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盡情玩耍的假期過後，對於大學畢業生來說接下來要面對的是截然不同的職場生活。對工作頭兩年的新人來說，可能會在不同節點感到彷徨甚至焦慮。那在國外工作又如何呢？一起來聽聽四個在不同國家的小夥伴的異國工作經歷：他們也是初入職場，他們的困惑和收穫，對不同文化的體驗，是否可以有所啟迪？看過之後可能會發現，世界上恐怕沒有所謂“理想”的工作，正如現實中沒有童話。
Ida（丹麥等全球輪崗）：現實沒有童話 而我從未後悔
作為丹麥最知名鞋履企業總部的管培生，Ida前三年要在全球不同地方、不同部門輪崗。而她第一個半年的專案是在丹麥公司的IT部門。而Ida對IT並不感興趣也不擅長，大都是做郵件收發的行政類工作。
從自己住的八千多人的城市到部門所在的一千多人小城需要掐好時間等七點的火車，否則就要錯過上班時間。人煙稀少的寂寥是她感到的另一份沮喪。
Ida60歲的愛爾蘭上司會跟她聊很多，安撫她的雙重沮喪：“最重要的是我們個人生活的幸福。”而她已經去過54個國家。
回到北京的家中轉一週，就又要啟程奔赴下一個半年的專案，這次是在廈門，而工作的內容還包括親手縫製皮鞋。
雖然輪崗軌跡和最初敲定的並不相同，但是這樣的“服從分配”也不只是發生在她一個人身上。
回想自己這將近一年的工作經歷，Ida笑了笑說“還是不後悔”。
可以在一個流程完善的跨國大公司工作——即使是在哥本哈根做銷售也讓她覺得是個很好的經歷，不是人人能有。
“你要敢說話去接近你的客戶，還要讓他們買、還要買更多。”Ida說。
而賣鞋和賣衣服不一樣，賣鞋每次都要跑到地下室，顧客想試一雙，需要拿三雙，還得收拾店面。
這些基層的經驗豐富了她的體驗，也讓Ida她更懂得感激那些銷售人員和工人所做的工作。
而在整體的生活經歷上，每到一個新的地方Ida就要為那兒改變一些東西。
“不像呆在家鄉，這就是你的安全區。比如去美國要會開車；還有人際交往能力，同事之間還是說丹麥語，你要能主動開啟話題，透過人家說的也會知道很多知識，這些肯定都是好的一面。”Ida說。
對於生活了半年的丹麥，她覺得是“太閒了”。每年至少25天假，夏天感覺就找不到人了。當然也會有加班，但是下週可以休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做得很好。福利也確實很好，但丹麥基礎工資最低稅率有33%，最高可達50%以上。
Ida說支撐她留在這個公司的最大期待就是它能帶來的國際經歷。“後來我也不太在乎我做什麼了。如果有一天我在紐約或者倫敦找到一份工作，我也可能不太在乎做什麼。我在紐約或者倫敦開心就夠了——就是我更注重我的個人生活——工作就是一份差事，養活我自己。”
曉樺（法國）：浪漫國度不浪漫的工作
從本科起就來到法國，加上工作的這一年，曉樺已經到法國七年了。
現在銀行技術部的工作是因為實習留下來的，她說這是幸運的，同時卻也並不是最理想的選擇，但是是穩妥的選擇。
因為曉樺所在的資訊系統部門涉及到和不同部門的交往，所以讓她最頭大的還是溝通的麻煩。其次是作為新人，她覺得自己缺少底氣；而應對這些曉樺覺得就是讓自己變強大。
有一次系統的緊急狀況，她和同事一起緊急找到了故障原因，為銀行避免了很多損失。
談到一年多以來工作的收穫，曉樺想了想說：“對自己更肯定吧，學著獨自做一些決定，態度上越來越自信。能力肯定會比一前強一些，倒不是技術上的，就是考慮事情更全面一些。”
同時她對法國文化下形塑的工作文化感到有頗多感觸，她舉例說，“比如像比英華人中午匆匆就吃個三明治，我感覺同事就是再忙大部分時間都中午至少好好在食堂吃一個小時飯。”
“他們覺得如果中午不休息好，下午也不可能那麼有效率的工作。覺得法華人還是比較注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的。”
