，有一種道德責任感。
45歲的皮蔡高高瘦瘦，話音輕柔，印度和美國口音交織。他說話時深思熟慮，常常中途停頓，尋找合適的用詞。
在谷歌位於加州山景城的總部，皮蔡的辦公室佔據僻靜的一隅，其中擺放著幾件設計師傢俱，以及必不可少的跑步機辦公桌——用它比喻皮蔡所需保持的節奏，真是再合適不過。但皮蔡有一種讓人卸下防備的平靜氣場，比起與科技界盛行的那種氣概十足的天才CEO形象可謂天壤之別。皮蔡上任那會兒，有谷歌員工說了這樣一句話：“混蛋們都走了。”
2015年，谷歌重組了旗下龐雜的業務，設立母公司Alphabet，作為太空探索、人類永生等實驗性專案的大本營，將利潤豐厚、令人豔羨的消費產品留給了谷歌。谷歌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投身Alphabet，皮蔡成為眾望所歸的谷歌CEO：憑藉之前的Chrome瀏覽器和Android作業系統，皮蔡已經證明了他的能力。
不同於佩奇和布林，以及前任CEO埃裡克·施密特，皮蔡是一個為人謙遜、行事低調的領袖。
“我不太接受採訪，”他說著，在名為“抱團”（Huddle）的會議室中坐下身來。隨著訪談的深入，有一點逐漸明朗起來：任命他也許是谷歌至今最為明智的舉措。
那麼，他是第二代CEO的完美人選嗎？
顯然，他的Gmail收件箱裡東西不少。圍繞谷歌的爭議林林總總，連維基百科上都有了專門的條目，從避稅、壟斷到託管極端主義內容，以及聘僱中的性別歧視（目前，谷歌正面臨一項涉及薪酬歧視的集體訴訟）。
今年早些時候，皮蔡公佈了谷歌一項重大的概念性調整，從“移動為先”轉向“人工智慧（AI）為先”。重點明確轉向了機器學習、語音識別產品的開發——比如可響應口頭請求播放音樂或控制照明的Google Home智慧音箱——以及日益重要的視覺識別。
在矽谷，人們一心追逐科技變革的步伐。這個步伐很難找準……有時候太趕了，以至於對普通人毫無意義。“在一個AI為先的世界中，互動變得愈加無縫、自然，”皮蔡解釋說，“只要開口就可以和物體對話，我們還在打造Google Lens，讓計算機從你的視角看世界。”
Lens定於今年晚些時候釋出，將為智慧手機攝像頭新增視覺識別功能：只要將攝像頭對準一家餐館，它就能從網上找到相應的點評。皮蔡還提到了語言翻譯服務，作為先進AI的一個強大例證：再過幾年，高精度即時翻譯就會實現，包括語音翻譯和視覺翻譯。
但問題也在這裡變得棘手起來。
谷歌服務的很多進展——根據個人資料定製廣告，根據使用者位置呈現本地資訊——都被視為侵犯隱私。
谷歌在這方面受到嚴密審視，特別是2013年以後——由於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的揭秘，美國國家安全域性（NSA）和英國軍情5處（MI5）透過科技公司訪問私人資訊的做法大白於天下。
隨著AI投入使用，這些顧慮也邁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
2013年，谷歌收購英國AI公司DeepMind，旨在進一步發展AI技術；然而，創造可以思考、可以自主行動的機器，這涉及到眾多有關安全和倫理的深刻問題。
皮蔡承認這些顧慮嗎？
“我也知道，在矽谷，人們一心追逐科技變革的步伐，”他說，“這個步伐很難找準……有時候太趕了，以至於對普通人毫無意義。作為人類，我們真想如此迅速地變革嗎？——不見得。”
另一個常被提起的顧慮，是谷歌看似不可抵擋的增長勢頭：一年前，谷歌揭曉了一項舉措，旨在將服務普及到“下一個十億”智慧手機使用者。該舉措將目標對準印度，設計了若干工具，專門對付網路連線緩慢的手機，其中包括一個特製的YouTube版本。
這豈不是某種意義上的科技帝國主義——肆無忌憚地開進發展中國家？
對於這種說法，皮蔡早有準備。
“我希望谷歌成為一家全球性的公司，”他說，“但它也有必要成為一家本地公司……谷歌不僅僅是在打造產品與服務，也在構建一個基礎平臺。你能讓一個國家的智慧手機順暢運轉，就會同時促進那裡的創業體系。兩者是齊頭並進的。”
