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個問題太大了，梃擊 紅丸 移宮，哪個單拿出來進行深入分析，都可以隨便寫上萬字的評述說明與研究解析，不是這裡三言兩語可以講清楚的（何況即使寫上萬把字，也不一定能說清楚。）東林黨官員眾多，每個人在三大案裡都有不同的表現，或明或暗，或深或淺的推動了三大案的程序，建議找找相關資料多看看，先把事情的來龍去脈有個大致輪廓，再來分析東林黨的那幫人。（可以讀讀明史，做個參考，但建議不要全信——畢竟是清朝人修的——自己多動腦思考）

當顧憲成等人在東林書院講學議政，逐漸聚合成一個政治集團“東林黨”的時候，另一批官僚，也逐漸形成按籍貫劃分的幾個“黨”，它們是：山東人的齊黨，湖北人的楚黨，安徽宣城人的宣黨，江蘇崑山人的昆黨，而以浙江人的浙黨聲勢較大。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先後出任過內閣首輔。他們在當權期間，依附皇室、勳戚，交結宦官，不斷排斥官員；齊、楚、浙、宣、昆等黨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職。他們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權位，以攻擊東林黨為首務，東林黨人則一再抓住對方的弊端加以參劾，於是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明末黨爭。

東林黨與對立各派之爭，圍繞著是否擁立朱常洛（神宗長子）為皇太子這條主線，在“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案中激烈爭鬥，其間，雙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為打擊對方的手段。

爭國本

明末黨爭始於所謂“爭國本”。“國本”，指皇帝的繼承人。國本之爭，是圍繞於朱常洛為皇帝繼承人的問題而展開的。

明神宗的皇后多年不育，皇長子朱常洛（後來的光宗）是妃子王氏生的。1586年（萬曆十四年），朱常洛五歲時，神宗的寵妃鄭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按照封建禮制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應當立朱常洛為太子。但是神宗寵愛鄭氏，不僅封她為貴妃（常洛的生母王氏未封貴妃），還想立朱常洵為太子。內閣大學士王錫爵、沈一貫、方從哲等雖然也主張依制立長，但他們怕觸犯皇帝，有時態度曖昧。許多朝臣包括後來屬於東林黨的一派人，一則認為應該依制立儲，二則深恐鄭氏家族竊權，紛紛上書，堅決要求儘早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立長是名正言順，神宗不好公然違反“祖制”，所以立太子的事拖了幾年也定不下來。1593年（萬曆二十一年）正月，神宗下詔將長子朱常洛和另外兩個兒子朱常洵、朱常浩同時封王，而不明確皇位繼承人，以便朱常洵仍有被立為太子的機會。包括顧憲成、顧允成兄弟在內的許多廷臣，上奏阻止這一詔令的頒發。神宗迫於公議，於二月間收回了三王並封之命。

不僅許多朝臣，就連神宗的母親慈聖皇太后也堅持立長，因此到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神宗只得冊立年屆二十的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神宗同時封朱常洵為福王，但又不讓他到封地洛陽去，還以授給福王的土地不足四萬頃為藉口，繼續將福王留在宮中。當時東林黨人葉向高為內閣大學士，上疏堅決反對。在葉向高等人一再敦促下，1615年（萬曆四十三年）三月，萬曆帝讓福王赴洛陽，授給他的莊田也削減了一半。這就是“福王就國之爭”。

福王朱常洵到封地之後，鄭氏集團仍謀奪取皇位繼承權，一再策劃謀害太子朱常洛，因而發生了明末著名的宮廷三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

