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說過，交朋友有兩不可交，人無癖無疵不可交，因為無深情真氣。我誠以為然。
張岱生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此時明朝國祚已賡續二百二十九年。直到崇禎十七年（1644），隨著明朝覆亡，一切都灰飛煙滅。
我們或許會認為，到張岱這一代，離明朝肇基已有一段悠遠的時間距離，造成幾乎不可能探究的思維幅度；但是對張岱來說，要胸懷如此浩瀚的歷史，非但沒有嚴重的斷層感，而且只有歲月悠悠的心滿意足。目前大部分歸結出來的晚明日常生活，於他定皆平淡無奇。
長期以來，華人的家庭生活注重錯綜的尊卑關係。晚輩與長輩同堂，必得順其旨意。婚姻大事由長輩安排，雖然富有人家的男性還可納妾，但庶出之子在家裡的地位卻次人一等。
男性長輩形式上雖擁有無上權威，但實際掌握家庭財政瑣細、負責照料全家的是女人。在鼎鼎望族之家，母親或其他女性親人也會督促孩子的童蒙教育，不過之後漸漸由男性長輩接手，承擔教導年輕人參加科舉考試的責任；科考乃世家子弟的生活重心，競爭激烈的考試科目以儒家典籍為主。
由於女性不得出仕或參加科考，所以能識文斷字的女性多是名門閨秀，這些人也成為通俗白話小說和史書的讀者，愛好吟詩作對。舉凡攸關家道興衰的兆頭和預言，一般家庭都不會等閒視之，多半會成為家族軼事流傳下來。
宗教信仰鼎盛，但能相容幷蓄；虔心向佛與祭祖、敬拜灶神和社稷之神完全不相沖突。孩童夭觴、女人難產身亡是常有的事，不過男人也一樣活不久，年過半百還能生龍活虎，就已是天大的福分、了不起的成就。
就工藝技術而言，中國自進入明朝就無特別出色的轉向。絲織和瓷器製造技術久負盛名，且水平之高，獨步世界。能工巧匠輩出，除擅長冶金、玉雕、製造燈籠和漆器，亦專精茶、鹽、棉、陶器、傢俱等日常用品技術。水利工程佔有一席之地，主要因河道、運河大量淤積，必須時常疏浚、築堤和排水。
此外，天文與地理之學十分發達，除曆書精準關乎朝廷威望和天文歷算的正確度，同時，各省及邊疆有司丈量土地，繪製稅冊、糧冊的作業，也需要有可靠的地圖。中國在這些方面雖仍不斷尋求突破，國家的基本發展卻沒有根本性的變革。即便許多方面擺脫不掉歷史的承襲，但明代的文化領域可不是如此停滯不前。
張岱成長的年代，明代政經雖積弱不振，社會風氣卻活潑奔放，逸樂和標榜流行的氣氛，瀰漫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文化活動中。這是一個宗教和哲學上所謂折中主義（eclecticism）的年代，所以我們看到佛教改革派別及慈善事業大為興盛，女性受教育者日眾，同時一方面深究個人主義為何，卻也在擴大檢驗道德行為的基礎；大膽創新的山水畫，最知名的戲曲，最有影響力的章回小說，細膩非凡的治國方略和政治理論，以及植物、醫藥、語言事典的編纂，這一切都構成了張岱的童年世界。
正因為對知識和個人可能性的狂熱感，連來自歐洲的天主教傳教士也被社會接受，吸收信徒，把宗教教義和道德哲學的作品，連同天文、算術書籍翻譯成中文，結交來自北京與各地官宦人家的文人。
這些跨文化的衝擊體驗，張岱或多或少都瞭解，也留下不少他自己的思索看法，除了小說和短篇故事以外，他寫過很多當時流行的東西。
不過雖說是一切照舊，有些變遷已在悄悄衝擊張岱的世界，其中之一就是明代人口的大幅擴張。雖然沒有精準的資料，但地方和朝廷的各種記錄顯示，明朝肇建時（1368）的人口數大約是八千五百萬，到張岱出生時，人數已攀升至一億八千萬，或許還不止。
