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濟列夫擔任俄羅斯外交部長期間(1990-1996),將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改革與民主改革緊密聯絡在一起,他想使俄羅斯“跨越另一道文明的、民主的障礙,最終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按照科濟列夫的說法,俄羅斯將不得不忘記帝國主義的過去,學會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並與其他前蘇聯共和國平等相待。同時,俄羅斯要拋棄擔當“救世主”的想法,拋棄反西方的傳統立場。 這意味著俄羅斯需要全面擁抱西方,不僅與西方建立良好關係,而且要完全成為西方國家、尤其美國的夥伴。如葉利欽總統第一次訪問西方回國後所說,俄羅斯需要成為文明國家中的一員。 因此,莫斯科甚至公開討論過加入北約的可能性。科濟列夫曾在 1991年12月表示,俄羅斯不認為北約是一個富有侵略性的軍事集團,而是一個有助於歐洲乃至世界穩定的機構,“我們渴望與這個機構合作,因此,加入北約也很自然。” 但是,科濟列夫忽視了很重要的兩個方面:第一,俄羅斯與西方國 家之間存在的長達70年的不信任和猜忌很難消除;第二,他忽視並且犯了俄羅斯國內強大並且重要的利益集團的利益,比如軍方。 20世紀90年代初期,新獨立的前蘇聯共和國之間,經常因邊界爭端 而導致衝突,而俄羅斯軍隊日益捲入這些衝突。以至於軍方首腦十分擔憂,北約會抓住當地衝突的機會,推動俄羅斯聯邦的解體。

後來,俄羅斯出現了一批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比如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普里馬科夫( Yevgeny Ambartsumov)、俄羅斯駐美大使盧金( Vladimir kin)等,他們強烈批評科濟列夫的外交政策。 雖然這些人物有不同的政策立場,但是,他們都認為科濟列夫擁抱西方的政策是“天真的”、“短視的”,忽視了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忽視了俄羅斯存在與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不同的利益的現實。 他們還指責科濟列夫忽視了俄羅斯在“近鄰”,即已經獨立的前蘇聯 共和國中的重要利益,忽視了離散在外的2500萬俄羅斯人的利益,他們認為俄羅斯不能允許其他國家干涉這塊地區。 這批政治人物的主張後來成為主流,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要務,從與 西方交好,轉為防止俄聯邦瓦解,捍衛俄羅斯在“近鄰”的影響力,以至於後來還重提被科濟列夫抹去的俄羅斯“大國地位”的概念。

平心而論，科濟列夫的外交改革確實是基於理想主義情懷而進行的一次大的外交調整。這種改革僅憑科濟列夫個人的力量是無法推動的。他得到了當年整個俄羅斯精英階層的認可與支援。科濟列夫的改革是基於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不切實際的一廂情願的基礎之上的。他過於沉迷於西方社會的理想主義信念，忽略了西方政治務實和自私的一面。從而嚴重損害了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使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受到了嚴重擠壓，進一步導致了俄羅斯民眾的強烈不滿。觸發了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大幅度反彈。科濟列夫和當時整個俄羅斯精英的幼稚行為，只能歸結為蘇聯長期的愚民政策所造成的後果，蘇聯長期妖魔化西方世界和民主社會，使整個社會對西方民主社會存在巨大的誤解，當蘇聯基於國內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而被迫開啟國門後，巨大的反差使整個社會包括精英階層立刻被西方的制度和理念所震懾，從而一廂情願地將西方社會視為拯救俄羅斯的天使。套句現在時髦的說法，科濟列夫的外交調整，是俄羅斯為長期閉關鎖國，一元化教育而不得不付出的智商稅。相比而言，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因為他與西方處於競爭鬥爭的第一線，因此對西方社會的認識就比較清醒務實。

蘇聯解體，科濟列夫生活在一個新時代！他從政跨越了兩個政權。蘇聯解體之後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對於俄羅斯何去何從眾多俄羅斯精英們都出謀劃策，想出一個完美的策略！外交上科濟列夫一直希望俄羅斯成為正常的國家，擁抱西方，併成為會員！

那一段時期，俄羅斯就想從西方那裡尋找出路，企圖尋找靈丹妙藥來治癒俄羅斯。俄羅斯的國徽是雙頭鷹，左右兼顧，形成了俄羅斯民族一種獨特的民族性格！在俄羅斯如此熱情款待西方國家的狀態下，歐美大國都保持高度的警惕：這會不會是俄羅斯的詭計？或許吧！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西方國家根本就不會買俄羅斯的賬本。西方國家趁火推進，集體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希望俄羅斯再來一次“蘇聯式的解體”。那時的西方國家應該可以高枕無憂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