梃擊

梃擊案發生於1615年（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一天，有個男子手持棗木棍，從東華門直奔內廷，闖入皇太子常洛居住的慈慶宮，打傷了守門的侍從，一直闖到前殿簷下才被抓住。神宗下令審訊。負責審問的浙黨官吏，說這個名叫張差的男子是個瘋顛病人，企圖糊塗結案，而內閣首輔、浙黨首領方從哲也不提出深究。東林黨人、刑部主事王之寀透過單獨提審和與刑部許多官員共同審訊，迫使張差供出：是名叫龐保和劉成的兩個太監，“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指太子），有吃有穿”。這兩個太監是鄭貴妃宮內的。朝中的東林黨人和不少官員據此推斷，這是出於鄭貴妃及其兄鄭國泰的陰謀，於是堅決要求徹底追究。神宗只得親自出面，在慈寧宮召見群臣，下令立即將張差斬首，又把鄭貴妃宮內參與此事的兩個太監在內廷打死，草草了結了這件大案。而王之寀遭到反東林黨一派官吏的攻擊，神宗將他削職為民。

紅丸

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病死，皇太子朱常洛繼位，是為光宗。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光宗得病，宮廷醫生崔文升進了洩藥，光宗服後病勢加重。鴻臚寺丞李可灼自稱有“仙方”，光宗服了他進奉的兩顆紅丸後，不出一天，在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突然駕崩，於是廷臣大譁[16] 。首輔方從哲還擬旨賞賜李可灼白銀五十兩，更激起了朝臣的責難。東林黨人楊漣、惠世揚、高攀龍等先後上書，指出故意用洩藥的崔文升是鄭貴妃心腹，責問方從哲為什麼加以庇護。還聯絡梃擊案，聲稱張差謀逆，是鄭國泰主謀。由於鄭氏集團和方從哲的阻撓，此案未予追究，直到1624年（天啟四年），朝廷才判處李可灼遣戍，崔文升貶謫到南京。

移宮

光宗剛剛繼位時，鄭貴妃為了控制他，將自己宮中的李選侍（選侍是沒有封號的宮嬪）送給光宗，很得光宗的寵愛。光宗死後，由十六歲的皇長子朱由校繼位，李選侍也應立即遷出宮內正殿乾清宮。李選侍企圖挾制朱由校以弄權，仍與朱由校住在乾清宮，不肯遷出。她還讓心腹太監盜竊宮中珍寶去賄賂首輔方從哲；又放出空氣說皇長子年幼，宜由李選侍以太后身分垂簾聽政。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等人指出，皇長子已經成人，並揭露說，這是“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惠世揚更大膽指斥“李選侍原為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並指責方從哲透過內監得賄，同她勾結。在這場爭議中，鄭貴妃、李選侍、方從哲不僅理虧，而且他們當時還沒有掌握最高權力，所以東林黨人終於佔了上風。李選侍移出了乾清宮，朱由校在東林黨人支援下，擺脫了鄭貴妃、李選侍的挾制，於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即位，是為明熹宗。

爭京察

在圍繞皇位繼承權進行爭鬥的同時，東林黨人同反東林各派展開了尖銳的權力之爭。這表現於許多方面，主要是爭“京察”。京察是明代考核京官的一種制度，規定六年一次，稱職者予獎或晉升，不稱職者處罰或斥退。爭京察就是爭朝廷的人事大權。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的京察，由東林黨人、吏部侍郎楊時喬主持。他在京察中提出要處分的人，有幾個是首輔沈一貫的黨羽。沈一貫的黨羽錢夢皋等人受到包庇，未遭處分，而楊時喬反被嚴旨斥責。不過，東林黨人和其他一些朝臣一再奏劾沈一貫遍置私人、欺上瞞下，沈一貫也被迫謝病不出，於次年退休。1611年（萬曆三十九年）京察時，東林黨人、大學士葉向高主持朝政，這一次，齊、楚、浙、宣、昆等黨一些人物被罷了官。但在南京則出現了另一種局面。原來明朝明成祖在1421年（永樂十九年）從南京遷都北京以後，仍在南京（時稱留都）保留了一套中央官署。這次在南京主持京察的，是齊、楚、浙黨方面的官員，他們排斥了所有支援東林黨領袖李三才的東林黨一派的人。1617年（萬曆四十五年）京察時，方從哲秉政，齊、楚、浙等黨多居要職，於是又排斥了東林黨人。終萬曆一朝，東林黨人大部分時間不掌握朝政，所以在京察中基本上處於不利的地位。他們支援熹宗繼位後，才受到重用。1623年（熹宗天啟三年），當時東林黨人葉向高是首輔，趙南星則以左都御史身分參與主持京察，他痛斥齊黨亓詩教、楚黨官應震等人，堅決罷了他們的官。