這無疑給土地和農耕帶來新的重擔，於是改良稻種使田地能一年收成兩次甚至三次，針對沼澤、沿海平地進行排水改良，砍伐高山森林，同時將人口刻意朝西南和東北地區遷徙，以減輕部分負擔。
此外，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深入南美洲大陸和加勒比海地區，連帶把各式各樣的新奇作物橫渡太平洋帶到中國，只是當時少有人能感覺到它們對未來的深遠影響。其中包括地瓜、玉米和花生，被發現能有效醫治瘧疾的奎寧等藥用植物，以及菸草等其他適合中國土壤的作物。
有些西方貿易船隻帶來的是美洲大陸的白銀，用來購買中國的精美商品；當然也不乏船隻運載著香料和稀有的藥用植物，如主要用於醫治痢疾的鴉片。張岱的祖先或許是在一個世紀前，也許更早，從與西藏交界的四川往東海遷徙，定居在上海西南二百里的紹興城。當時上海市鎮雖稱繁榮，但還談不上商業中心，而紹興已是一個文化與經濟的重鎮。
張家遷往紹興時，正巧遇上16世紀農耕和土地所有權在地方的重大變革：人口迅速攀升，同時挖溝疏浚以開墾利用的新地也不多，造成人均農業所得下降，有鑑於此，許多在家鄉屬經營地主（managerial landlords）的大戶人家，開始往城市移動。
這個階層原先在農村還能扮演領袖，成為小農和貪得無厭的朝廷之間社會和經濟衝突的緩衝；遷居城市後，他們漸漸脫離農業經營上的現實與挑戰，反而一頭栽進不在地地主（absentee landlords）那種愜意但只坐享其成的角色，把地產交給專門管理人與管家這批新的中間人管理。
張家也遵循類似的模式，因此張岱從小生活錦衣玉食，但社會責任感也相對薄弱。結果農業稅收大幅帶動的是城市生活的流行風氣，市鎮的文化多元，以及促進紹興等城市的規模與繁榮。龐大的財源幾乎沒有迴流農村，去投資改善農耕技術或大型的灌溉排水工程。
雖然毫無疑問，像紹興長期依靠河道與運河運輸民生物資，部分農家也因此能將農產品銷往這些新興城市，提高所得，然而城鄉經濟和生活形態的差異日擴，已成社會的發展基調。
往昔的讀書人，特別是張岱大力推崇的讀書人，早已看出社會弊病所在，經常冒著丟官甚至喪命的危險，也要大聲疾呼。當然，對張岱或歷代有志之士來說，中央朝廷的集權，與在朝為官從政的文人官僚，都是他們要面臨的現實。也拜這些所賜，張岱才得以穿透社稷之表象，瞭解暗藏的積弱不振，這確實很像他小時候愛看燈籠，彷彿其亮光可以照亮卜居城市的種種曖昧不明。因當時朝廷修史與京城邸報每週新聞的傳播，明朝多位皇帝驚人的荒唐行徑也為市井小民所知。
張岱出生時，在位的是明代第十四位皇帝萬曆。至萬曆四十八年（1620）為止的整個萬曆年間，國政是一天不如一天。也許是這位皇帝種種怪異的行為舉止，激發張岱鑽研歷史，特別是閱讀人物傳記更成為他終生的嗜好。
張岱弱冠之時，神宗深居內廷，宮裡的宦官是唯一可面見聖上的男性，他們很快就把持了朝政。有明一代，宦官一直大權在握，但因朝臣假道學、交相撻伐，惹惱萬曆皇帝，讓他難以忍受，往往好幾個月拒絕到外殿接見官員。為表反彈，文人和遭罷黜者開始結社倡議改革，雖議論酣熱，但對聖上或宦官表明造反，只有遭嚴厲整肅的下場，於是朝政日敗，危在旦夕。
張岱對明史有很透徹的理解。上溯至14世紀中葉，開國君主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農村，貧無立錐之地，一度還出家為僧，遊方四海。後來，朱元璋展現運籌帷幄的軍事長才、果敢的決斷能力，歷過經年征戰，驅逐蒙元的異族政權，一統天下。
