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點，從功績上看，曹操作為漢臣，對國家的貢獻更大，如果沒有曹操，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第二點，從民生角度，在曹操的治理下，老百姓還能有口飯吃

第三點，從軍事上看，北方是曹操平定的

以上幾點，司馬懿都做不到，曹操在的時候把司馬懿壓的死死的，而且曹操為國家的確做了很多事，而司馬懿則一直在為自己的利益出發，從格局上看，司馬懿完全和曹操沒有可比性。

司馬懿和諸葛亮比比還行，跟曹操不是一個檔次，曹操功成名就的時候司馬懿還默默無聞，所以可比的不多

歷史上，曹操、司馬懿兩人都是有毀有譽的人物，雖然程度並不相同。但都不在特別受到“推崇”之列，近代以來曹操行情上揚，較受肯定。

中古禪讓之局，二人都是先起者，因此常被等同視之。石勒說“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王夫之《讀通鑑論》認為梁武帝“非曹孟德、司馬仲達之以雄豪自命者也”。雖然褒貶有別，但對於曹馬卻都同等視之。

上世紀50年代，國內史學界風行為曹操翻案，譚其驤先生對此頗不以為然，他寫了篇《論曹操》，對郭沫若翻案文多有批駁，文中說：

自古及今，果然有很多人說曹操壞，卻也有不少人說他好，也有人在某些方面認為他好，同時在某些方面又認為他壞的。……至於人民群眾對於曹操的看法，北宋以前是怎樣的，現在已無可查考，我們只知道北宋以來，一直是把他當作反面教員的。也就是說，在小說戲劇中，他的臉譜一直是一張大白臉，沒有透露過一點紅色。……總之，曹操是一個有優點、有缺點，功勞很大，罪孽也不小的歷史人物。

這是平情中肯之論，譚其驤區分了作為歷史人物和小說戲劇形象的曹操，兩者在明清以來雖有交集，畢竟有所區別。大體來說，前者是史評史論範疇，後者是通俗文化一種。

今人張作耀《曹操傳》，專門闢了一章“今古論曹評議”，收集歷代對曹操的評價，也把兩種曹操評價區分開來。大體來說，從三國以後，對歷史人物曹操，基本都是褒貶摻雜，不同時代傾向又略有不同。到了近代以來，胡適、章太炎、魯迅等人都大力表彰曹操。建國後，馬克思主義史學成為主流，曹操被定性為對抗士族利益的中小地主階級代表人物，興辦屯田和唯才是舉，都是具有重要進步意義，以正面肯定為主流。非馬克思主義學者如陳寅恪，同樣也以曹馬之爭為法家寒族與儒家大族的鬥爭。這些觀點雖然現在都不太講，但對於曹操大力肯定，卻是普遍接受的觀點。

司馬懿同樣有毀有譽。石勒是西晉和十六國時人，便對曹操、司馬懿頗為不屑，東晉劉惔評論桓溫“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以孫仲謀相比，是視為英雄了，是兩種不太相同的評價。唐人修《晉書》，《高祖紀》史論部分為李世民御製，除肯定司馬懿“天挺之姿”，“雄略外斷”外，對其多所撻伐，批評司馬懿以顧命之身，行篡魏之事，未盡臣節。後世的評論也基本不出此範圍。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還曾經寫過《祭魏太祖文》，雖然也批評曹操有“不臣之跡”，卻依舊肯定其“雄武之姿”，“匡正之功”，畢竟還是高於對司馬懿的評價。

至於民間戲曲之中，曹操為大白臉，奸不掩雄，而司馬懿狼顧殘忍，形象則基本全是負面。更是高下有別。

所以，雖然兩者都並非完全的正面人物，但曹操不論是作為歷史人物，或是在通俗文化的形象，待遇確實比司馬懿好不少，比如鮑國安老師就長得比魏宗萬帥~

究其原因，曹操起兵結束漢末以來的混戰，恢復北方的秩序，是無可置疑的事實。古人稱頌者，強調較多的是曹操的功業、用人、知兵和崇尚儉樸等德行，批評者則集中於殘虐酷殺，以及為曹丕代漢奠定基礎。在當代歷史評價體系中，統一北方依然是莫大的功業，唯才是舉和興辦屯田，更是具有歷史進步意義，值得大書特書之事。臣節如何，屬於“封建道德”，殘虐也是統治者個人性格，都不是今人關注的重點。曹操在近代以來得到極高評價，是水到渠成之事。

司馬懿有與曹操相同的汙點，平定遼東，大興殺戮。正始之後，誅殺名士。較之曹操屠城和誅鋤異己，司馬懿的殘虐猶有過之。他對於曹魏固然有大功，但並沒有與曹操平定群雄相媲美的偉績。子孫平蜀滅吳，也多是延續三國以來曹魏的巨大優勢，因人成事。何況西晉統治基礎薄弱，國祚短促，既沒有為司馬懿創造足夠多的開國神話，也相應拉低了司馬氏篡魏立晉的正當性。司馬懿以受魏明帝顧命，卻為子孫篡位鋪平道路，更是有違一般道德倫理，連子孫聞之都要掩面慚愧。

王（王導）乃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明帝聞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更何況，曹操除了軍事、政治的事功。還是詩人、文學家，註釋《孫子》十三篇，流傳至今。是個文武兼資，在各領域卓有建樹，非常有魅力的歷史人物。這就更非司馬懿所能企及了。

