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其它朝代，宋確實對文人，士大夫頗為容若。這都是匡胤，光義兩兄弟對唐末五代以來武人當國的反思。文臣是沒有力量造反的。中國帝制經漢唐一千餘年演變，統治者的統治藝術越發精妙，先是出將入相的現象幾乎消失了。兩宋由武臣作到樞密院高官的，狄青和岳飛，一位死的憋屈，一位死的冤屈，都沒得善終。相反文官們活得相當滋潤，俸祿優厚，言論寬鬆，給予褒美的散勳官階長的瞎人，趙家人知道這些貨反不了天。

宋朝優待文人，是從開國皇帝宋太祖開始的。

有一個流傳很廣的“宋太祖誓約”的故事。這個故事最早記載於兩宋之交宋閣門宣贊舍人曹勳《進前十事札子》《北狩見聞錄》裡，明中葉出現的一本叫《避暑漫抄》的書，託名是南宋大詩人陸游寫的，裡面更是有完整的記載。大意是說，宋太祖登基後，在太廟寢殿的夾室裡秘密鐫刻了一座石碑，叫做“誓碑”。用銷金黃幔蓋著。平常夾室的門關得很嚴，新皇帝即位的時候，到太廟參拜，就會進夾室去拜讀。新皇帝進去的時候，只讓一個不識字的小黃門跟著，其他人都遠遠地立在庭下，不準進去。小黃門驗封開鎖，焚香明燭，揭開黃幔後，立刻退回階下，連什麼樣子都不敢看。當新皇帝一個人近前跪誦，記住以後，即合幔鎖門出來。整整北宋一代，皇親國戚及大臣中沒有一個人知道碑上寫的是什麼。

（宋太祖）

直到靖康之變後，女真人殺進開封，把所有的禮樂祭祀等法物搶去，打毀夾室，大家才看到了那塊誓碑。碑高七八尺，寬四尺多，上面寫著三句話。第一句“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第二句“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第三句“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後來曹勳從金國偷跑回來的時候，宋徽宗特地讓他把這事轉告已經當了皇帝的趙構，免得趙構不知道，斷了祖宗的誓言。曹勳告訴趙構後，又在他的書《進前十事札子》裡記載了這件事。

除了宋太祖優待文人外，他的弟弟宋太宗繼位後，又再一次提高文人的待遇。

（宋太宗）

宋太宗當皇帝的第二年，他第一次開科，就取了進士109人，而太祖朝，平均每年才13人，是太祖朝年平的八倍多。而他取士最多的一次淳化三年（992年），達到353人，是太祖朝年平的二十七倍多。

宋太宗不但取士多，而且進士的提拔也很快。唐代進士，往往並不立刻兌現官職，而太宗朝取的進士，甚至不用去地方上鍛鍊，當年就可以立刻授予京官。他所取的進士中，有十八人甚至後來成為他的宰執。

為了安置這麼多知識分子，太宗朝還漸漸形成了官、職、差遣三種不同的官位體系。“官”只表示官位和俸祿的高低，也就是一個官員享受的待遇；“職”分館職和貼職，館職即館閣之職，貼職指職事官不任館閣實務而監領館閣之職，是一種榮譽性的名銜；“差遣”才是一個官員所行使的實際職權。三種官職的分離，可以很靈活地分配使用，讓及第的進士們有更多的就業機會。

（宋真宗）

到了宋太宗的兒子宋真宗時期，對知識分子更是優待有加，他甚至還親自寫了勸學詩：“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鼓勵天下讀書人認真學習。

到了宋仁宗的時候，知識分子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出現了鼎盛的狀況。讓宋代的文化出現了歷史上的高峰。我們這裡不妨列舉一些在各個領域中的優秀知識分子，大家瞭解一下。

政治方面，如范仲淹、富弼、歐陽修、韓琦、文彥博等人，以及在仁宗時期已經跨入仕途，但活躍在後世神宗、哲宗時期的王安石、司馬光、張方平、曾公亮、呂公著等。文學方面，如蘇軾、歐陽修、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這“唐宋散文八大家”中的六家；以及晏殊、柳永、張先、蘇舜欽、梅堯臣等詩詞大家。書畫藝術方面，如黃庭堅、蔡襄、米芾、范寬、燕文貴、許道寧、郭熙等等。還有經學方面的孫奭、劉敞；理學方面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呂大臨；哲學方面的胡瑗、孫復、石介三大先生；科學技術方面的沈括、畢昇……蘇軾曾讚歎道：“仁宗之世，號為多士，三世子孫，賴以為用。”明代李贄更稱頌道：“鉅公輩出，尤千載一時也。”

（宋仁宗）

從宋處前四代皇帝對待文人的情況來看，我們也就完全知道宋朝是怎麼對待文人的了。

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後，黃袍加身，代周立宋。重文輕武主要還是擔心武將對皇權的威脅，前朝的歷史悲劇導致宋室皇族的擔憂；因此，宋太祖即位後便用“杯酒釋兵權”的方式，解除節度使把持地方政權的隱患，把地方吏治、兵權和財政統一到中央，使中央集權更為集中，防止武將割據一方，危及皇權的歷史重演。

不準讓軍人握有政權也是宋室皇族歷來的家訓，才會如此優待士大夫，永遠讓文人壓在武人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