明太祖一方面分封諸皇子，另一方面在南京重建強大的官僚體系，透過組織地方上的大地主，完善農村的社會制度。明太祖性格暴躁，行事極端暴烈，但也以精明幹練、眼界開闊聞名。
太祖把皇位傳給皇孫惠帝，新君學問淵博，對理想的中央集權方式有其見地，但太祖之子、惠帝之叔弒君，隨即踐祚，是為成祖。
成祖自南京遷都北京，下令建造舟船，遠航至非洲東岸和波斯灣，宣揚天朝國威與成就。儘管這類遠洋航行因耗費不貲而作罷，但缺乏先祖雄才大略的後繼者，還是師法開國君主們酷愛誇耀、展露軍威的習性。
幾任皇帝斥資重建北方殘缺不全的邊防城牆，成為後世所知的“長城”，卻完全抵擋不住北方蒙古鐵騎虎視眈眈的侵擾。
15世紀中葉，明英宗自認神武，結果在土木堡之役中被蒙古人俘虜圈禁，付了贖金才獲釋。英宗最後又從繼承帝位的景帝手中奪回皇位，不過皇室蒙羞的印象已難以磨滅。
16世紀初，明武宗與宦官在皇城中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與宮女全在帳篷生活，此荒誕之行又耗費白銀不知幾百萬兩。
16世紀中葉，眼見東部沿海有大半遭倭寇劫掠而荒蕪，明朝皇帝卻束手無策。所謂倭寇，除了海賊，還有對朝廷不滿的地方領袖和沿海居民，當政者統稱“倭寇”，容易理解但不無誤導之嫌。
至於東北邊防，在張岱出世前不久，萬曆皇帝曾有大膽之舉，他調遣兵馬、水師馳援北韓，成功協助北韓國王逐退興兵來犯的倭軍。這次出征雖大有斬獲，但到17世紀初，靠近北韓邊界的部落開始結盟，在中國北邊集結成新興的潛在敵國。這股勢力與歸順的漢人通力合作，並以“旗”制編納混雜而成的新軍隊，自稱“滿洲”，宣佈締建國號為“清”，於崇禎十七年（1644）攻陷北京，終結明朝國祚。
對於這些事情與北京明廷官僚龐然複雜的體系，張岱的理解或是透過閱讀，或是從家人口中得知。事實上，從1540年代至1640年代百年間，張家有幾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層級任職於六部，並與朝廷首輔大學士還頗有淵源，家族也有多人在省級官衙當差。
中國的行政體系層層節制，下起縣，中經像紹興這樣的城市，迄至省城，上達京師。張岱很清楚整個指揮系統的錯綜複雜，以及在朝為官伴隨而來的吉凶禍福。
許多族人在京城等各地的親身經歷，他自孩提時代聽過後就深埋心底，也讓他立意要試著描繪官場的欺詐虛矯本質。為了求真，張岱認為無須美化自家人的經歷。事實上，張岱的著述令人驚愕之處，就在於他坦言親人的苦難，甚至對父親和直系親人也沒有例外。
四十歲前，張岱的生活周旋在讀書與享樂兩端之間，但對張岱而言，這樣說也許不算恰當，因為做學問一樣是其樂無窮。的確，張岱雖然鎮日苦讀卻多年不成，然而實實在在地讀書、反覆思索與記憶，卻讓他不得不認為能與歷代宗師為伍，本身就是無上榮耀。
對張岱來說，歷代偉大的史家、詩人、文論家從不曾逝去，他們立下的標準經常是無人能及，光是要追上他們，就令人思之振奮了。
明朝滅亡時，張岱四十八歲，爾後他得去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讓他活得多姿多彩的輝煌明朝，被各種競逐的殘暴、野心、絕望、貪婪力量所撕裂，土崩瓦解，蒙羞以終。他反覆追思回想，事情愈是清晰：如迷霧籠罩的路徑，於眼前重現，諸多遺忘的嘈嘈低語，也咆哮四起。
張岱喪失了家園與安逸的生活，書卷與親朋好友也已四散，如今他後半輩子的任務，就是要重塑、撐起毀壞前的世界。面對滿洲異族的統治，他已垂垂老矣，無力起而反抗，也無法再長年流離，於是他選擇賃居在名噪一時的名園“快園”，日子必須重新開始。