他的志向是將Android成本壓縮到最低，使30美元一部的智慧手機成為可能；皮蔡曾說，突破50億使用者並不難，他有“明確的路徑”可循。
“我們想將科技民主化，”他說，“一旦所有人都能訪問計算機和網際網路，搜尋就能發揮同樣的作用，不論你是諾貝爾獎得主，還是玩電腦的小孩。”
不論怎麼衡量，皮蔡登上谷歌之巔的歷程都令人叫絕。
他出生於印度金奈一個普通中產家庭，母親是速記員，父親是電氣工程師，他和父母及弟弟住在一套兩臥公寓內。家裡沒有轎車，有時，四個人會一起乘著家裡的輕便摩托車出行。
薩拉特·庫馬爾·羅伊（Professor Sanat Kumar Roy）教授說，雖然有些害羞，但皮蔡總是很自信，而且志向篤定。皮蔡在克勒格布林的印度理工學院讀了四年的冶金工程，羅伊也教了他四年。“他有一種天才的潛力。”
1993年畢業後，皮蔡拿到斯坦福大學材料科學研究生的獎學金。每月收入只有3000盧比（合63美元）的父親拿出相當於一年薪水的積蓄，為他買了前往舊金山的機票。
“飛機降落後，寄宿家庭（的女主人）來接我，一路上的景緻都籠罩在棕色之中，”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她糾正我說：‘加利福尼亞是金色的，不是棕色的！’”
桑德爾·皮蔡與谷歌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左）、印度總理莫迪和谷歌前任CEO埃裡克·施密特。
他提到了最初接觸計算機時體會到的文化衝擊。
“我不懂網際網路。變化太劇烈了一些。
我都有點迷失了。但我覺得矽谷是個特別的地方。
人們會因為我的想法而看重我，而不管我的身份和出身。
這是美國了不起的地方，但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初來乍到才一天，我的意見就得到了重視。”
從斯坦福畢業後，皮蔡進入麥肯錫（McKinsey）工作，拿下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進而於2004年加入谷歌。
有兩個專案奠定了他在谷歌的聲譽。如今無處不在的網路瀏覽器Chrome，當初是他的十人工程師團隊的一項實驗。他記得當初，他們第一次將一個原型運作起來，並覺得還挺不錯。
但它面臨不小的阻力：誰都不願叫板微軟強大的Internet Explorer。
“這裡多數人都不希望我們做瀏覽器，所以有點偷偷摸摸的。我記得，Chrome執行起來以後，我把它拿給拉里和謝爾蓋看，不過，就算到了那個時候，它還是受到很多質疑。”但皮蔡成功了：2008年，Chrome瀏覽器釋出；如今，其市場佔有率已達60%，而IE則退縮到了16%以下。
谷歌的智慧手機作業系統Android如今擁有20億使用者，但它最早是一家小公司，2005年被谷歌收購。2013年，安卓創始人安迪·魯賓（Andy Rubin）被皮蔡取而代之。皮蔡以他特有的圓滑態度解釋說，當時，Android業務需要換一種模式。“要妥善運營並加以創新，你需要一個架構，使員工通力合作，而不是仰賴超級明星式的人才。”
但毫無疑問，皮蔡自己也是某種超級明星般的存在。
自上任CEO以來，他負責了七款產品，每款產品的使用者都超過10億：搜尋、Youtube、Gmail、Chrome、地圖、Android，以及出售應用、音樂、電影和書籍的Google Play商店。
特麗莎·梅是想著手解決一個重要問題，但這些事涉及面廣，十分難辦：我們要就很多重要事項達成一致。要是一家企業的客戶數量比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還要多，就會面臨獨有的麻煩，即一系列錯綜複雜（有時還相互衝突）的地緣政治和社會問題。
監管陰雲不斷迫近，近期熱議的俄羅斯購買政治廣告、影響美國大選一事，更是加劇了這一局勢。
上個月，歐盟委員會認定谷歌濫用其在搜尋廣告市場的主導地位，決定對其罰款22億英鎊。歐盟委員會還希望推進相關計劃，迫使科技巨頭繳納更多稅款。
面對以上種種問題，皮蔡不顧谷歌的意願，尋求協作性的解決方案。