第一，公元1624年，也就是天啟四年，這一年算得上是東林黨派的“滑鐵盧”。因左副都御史楊漣上書彈劾魏忠賢二十四條大罪，結果一時間朝野上下眾說紛紜。而遠在深宮待著的天啟皇帝朱由校本來就是一個性格比較深沉，不喜歡錶露自己內心想法的人，所以平時就以傻愣的姿態表現在百官面前，時不時的還會去練習自己的木工手藝。於是，一朝軒然大波就這樣被掀起，以楊漣為首的東林黨準備利用朱由校的“無為”，來了一次大範圍的逼宮，試圖透過這一次徹底的消滅閹黨一派。楊漣之所以要逼宮彈劾閹黨也就是魏忠賢，這一點可能楊漣覺得自己是忠誠，無愧於民也無愧於心，甚至他楊漣還覺得魏忠賢一派就是奸人。不過事實證明楊漣與西漢的晁錯有點相似，想一己之力，整頓超綱，可他楊漣卻不是這塊料子。

第二，楊漣可能對“權衡”這兩個字有所誤解，以至於才會糊塗，他竟然忘記了魏忠賢是什麼身份，人家魏忠賢此時早已是內廷的扛把子，如果說內廷扛把子被東林黨幹趴下了，那麼整個朝局還不是直接傾瀉於東林黨?而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一種情況：天子必定為東林黨馬首是瞻，東林黨說啥就是啥!那麼這時候朱由校還是傻嗎?答案是不會!人家朱由校不傻，而且還很聰明，這一點不管是在他玩木工活玩得好之外，他會看著兩派爭鬥，讓自己成為天平上的舵手，不管結局如何決定權依舊還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其實楊漣不彈劾魏忠賢，東林黨還能夠在朝會上有發言權，因為在前期，魏忠賢也明白東林黨勢力之大，甚至魏忠賢還有過攀附東林黨的舉動：魏忠賢雅重之，嘗於帝前稱其任事。一日，遣娣子傅應星介一中書贄見，南星麾之去。當是時，忠賢益盜柄。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令應坤等申意!

第三，東林黨可看不起魏忠賢，覺閹人豈能與之為伍?結果直接打了魏忠賢的臉。不過後面魏忠賢卻慶幸自己沒有攀附上，因為如果一旦連魏忠賢都進了東林一派，那麼就意味著皇權被孤立了，這時候，朱由校肯定不幹，所以朱由校會任用魏忠賢，均以制衡東林黨。之後魏忠賢倒是上演了一出好戲，現實引蛇出洞，將東林干將汪文言抓捕，其實汪文言完全可以被處死，汪文言背地裡面幹了許多黑事，魏忠賢有足夠理由抹殺，但是魏忠賢卻沒有幹，最後還放了，因為大魚還在後面。透過東林一派的極力營救，汪文言不出意外的被救出，之後東林黨藉著汪文言一事大肆發難，整了一出魏忠賢二十四條大罪，目的就是要弄死他，而魏忠賢目的達到了，看到這樣要逼死自己的情況，魏忠賢深知朱由校該出手了，於是魏忠賢朱由校授意將東林黨打了個筋斷骨折，於是東林一黨高層基本全軍覆沒，均被打入大牢，而僅此一事，東林黨滑鐵盧，再無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