張岱的一生，就在崇禎十七年發生驚天動地的轉折：他早年撰述明史的夢想不得不面對冷酷現實，轉為闡釋王朝敗因。滿人問鼎中原，隨之兵禍不斷、烽煙四起，張岱在山僧的掩護下，輾轉避居南方山廟之間。
張岱自言在那段浮萍飄零的歲月，還是隨身攜帶卷帙浩繁的明史手稿。這或許是實情，總之張岱約在1670年代完成了這部鉅製。現存的手稿影印件顯示，當時這部書已可刊刻印行，不過整部著述到1990年代才在中國問世，這使張岱並非以史書留名，反倒因簡短、警句式散文這種迥別的文體享有盛譽。
散文是晚明主要文體之一。散文講究文體雅緻，竭盡所能雕章琢句，以彰顯作者的多才多藝，筆觸要敏捷、不拖泥帶水，以捕捉飄忽情緒或瞬間剎那，同時利用語氣上的對比或急轉直下，勾引且震驚讀者。
張岱的成長過程中，這樣的文體一直很受歡迎，他自己後來也成為散文大家。從許多例子來看，馳名的散文大家同時也是遊記作家（travel writer）。他們以浪跡天涯、遊山玩水聞名，寄居名士之家，不斷四處流浪，敏於音調、悖論，能看他人所不能看，感他人所不能感，行文走筆雖扼要洗練，但也處處旁徵博引。
不過明亡後，到順治二、三（1645、1646）年間，張岱逐步體認到，這類文體特別適合追憶夙昔，把已淪喪的世界一點一滴從滅絕中搶救回來。北方農民叛軍和清兵入關並作，是亡明的兩大力量，然而張岱個人生命的巨大災厄，終究化為開啟他心房的鎖鑰，讓堆累蓄積的記憶釋放出來。
張岱流離失所時撰寫的《陶庵夢憶》手稿，篇幅雖短但感情豐沛，多虧友人儲存，我們才有幸在日後分享他心靈永無休止的探索。
無論如何，張岱其人仍難以盡述。他曾享盡富貴卻也嚐盡磨難，不過其現存著作卻透露，他甘於寓居在自己的內心世界。
他不僅為自家子弟、忘年之交而寫，也為同為明朝遺民的同志而寫；張岱將鄉愁置於對當下的關懷之上，好壞自由後人評斷。
——史景遷
張岱說過，交朋友有兩不可交，人無癖無疵不可交，因為無深情真氣。我誠以為然。
張岱生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此時明朝國祚已賡續二百二十九年。直到崇禎十七年（1644），隨著明朝覆亡，一切都灰飛煙滅。
我們或許會認為，到張岱這一代，離明朝肇基已有一段悠遠的時間距離，造成幾乎不可能探究的思維幅度；但是對張岱來說，要胸懷如此浩瀚的歷史，非但沒有嚴重的斷層感，而且只有歲月悠悠的心滿意足。目前大部分歸結出來的晚明日常生活，於他定皆平淡無奇。
長期以來，華人的家庭生活注重錯綜的尊卑關係。晚輩與長輩同堂，必得順其旨意。婚姻大事由長輩安排，雖然富有人家的男性還可納妾，但庶出之子在家裡的地位卻次人一等。
男性長輩形式上雖擁有無上權威，但實際掌握家庭財政瑣細、負責照料全家的是女人。在鼎鼎望族之家，母親或其他女性親人也會督促孩子的童蒙教育，不過之後漸漸由男性長輩接手，承擔教導年輕人參加科舉考試的責任；科考乃世家子弟的生活重心，競爭激烈的考試科目以儒家典籍為主。
由於女性不得出仕或參加科考，所以能識文斷字的女性多是名門閨秀，這些人也成為通俗白話小說和史書的讀者，愛好吟詩作對。舉凡攸關家道興衰的兆頭和預言，一般家庭都不會等閒視之，多半會成為家族軼事流傳下來。
宗教信仰鼎盛，但能相容幷蓄；虔心向佛與祭祖、敬拜灶神和社稷之神完全不相沖突。孩童夭觴、女人難產身亡是常有的事，不過男人也一樣活不久，年過半百還能生龍活虎，就已是天大的福分、了不起的成就。
就工藝技術而言，中國自進入明朝就無特別出色的轉向。絲織和瓷器製造技術久負盛名，且水平之高，獨步世界。能工巧匠輩出，除擅長冶金、玉雕、製造燈籠和漆器，亦專精茶、鹽、棉、陶器、傢俱等日常用品技術。水利工程佔有一席之地，主要因河道、運河大量淤積，必須時常疏浚、築堤和排水。