而工作風格上，大家開會時挺直的，上司說的下屬也可以質疑，即使有爭論，也是就事論事直截了當的方式，這是她很欣賞的。
雖然曉樺覺得工作缺少創造性、對現在的工作不滿意，但是想想整個大環境下，她又還是知足。在追求自己的專業上的夢想的時候，她要面臨的也是得首先有一個工作，能付房租水電費，而工作的意義要靠後考慮。
暫時沒有回國的打算，家人希望曉樺留在那邊可以一家人都出去。但是她愈發深刻地發覺自己身上中國的符號，這一點到了哪裡發生了什麼都不會變，中國的習慣，中國的思維方式，中國的胃。
正源（荷蘭）：工作的支點帶我撬動歐洲
正源這份工作比較特殊，因為同時這也算是一個學位：工程博士這個學位最早在荷蘭創立，而後許多西歐國家也紛紛設立。學位要讀兩年，第一年進行授課，第二年進入公司實習，完成一個個人的大專案。在荷蘭，這兩年的待遇等同於工作，拿相應的工資，交各類稅費。
“許多不同專業背景的人融合在了一起，而此時的專案合作大不同於之前的經歷。這不僅考驗團隊的快速磨合能力，更需要個人在需要的時候能以清晰的思路將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最終說服團隊裡的其他人。” 他說。
雖然不是直接進入企業成為該企業的正式員工，但是在承接專案的合作的過程中能正源覺得了解到站在企業的角度，如何才能把收益永遠的放在第一位，而這，有別於在象牙塔裡的盡情探索。
正源覺得荷蘭的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寬容。從紅燈區以及大麻在荷蘭是合法的就可見一斑。
“荷蘭人不希望人人最終都包括在自己的安全範圍內，而是堅信，透過更多的溝通和交流，才能產生最獨特、最有趣的想法。”正源說，“荷蘭文化同時相信自己要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所負責。”
讓國內小夥伴都羨慕的每年超過30天的帶薪假，這是讓他目前選擇繼續留在歐洲的理由之一。
“用高效率的工作換來更多的享受生活的時間，我覺得這才是應有的平衡。”
本科就出國的正源每次回國都會發現自己落後了許多，比如不知道時下的流行語，但是漸漸地他覺得這已不再是遺憾，轉而認識更多歐洲當地的小夥伴，和大家一起探索歐洲，享受生活。
lu（美國）：與熊孩子一起成長
對口的公關類工作因為語言問題無法和當地人pk；寫了一篇“我所認識到的中美學生和教育差異”算作應聘題目，lu歪打正著地得到了一箇中學漢語老師的正式職位。
從畢業工作到現在，lu已經教了一學年。她負責教授初中和高中12—18歲的學生，每週要上四個整天的課，週五上午則是開會，包括經驗交流、教師培訓。每天五節課，一節課65分鐘。
“每天上完課累死了感覺。週末哪兒也不想去就想歇著。”lu說。
為了調動學生們的積極性，lu也各種想有趣的方式讓他們更喜歡，比如學穿著的時候讓他們設計衣服、學食品的時候設計食譜。她曾經兩次獲得最受喜愛的老師稱號。
另一方面，在學校評估的課堂管理方面lu覺得自己還是不行，管不住學生。
“最開心的是小孩有熱情、學得好、喜歡我……煩心的是熊孩子不好管，我們學校經常有老師氣得不行，還有老師被氣哭。美國熊孩子不能打不能罵不能罰的，卻又一個個都可有道理可能狡辯了。有些家長還特別事兒多，自己家孩子不好好學習從來不寫作業還到學校來質問老師為啥我家的娃成績這麼低。”lu接著說。
lu感覺和國內老師的尊長地位相比，這裡老師的地位遠不如，學生和家長是上帝。同時工資也不高，“在美國當基礎教育的老師那就是做慈善”。
去年八月以來的工作，讓lu覺得自己對美國的學校教育認識更多，但是語言能力並沒有想象中提高的多。這樣的工作只是一個過渡，算是完成她想做老師的夢想，而她等男友畢業準備一起回國，再做專業相關的工作。不知那時，在美國中部中學校園的工作經歷會在回望中呈現怎樣的色彩。