情懷這個詞，這些年被黑得很厲害，尤其是工業黨，最喜歡黑情懷黨。所以，現在情懷這個詞好像名聲不大好了，說誰有情懷，好像成了罵人的話。

但是，說到曹操和司馬懿的區別，就不能不提到情懷這個話題了。

曹操崛起是在漢朝的中央權威已經完全崩潰之後，黃巾猖獗，天下紛紛，群雄並起，都自稱州牧、刺史，名義上並不反對朝廷，而且經常打著忠於朝廷的旗號，但實際上都在為自己搶地盤，甚至出現了漢獻帝尚在，袁術就直接僭號稱帝的事情。用王司徒的話說，就是群雄並起，豪傑紛爭，戰亂不休的情況下，社稷有累卵之危，生民有倒懸之急。

在這種情況下，漢朝的統治實際上已經完全土崩瓦解了。曹操在看到漢朝已經救不活了的情況後，回到老家，招募軍隊，建立軍府，也成了一方諸侯，逐步剪滅群雄，統一了北方，讓整個北方重新恢復了正常的社會秩序。也就是王司徒說的，神文聖武，掃清六合，席捲八荒，四方仰德，並非以權勢取之，而是天數使然。

也就是說，曹操雖然也是漢臣，但是他的地盤和權力並不是從漢朝手裡奪來的，而是透過他自己東征西討，南征北戰，經歷了長期的戰爭，才建立起來的。

只不過，因為他很早就把漢獻帝接到自己的地盤，置於他的控制之下，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以漢朝的名義乾的，而他再做完這些事情之後，又並沒有把一個完整、穩定的國家重新交給漢朝皇帝，所以被許多人視為權臣、奸臣。

司馬懿的情況剛好完全相反，司馬懿完全是篡奪了曹氏幾代人辛辛苦苦的成果，摘了曹氏幾代人的果子。

到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時，曹魏政權除了朝廷出了一個權臣曹爽之外，其它方面都非常穩定，而且國力仍然處於恢復和發展的時期，內外人才濟濟，只是因為皇帝年齡還比較小，所以出現了大權旁落的情況。除此之外，曹魏政權並沒有任何不穩定的情況，也不存在崩潰的跡象。

如果司馬懿只是像他自己所說的，發動高平陵之變只是為了誅殺曹爽，輔翼王室，那麼他就應該在高平陵之變後，輔佐皇帝，幫助皇帝掌握內外局勢，選拔和任用忠於曹氏的人，逐步把權力交給皇帝。而他自己的做法恰恰相反，在他掌權之後，大肆誅殺曹氏宗室，和仍然忠於曹氏的人，到處安插只忠於司馬氏的人，挖曹魏政權的牆角。

也就是說，曹操是在漢室已經衰落，沒有可能重新振興的情況下，才建立了曹魏的基礎，而司馬懿是在曹魏並沒有任何危亡跡象的情況下，強行從曹氏手中透過政變和屠殺奪取了政權。

當然，如果只是說屠殺，曹操在平定北方的過程中，也多次幹過屠城的事情，在鎮壓漢獻帝周圍的人發動的政變的過程中，也殺了不少人。但相對來說，曹操剪滅群雄，結束了整個北方十多年分裂割據、戰亂不休的情況，為北方的政治穩定、經濟恢復做出的貢獻是要大得多的。

因為，戰亂意味著普通的小老百姓維持生計的莊稼快要收了，突然兩個軍閥打仗，這裡變成了戰場，莊稼就全部都被破壞了。戰亂之後，因為糧食減產，大量掙扎在溫飽邊緣的人被餓死，道路相望，甚至連掩埋屍體的人都找不到，從而導致了大規模的瘟疫，死了更多的人。

曹操做的事情恰恰就是結束這種局面，讓原意安安穩穩的過自己的小日子的小老百姓能夠安安穩穩的過自己的小日子，不用擔心突然被一場戰爭毀掉自己的房屋、田園，妻子兒女在戰亂中流離失所，被亂兵所殺。從這個角度說，曹操是有大功於天下的，也就是王司徒說的，萬姓歸心，四方仰德。

而曹操自己在四方征戰的過程中也多次感慨，戰亂對普通的小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多大巨大的衝擊和傷害，而這些詩篇中流露出的，就是他對普通老百姓在戰亂年代的生存狀態的同情。

蒿里行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這種對老百姓的同情，也是司馬懿所沒有的。他所有的，只是對權力的渴望，以及對自己家族權力的極力培植。至於老百姓和其他人的生命，只要是阻擋了他實現自己的利益，都要殘酷屠殺。

徵遼東平公孫淵之後，司馬懿屠城，而且聚為京觀。高平陵之變後，誅殺曹爽三族，老少無遺，而且牽連很廣，許多人並未參與曹爽與司馬懿的政治鬥爭，只是忠於曹氏的人，也被他所殺。王凌之叛後，又是一次株連甚廣的大規模屠殺，並且把曹氏宗室也全部遷到洛陽來監視居住，以防他們起兵反對自己。他死之後，他的兩個兒子司馬師和司馬昭繼續沿著他的路線發展，繼續屠殺忠於曹氏的人，挖曹魏政權的牆角，忠於在十七年後篡奪了曹魏的皇權，建立了西晉。

所以，曹操的性格雖然有奸詐、狡猾乃至殘忍的一面，但他也有豪邁、多情和雄才大略的一面，有對民生艱難的憐憫和同情，這種不同側面混雜起來，就成了他“奸雄”的形象，也就是既奸且雄。而司馬懿完全相反，他沒有曹操這種英雄氣概，也沒有對老百姓的同情，只有殘忍、陰險、毒辣，以及不惜一切代價奪權的陰謀和權術，也就是隻有奸沒有雄。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軍師聯盟》雖然在為司馬懿洗地，極力把司馬懿後來的發展解釋成他有意無意的受到曹操的巨大影響的結果，但曹操在銅雀臺上舞槊賦詩時所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和家國情懷，是司馬懿一直沒有學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