此外，天文與地理之學十分發達，除曆書精準關乎朝廷威望和天文歷算的正確度，同時，各省及邊疆有司丈量土地，繪製稅冊、糧冊的作業，也需要有可靠的地圖。中國在這些方面雖仍不斷尋求突破，國家的基本發展卻沒有根本性的變革。即便許多方面擺脫不掉歷史的承襲，但明代的文化領域可不是如此停滯不前。
張岱成長的年代，明代政經雖積弱不振，社會風氣卻活潑奔放，逸樂和標榜流行的氣氛，瀰漫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文化活動中。這是一個宗教和哲學上所謂折中主義（eclecticism）的年代，所以我們看到佛教改革派別及慈善事業大為興盛，女性受教育者日眾，同時一方面深究個人主義為何，卻也在擴大檢驗道德行為的基礎；大膽創新的山水畫，最知名的戲曲，最有影響力的章回小說，細膩非凡的治國方略和政治理論，以及植物、醫藥、語言事典的編纂，這一切都構成了張岱的童年世界。
正因為對知識和個人可能性的狂熱感，連來自歐洲的天主教傳教士也被社會接受，吸收信徒，把宗教教義和道德哲學的作品，連同天文、算術書籍翻譯成中文，結交來自北京與各地官宦人家的文人。
這些跨文化的衝擊體驗，張岱或多或少都瞭解，也留下不少他自己的思索看法，除了小說和短篇故事以外，他寫過很多當時流行的東西。
不過雖說是一切照舊，有些變遷已在悄悄衝擊張岱的世界，其中之一就是明代人口的大幅擴張。雖然沒有精準的資料，但地方和朝廷的各種記錄顯示，明朝肇建時（1368）的人口數大約是八千五百萬，到張岱出生時，人數已攀升至一億八千萬，或許還不止。
這無疑給土地和農耕帶來新的重擔，於是改良稻種使田地能一年收成兩次甚至三次，針對沼澤、沿海平地進行排水改良，砍伐高山森林，同時將人口刻意朝西南和東北地區遷徙，以減輕部分負擔。
此外，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深入南美洲大陸和加勒比海地區，連帶把各式各樣的新奇作物橫渡太平洋帶到中國，只是當時少有人能感覺到它們對未來的深遠影響。其中包括地瓜、玉米和花生，被發現能有效醫治瘧疾的奎寧等藥用植物，以及菸草等其他適合中國土壤的作物。
有些西方貿易船隻帶來的是美洲大陸的白銀，用來購買中國的精美商品；當然也不乏船隻運載著香料和稀有的藥用植物，如主要用於醫治痢疾的鴉片。張岱的祖先或許是在一個世紀前，也許更早，從與西藏交界的四川往東海遷徙，定居在上海西南二百里的紹興城。當時上海市鎮雖稱繁榮，但還談不上商業中心，而紹興已是一個文化與經濟的重鎮。
張家遷往紹興時，正巧遇上16世紀農耕和土地所有權在地方的重大變革：人口迅速攀升，同時挖溝疏浚以開墾利用的新地也不多，造成人均農業所得下降，有鑑於此，許多在家鄉屬經營地主（managerial landlords）的大戶人家，開始往城市移動。
這個階層原先在農村還能扮演領袖，成為小農和貪得無厭的朝廷之間社會和經濟衝突的緩衝；遷居城市後，他們漸漸脫離農業經營上的現實與挑戰，反而一頭栽進不在地地主（absentee landlords）那種愜意但只坐享其成的角色，把地產交給專門管理人與管家這批新的中間人管理。
張家也遵循類似的模式，因此張岱從小生活錦衣玉食，但社會責任感也相對薄弱。結果農業稅收大幅帶動的是城市生活的流行風氣，市鎮的文化多元，以及促進紹興等城市的規模與繁榮。龐大的財源幾乎沒有迴流農村，去投資改善農耕技術或大型的灌溉排水工程。