等盡情玩耍的假期過後，對於大學畢業生來說接下來要面對的是截然不同的職場生活。對工作頭兩年的新人來說，可能會在不同節點感到彷徨甚至焦慮。那在國外工作又如何呢？一起來聽聽四個在不同國家的小夥伴的異國工作經歷：他們也是初入職場，他們的困惑和收穫，對不同文化的體驗，是否可以有所啟迪？看過之後可能會發現，世界上恐怕沒有所謂“理想”的工作，正如現實中沒有童話。
Ida（丹麥等全球輪崗）：現實沒有童話 而我從未後悔
作為丹麥最知名鞋履企業總部的管培生，Ida前三年要在全球不同地方、不同部門輪崗。而她第一個半年的專案是在丹麥公司的IT部門。而Ida對IT並不感興趣也不擅長，大都是做郵件收發的行政類工作。
從自己住的八千多人的城市到部門所在的一千多人小城需要掐好時間等七點的火車，否則就要錯過上班時間。人煙稀少的寂寥是她感到的另一份沮喪。
Ida60歲的愛爾蘭上司會跟她聊很多，安撫她的雙重沮喪：“最重要的是我們個人生活的幸福。”而她已經去過54個國家。
回到北京的家中轉一週，就又要啟程奔赴下一個半年的專案，這次是在廈門，而工作的內容還包括親手縫製皮鞋。
雖然輪崗軌跡和最初敲定的並不相同，但是這樣的“服從分配”也不只是發生在她一個人身上。
回想自己這將近一年的工作經歷，Ida笑了笑說“還是不後悔”。
可以在一個流程完善的跨國大公司工作——即使是在哥本哈根做銷售也讓她覺得是個很好的經歷，不是人人能有。
“你要敢說話去接近你的客戶，還要讓他們買、還要買更多。”Ida說。
而賣鞋和賣衣服不一樣，賣鞋每次都要跑到地下室，顧客想試一雙，需要拿三雙，還得收拾店面。
這些基層的經驗豐富了她的體驗，也讓Ida她更懂得感激那些銷售人員和工人所做的工作。
而在整體的生活經歷上，每到一個新的地方Ida就要為那兒改變一些東西。
“不像呆在家鄉，這就是你的安全區。比如去美國要會開車；還有人際交往能力，同事之間還是說丹麥語，你要能主動開啟話題，透過人家說的也會知道很多知識，這些肯定都是好的一面。”Ida說。
對於生活了半年的丹麥，她覺得是“太閒了”。每年至少25天假，夏天感覺就找不到人了。當然也會有加班，但是下週可以休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做得很好。福利也確實很好，但丹麥基礎工資最低稅率有33%，最高可達50%以上。
Ida說支撐她留在這個公司的最大期待就是它能帶來的國際經歷。“後來我也不太在乎我做什麼了。如果有一天我在紐約或者倫敦找到一份工作，我也可能不太在乎做什麼。我在紐約或者倫敦開心就夠了——就是我更注重我的個人生活——工作就是一份差事，養活我自己。”
曉樺（法國）：浪漫國度不浪漫的工作
從本科起就來到法國，加上工作的這一年，曉樺已經到法國七年了。
現在銀行技術部的工作是因為實習留下來的，她說這是幸運的，同時卻也並不是最理想的選擇，但是是穩妥的選擇。
因為曉樺所在的資訊系統部門涉及到和不同部門的交往，所以讓她最頭大的還是溝通的麻煩。其次是作為新人，她覺得自己缺少底氣；而應對這些曉樺覺得就是讓自己變強大。
有一次系統的緊急狀況，她和同事一起緊急找到了故障原因，為銀行避免了很多損失。
談到一年多以來工作的收穫，曉樺想了想說：“對自己更肯定吧，學著獨自做一些決定，態度上越來越自信。能力肯定會比一前強一些，倒不是技術上的，就是考慮事情更全面一些。”
同時她對法國文化下形塑的工作文化感到有頗多感觸，她舉例說，“比如像比英華人中午匆匆就吃個三明治，我感覺同事就是再忙大部分時間都中午至少好好在食堂吃一個小時飯。”
“他們覺得如果中午不休息好，下午也不可能那麼有效率的工作。覺得法華人還是比較注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的。”
而工作風格上，大家開會時挺直的，上司說的下屬也可以質疑，即使有爭論，也是就事論事直截了當的方式，這是她很欣賞的。