谷歌幾乎已成為“稅收效率”（tax efficiency）商業實踐的代名詞，以至於2015年，一項針對跨國公司的稅收被冠以“谷歌稅”的外號。
皮蔡字斟句酌地解釋了谷歌在納稅問題上的立場——“至於納稅，我們只想力爭更加合理的全球納稅結構。”他說。這難道是說，法律漏洞被堵上之後，谷歌或有可能、也應該繳納更多稅款？若是如此，他就跟施密特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施密特曾說，他“自豪地擁護資本主義”，並堅持認為，谷歌只是利用了政府的優惠政策。皮蔡巧妙地迴避了這個問題：他援引《巴黎氣候協定》的例子——至少在不久前，它仍是國際協作的典範。“人類很有必要設定更多的全球合作框架，用於解決問題。沒有一家公司或一個國家能單方面改變發展步伐。”
上個月，英國首相特麗莎·梅在紐約面向聯合國大會發表講話，就科技公司在網路恐怖活動中扮演的角色，敦促它們擔負起更多的責任，要求它們在極端內容釋出兩小時之內，及時將其撤下——兩小時是內容釋出後分享最活躍的視窗期。
像谷歌這樣的一家公司，它在享受豐厚利潤的同時，也導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那麼，由它分擔一部分責任，不也挺合理的嗎？
“她是想著手解決一個重要問題，”皮蔡說，“我們也還有改進的餘地。這些事涉及面廣，十分難辦。泛泛地講，我們並無分歧。但實際操作中，我們要就很多重要事項達成一致。”
今年6月份，谷歌就宣佈在煽動性影片之前新增警示語，或是遮蔽指向煽動性影片的廣告，並將增加人手和演算法，用於內容稽核，舉報並移除最極端的影片。
要論意識形態，谷歌屬於美國西海岸標誌性的自由意志主義，所以，谷歌一方面要允許各方自由地表達觀點，另一方面又不能助長恐怖主義，其中的平衡很難把握。
這也許解釋了谷歌為何不公開探討相關政策，而選擇與其他科技公司合作。
最近，谷歌就與聯合國反恐怖主義委員會合作了一項舉措。將這些問題外包出去後，谷歌也許能略感輕鬆，畢竟，它並不想凸顯自己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這一代孩子需要去直面這個新世界。皮蔡的話總是無可挑剔，但深思熟慮（在描述他時，同事們最常用的形容詞）和閃爍其詞只有一線之隔。
一直以來，谷歌都傾向於迴避任何與政治有關的議題。與此同時，它又成了業界各種奢靡之風的標誌。
在舊金山，一大批科技公司都啟用了奢華的員工接送班車，但反對“中產階級化”（gentrification）的抗議浪潮卻都將矛頭指向了谷歌。
“谷歌這家公司變成了很多事物的象徵，不論我們願意與否，”皮蔡說。“我們訂立的標準必須比其他人都高。我們要是犯錯，代價會很高昂。”
最近，他解僱了一位名叫詹姆斯·達莫雷（James Damore）的工程師。這位工程師寫了一份爭議巨大的10頁備忘錄，反對旨在促進多元化的舉措，宣稱科技界缺乏女性是生物學差異所致，這激怒了谷歌以及整個業界的女性。他還宣稱，持保守觀點的谷歌員工必須低調做人，引得右翼媒體一片譁然。一位專欄作家認為，皮蔡應該被解職，因為他沒有正面迴應該工程師的顧慮。
在很多批評者看來，解僱達莫雷觸犯了言論自由，但在皮蔡眼中，這關係到工作環境。
“毋庸置疑，你享有言論自由這項重要權利，但你同樣享有工作中不受騷擾和歧視的自由。在科技界，女性佔比在20%左右。誰都沒想藉此輸出價值觀。我們是想解決一個很大的難題。谷歌的確是最早釋出多元化相關資料的公司。”
4月份，美國勞工部指控谷歌“全公司上下，女性薪資存在系統性偏低的現象”。9月，一項集體訴訟指控谷歌存在薪資歧視，女員工被侷限在低收入職位之中。“跟政府起衝突終究不是什麼光彩的事，”皮蔡坦言，“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高層、高薪職位中沒有足夠多的女性。我們致力於做正確的事，一心解決阻礙女性發揮潛力的根本問題。對此，我相當重視。”