雖然毫無疑問，像紹興長期依靠河道與運河運輸民生物資，部分農家也因此能將農產品銷往這些新興城市，提高所得，然而城鄉經濟和生活形態的差異日擴，已成社會的發展基調。
往昔的讀書人，特別是張岱大力推崇的讀書人，早已看出社會弊病所在，經常冒著丟官甚至喪命的危險，也要大聲疾呼。當然，對張岱或歷代有志之士來說，中央朝廷的集權，與在朝為官從政的文人官僚，都是他們要面臨的現實。也拜這些所賜，張岱才得以穿透社稷之表象，瞭解暗藏的積弱不振，這確實很像他小時候愛看燈籠，彷彿其亮光可以照亮卜居城市的種種曖昧不明。因當時朝廷修史與京城邸報每週新聞的傳播，明朝多位皇帝驚人的荒唐行徑也為市井小民所知。
張岱出生時，在位的是明代第十四位皇帝萬曆。至萬曆四十八年（1620）為止的整個萬曆年間，國政是一天不如一天。也許是這位皇帝種種怪異的行為舉止，激發張岱鑽研歷史，特別是閱讀人物傳記更成為他終生的嗜好。
張岱弱冠之時，神宗深居內廷，宮裡的宦官是唯一可面見聖上的男性，他們很快就把持了朝政。有明一代，宦官一直大權在握，但因朝臣假道學、交相撻伐，惹惱萬曆皇帝，讓他難以忍受，往往好幾個月拒絕到外殿接見官員。為表反彈，文人和遭罷黜者開始結社倡議改革，雖議論酣熱，但對聖上或宦官表明造反，只有遭嚴厲整肅的下場，於是朝政日敗，危在旦夕。
張岱對明史有很透徹的理解。上溯至14世紀中葉，開國君主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農村，貧無立錐之地，一度還出家為僧，遊方四海。後來，朱元璋展現運籌帷幄的軍事長才、果敢的決斷能力，歷過經年征戰，驅逐蒙元的異族政權，一統天下。
明太祖一方面分封諸皇子，另一方面在南京重建強大的官僚體系，透過組織地方上的大地主，完善農村的社會制度。明太祖性格暴躁，行事極端暴烈，但也以精明幹練、眼界開闊聞名。
太祖把皇位傳給皇孫惠帝，新君學問淵博，對理想的中央集權方式有其見地，但太祖之子、惠帝之叔弒君，隨即踐祚，是為成祖。
成祖自南京遷都北京，下令建造舟船，遠航至非洲東岸和波斯灣，宣揚天朝國威與成就。儘管這類遠洋航行因耗費不貲而作罷，但缺乏先祖雄才大略的後繼者，還是師法開國君主們酷愛誇耀、展露軍威的習性。
幾任皇帝斥資重建北方殘缺不全的邊防城牆，成為後世所知的“長城”，卻完全抵擋不住北方蒙古鐵騎虎視眈眈的侵擾。
15世紀中葉，明英宗自認神武，結果在土木堡之役中被蒙古人俘虜圈禁，付了贖金才獲釋。英宗最後又從繼承帝位的景帝手中奪回皇位，不過皇室蒙羞的印象已難以磨滅。
16世紀初，明武宗與宦官在皇城中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與宮女全在帳篷生活，此荒誕之行又耗費白銀不知幾百萬兩。
16世紀中葉，眼見東部沿海有大半遭倭寇劫掠而荒蕪，明朝皇帝卻束手無策。所謂倭寇，除了海賊，還有對朝廷不滿的地方領袖和沿海居民，當政者統稱“倭寇”，容易理解但不無誤導之嫌。
至於東北邊防，在張岱出世前不久，萬曆皇帝曾有大膽之舉，他調遣兵馬、水師馳援北韓，成功協助北韓國王逐退興兵來犯的倭軍。這次出征雖大有斬獲，但到17世紀初，靠近北韓邊界的部落開始結盟，在中國北邊集結成新興的潛在敵國。這股勢力與歸順的漢人通力合作，並以“旗”制編納混雜而成的新軍隊，自稱“滿洲”，宣佈締建國號為“清”，於崇禎十七年（1644）攻陷北京，終結明朝國祚。
對於這些事情與北京明廷官僚龐然複雜的體系，張岱的理解或是透過閱讀，或是從家人口中得知。事實上，從1540年代至1640年代百年間，張家有幾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層級任職於六部，並與朝廷首輔大學士還頗有淵源，家族也有多人在省級官衙當差。