雖然曉樺覺得工作缺少創造性、對現在的工作不滿意，但是想想整個大環境下，她又還是知足。在追求自己的專業上的夢想的時候，她要面臨的也是得首先有一個工作，能付房租水電費，而工作的意義要靠後考慮。
暫時沒有回國的打算，家人希望曉樺留在那邊可以一家人都出去。但是她愈發深刻地發覺自己身上中國的符號，這一點到了哪裡發生了什麼都不會變，中國的習慣，中國的思維方式，中國的胃。
正源（荷蘭）：工作的支點帶我撬動歐洲
正源這份工作比較特殊，因為同時這也算是一個學位：工程博士這個學位最早在荷蘭創立，而後許多西歐國家也紛紛設立。學位要讀兩年，第一年進行授課，第二年進入公司實習，完成一個個人的大專案。在荷蘭，這兩年的待遇等同於工作，拿相應的工資，交各類稅費。
“許多不同專業背景的人融合在了一起，而此時的專案合作大不同於之前的經歷。這不僅考驗團隊的快速磨合能力，更需要個人在需要的時候能以清晰的思路將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最終說服團隊裡的其他人。” 他說。
雖然不是直接進入企業成為該企業的正式員工，但是在承接專案的合作的過程中能正源覺得了解到站在企業的角度，如何才能把收益永遠的放在第一位，而這，有別於在象牙塔裡的盡情探索。
正源覺得荷蘭的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寬容。從紅燈區以及大麻在荷蘭是合法的就可見一斑。
“荷蘭人不希望人人最終都包括在自己的安全範圍內，而是堅信，透過更多的溝通和交流，才能產生最獨特、最有趣的想法。”正源說，“荷蘭文化同時相信自己要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所負責。”
讓國內小夥伴都羨慕的每年超過30天的帶薪假，這是讓他目前選擇繼續留在歐洲的理由之一。
“用高效率的工作換來更多的享受生活的時間，我覺得這才是應有的平衡。”
本科就出國的正源每次回國都會發現自己落後了許多，比如不知道時下的流行語，但是漸漸地他覺得這已不再是遺憾，轉而認識更多歐洲當地的小夥伴，和大家一起探索歐洲，享受生活。
lu（美國）：與熊孩子一起成長
對口的公關類工作因為語言問題無法和當地人pk；寫了一篇“我所認識到的中美學生和教育差異”算作應聘題目，lu歪打正著地得到了一箇中學漢語老師的正式職位。
從畢業工作到現在，lu已經教了一學年。她負責教授初中和高中12—18歲的學生，每週要上四個整天的課，週五上午則是開會，包括經驗交流、教師培訓。每天五節課，一節課65分鐘。
“每天上完課累死了感覺。週末哪兒也不想去就想歇著。”lu說。
為了調動學生們的積極性，lu也各種想有趣的方式讓他們更喜歡，比如學穿著的時候讓他們設計衣服、學食品的時候設計食譜。她曾經兩次獲得最受喜愛的老師稱號。
另一方面，在學校評估的課堂管理方面lu覺得自己還是不行，管不住學生。
“最開心的是小孩有熱情、學得好、喜歡我……煩心的是熊孩子不好管，我們學校經常有老師氣得不行，還有老師被氣哭。美國熊孩子不能打不能罵不能罰的，卻又一個個都可有道理可能狡辯了。有些家長還特別事兒多，自己家孩子不好好學習從來不寫作業還到學校來質問老師為啥我家的娃成績這麼低。”lu接著說。
lu感覺和國內老師的尊長地位相比，這裡老師的地位遠不如，學生和家長是上帝。同時工資也不高，“在美國當基礎教育的老師那就是做慈善”。
去年八月以來的工作，讓lu覺得自己對美國的學校教育認識更多，但是語言能力並沒有想象中提高的多。這樣的工作只是一個過渡，算是完成她想做老師的夢想，而她等男友畢業準備一起回國，再做專業相關的工作。不知那時，在美國中部中學校園的工作經歷會在回望中呈現怎樣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