詹·菲茨帕特里克（Jen Fitzpatrick）於1999年進入谷歌實習，現已是谷歌產品與工程副Quattroporte，自皮蔡於2004年加入谷歌以來，她便一直與其共事。和我在谷歌採訪的所有人一樣，她也表示，皮蔡的深思熟慮廣受尊重。“桑德爾不怕做出艱難的抉擇，”菲茨帕特里克說，“但在拍板之前，他一定會聽取各方意見，不會獨斷專權。”
考慮到盛行矽谷的文化氛圍，會不會有人認為，任命皮蔡是種冒險？
蘋果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索斯和微軟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都逐漸形成了以自我為中心、不顧他人感受的形象。這些描述恰好為不良行為提供了藉口，乃至鼓勵。
6月，科技界最負盛名的“不良少年”、Uber前任CEO特拉維斯·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就在醜聞發酵了數月之後，被踢出了自己參與創立的公司。
桑德爾·皮蔡與妻子安賈莉。
“我並不推崇那種一刀切的原型故事，”皮蔡說。他見過喬布斯，他覺得，喬布斯的積極面、他的熱情和幹勁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刻畫。
“矽谷是有優秀領導者的。作為矽谷的開山鼻祖，休利特和帕卡德憑藉一套強有力的價值觀，創立了惠普，對員工和合作夥伴也都不薄。我從不覺得兩者是相互牴觸的。越是到了谷歌這樣的規模，就越有必要好好合作。在管理理念上，我找的是有能力突破工作侷限、與他人融洽協作的人，當然，這並不是否定他們個人的卓越工作能力。”
皮蔡自言對新聞上癮，在家中，他每天早上都是一個蛋餅、一杯茶、一份紙質的《華爾街日報》。
在印度時——那裡報紙貴但很普及——要等爺爺和爸爸看完後，才能輪到他，雖然他學會了先把板球新聞頁要過來。現在，他與在大學中相識的妻子安賈莉（Anjali）、女兒卡薇雅（Kavya）和兒子基蘭（Kiran）一起生活。對於大多數家庭上演的“螢幕時間”談判，他也不陌生。他曾經限制孩子們使用螢幕的時間，但現在，他又變得不太確定。孩子們看書，我們都高興，他說，但如果在Kindle上看，這算看書嗎？如果他們觀看的Youtube影片是教育性質的呢？
“在谷歌，很多很厲害的人都說，他們的高中時代是玩遊戲度過的，”他說。“很多人就是因為遊戲，走上了計算機科學這條路，所以我想，這一代孩子需要去直面這個新世界。上輩人總是不待見新技術。”他說，在萊特兄弟時代，曾有新聞評論一本正經地指出：腳踏車對年輕女性而言並不安全，因為她們可能騎車出逃。“孩子們也越來越善於應對視覺資訊了。不過，這並不是說我已經找到答案。我也受其困擾。”
在印度，皮蔡已經家喻戶曉，走到哪兒都會被團團圍住。他的歷程是每個家庭的夢想：努力付出換來巨大的回報。
民心可用，野心大點的也許早就開始摩拳擦掌了。
但皮蔡呢？他會回到印度，進軍政壇嗎？他略顯尷尬地調整了一下坐姿。“我沒這個本事……但我的確想重返印度，作一些回饋。去印度時，我感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支援，這讓我受寵若驚。”
我問皮蔡，執掌谷歌是一種怎樣的感受。
皮蔡停了下來，目光堅定地看著地板，繼而將視線投向窗外。
“歷史證明，事實通常和人們的擔心背道而馳。回顧十年前市值最大的公司：市值越大，你的處境就越不利。”
他說，組建資源有限的小團隊很有必要，哪怕是在一家員工6.6萬人、市值6420億美元的公司內部。“身為大公司，你時刻都在防範進入大公司的誤區，因為你深知，規模小、靈活、擁有創業精神等等，這些都是優勢。所有了不起的東西，幾乎都始於一個小團隊。”
他也清楚，谷歌最大的威脅或許正來自它的成功。
這也向我們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到達巔峰以後，再次落後就成了你最擔心的事情。“你總是想，在矽谷的某個車庫裡，有人也許正搗鼓更好的東西。”
翻譯：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