中國的行政體系層層節制，下起縣，中經像紹興這樣的城市，迄至省城，上達京師。張岱很清楚整個指揮系統的錯綜複雜，以及在朝為官伴隨而來的吉凶禍福。
許多族人在京城等各地的親身經歷，他自孩提時代聽過後就深埋心底，也讓他立意要試著描繪官場的欺詐虛矯本質。為了求真，張岱認為無須美化自家人的經歷。事實上，張岱的著述令人驚愕之處，就在於他坦言親人的苦難，甚至對父親和直系親人也沒有例外。
四十歲前，張岱的生活周旋在讀書與享樂兩端之間，但對張岱而言，這樣說也許不算恰當，因為做學問一樣是其樂無窮。的確，張岱雖然鎮日苦讀卻多年不成，然而實實在在地讀書、反覆思索與記憶，卻讓他不得不認為能與歷代宗師為伍，本身就是無上榮耀。
對張岱來說，歷代偉大的史家、詩人、文論家從不曾逝去，他們立下的標準經常是無人能及，光是要追上他們，就令人思之振奮了。
明朝滅亡時，張岱四十八歲，爾後他得去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讓他活得多姿多彩的輝煌明朝，被各種競逐的殘暴、野心、絕望、貪婪力量所撕裂，土崩瓦解，蒙羞以終。他反覆追思回想，事情愈是清晰：如迷霧籠罩的路徑，於眼前重現，諸多遺忘的嘈嘈低語，也咆哮四起。
張岱喪失了家園與安逸的生活，書卷與親朋好友也已四散，如今他後半輩子的任務，就是要重塑、撐起毀壞前的世界。面對滿洲異族的統治，他已垂垂老矣，無力起而反抗，也無法再長年流離，於是他選擇賃居在名噪一時的名園“快園”，日子必須重新開始。
張岱的一生，就在崇禎十七年發生驚天動地的轉折：他早年撰述明史的夢想不得不面對冷酷現實，轉為闡釋王朝敗因。滿人問鼎中原，隨之兵禍不斷、烽煙四起，張岱在山僧的掩護下，輾轉避居南方山廟之間。
張岱自言在那段浮萍飄零的歲月，還是隨身攜帶卷帙浩繁的明史手稿。這或許是實情，總之張岱約在1670年代完成了這部鉅製。現存的手稿影印件顯示，當時這部書已可刊刻印行，不過整部著述到1990年代才在中國問世，這使張岱並非以史書留名，反倒因簡短、警句式散文這種迥別的文體享有盛譽。
散文是晚明主要文體之一。散文講究文體雅緻，竭盡所能雕章琢句，以彰顯作者的多才多藝，筆觸要敏捷、不拖泥帶水，以捕捉飄忽情緒或瞬間剎那，同時利用語氣上的對比或急轉直下，勾引且震驚讀者。
張岱的成長過程中，這樣的文體一直很受歡迎，他自己後來也成為散文大家。從許多例子來看，馳名的散文大家同時也是遊記作家（travel writer）。他們以浪跡天涯、遊山玩水聞名，寄居名士之家，不斷四處流浪，敏於音調、悖論，能看他人所不能看，感他人所不能感，行文走筆雖扼要洗練，但也處處旁徵博引。
不過明亡後，到順治二、三（1645、1646）年間，張岱逐步體認到，這類文體特別適合追憶夙昔，把已淪喪的世界一點一滴從滅絕中搶救回來。北方農民叛軍和清兵入關並作，是亡明的兩大力量，然而張岱個人生命的巨大災厄，終究化為開啟他心房的鎖鑰，讓堆累蓄積的記憶釋放出來。
張岱流離失所時撰寫的《陶庵夢憶》手稿，篇幅雖短但感情豐沛，多虧友人儲存，我們才有幸在日後分享他心靈永無休止的探索。
無論如何，張岱其人仍難以盡述。他曾享盡富貴卻也嚐盡磨難，不過其現存著作卻透露，他甘於寓居在自己的內心世界。
他不僅為自家子弟、忘年之交而寫，也為同為明朝遺民的同志而寫；張岱將鄉愁置於對當下的關懷之上，好壞自由後人評斷。
——史景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