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儒學是以合法性建設為核心的，大搞天人感應的，實質上已經與陰陽家合流了。
另一方面，漢代應用最廣泛的資訊傳遞媒介依然是竹簡，知識價格昂貴，學術的繼承基本是以“家學”的形式代際傳遞，許多家族都是“通一經”的，由此逐漸形成了許多壟斷學術的經學世家。
而如果不在家族內部的話，則需要去拜名師求學，如大家都很熟徐的劉備、公孫瓚曾拜盧植為師，而盧植則曾與著名的鄭玄、管寧、華歆等從學於著名的大儒馬融。
這些壟斷了知識的家族最後與外戚、地方豪強（他們很多本身就是外戚和豪強）合流，成為大漢王朝的掘墓人。我們閱讀漢末的歷史，實質上活躍在舞臺上的都是這麼一批人。
而到了魏晉時期，朝野內部的政治關係，許多都是依託於這些家族之間複雜的家庭網路關係建立的（具體可參考仇鹿鳴《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路》）。
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間，皇權的威嚴都岌岌可危，魏篡漢，晉篡魏這兩個大的關口，動搖了秦漢帝國的秩序。儒學作為一種依附性的學術，與皇權經常繫結在一起（相似的，一旦需要大張皇權的旗幟，儒學就常常被抬出來，參考盛唐玄宗封禪時文儒的興起，兩宋理學的興起），於是作為共同意識形態、社會共識的儒學也隨之動搖了。
但華人一向都是實用主義的，雖然作為社會共識的儒學動搖了，但這些亂世之中的大家族卻需要儒家“齊家”的一部分來維繫家族教育，保證家聲不墜；另一方面，律法的儒家化也從未停止過。故而，這種儒家的“衰微”是一種部分的衰落。
而至於玄學，一方面是作為信仰崩塌之後的另一精神寄託產生的。按照清代趙翼的看法，談玄之風始於魏齊王曹芳正始年間，正始十年，高平陵政變爆發，司馬們開始了篡奪魏祚。竹林七賢大體上可以視為個體面對無法逆轉的時代車輪所做出的不同選擇，無論你是阮籍、嵇康，還是山濤、向秀甚至王戎，底色都是絕望的。
而另一方面，則是當時的一些大家族的二代、三代們劃分小圈子的工具，像是夏侯玄這樣的世家公子哥兒，都是搞玄學的一把好手。打個比方來說，在大部分人不配讀書，小部分人接受了基礎教育的情況下，一批上流社會的的二代們，以談康德三大批判為門檻搞了一個讀書會，參與者除了他們，就是一些文化名流。
至此，儒學經歷了部分的、一直持續到唐季五代的中衰，一直到北宋，才進入了中興階段。
（圖：夏侯玄）
漢代的儒學是以合法性建設為核心的，大搞天人感應的，實質上已經與陰陽家合流了。
另一方面，漢代應用最廣泛的資訊傳遞媒介依然是竹簡，知識價格昂貴，學術的繼承基本是以“家學”的形式代際傳遞，許多家族都是“通一經”的，由此逐漸形成了許多壟斷學術的經學世家。
而如果不在家族內部的話，則需要去拜名師求學，如大家都很熟徐的劉備、公孫瓚曾拜盧植為師，而盧植則曾與著名的鄭玄、管寧、華歆等從學於著名的大儒馬融。
這些壟斷了知識的家族最後與外戚、地方豪強（他們很多本身就是外戚和豪強）合流，成為大漢王朝的掘墓人。我們閱讀漢末的歷史，實質上活躍在舞臺上的都是這麼一批人。
而到了魏晉時期，朝野內部的政治關係，許多都是依託於這些家族之間複雜的家庭網路關係建立的（具體可參考仇鹿鳴《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路》）。
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間，皇權的威嚴都岌岌可危，魏篡漢，晉篡魏這兩個大的關口，動搖了秦漢帝國的秩序。儒學作為一種依附性的學術，與皇權經常繫結在一起（相似的，一旦需要大張皇權的旗幟，儒學就常常被抬出來，參考盛唐玄宗封禪時文儒的興起，兩宋理學的興起），於是作為共同意識形態、社會共識的儒學也隨之動搖了。
但華人一向都是實用主義的，雖然作為社會共識的儒學動搖了，但這些亂世之中的大家族卻需要儒家“齊家”的一部分來維繫家族教育，保證家聲不墜；另一方面，律法的儒家化也從未停止過。故而，這種儒家的“衰微”是一種部分的衰落。
而至於玄學，一方面是作為信仰崩塌之後的另一精神寄託產生的。按照清代趙翼的看法，談玄之風始於魏齊王曹芳正始年間，正始十年，高平陵政變爆發，司馬們開始了篡奪魏祚。竹林七賢大體上可以視為個體面對無法逆轉的時代車輪所做出的不同選擇，無論你是阮籍、嵇康，還是山濤、向秀甚至王戎，底色都是絕望的。
而另一方面，則是當時的一些大家族的二代、三代們劃分小圈子的工具，像是夏侯玄這樣的世家公子哥兒，都是搞玄學的一把好手。打個比方來說，在大部分人不配讀書，小部分人接受了基礎教育的情況下，一批上流社會的的二代們，以談康德三大批判為門檻搞了一個讀書會，參與者除了他們，就是一些文化名流。
至此，儒學經歷了部分的、一直持續到唐季五代的中衰，一直到北宋，才進入了中興階段。
（圖：夏侯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