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恐怕就要看被試們的物種和實驗方法了哈哈。
如果是動物被試的話，在自然觀察研究中生活往往不會受到影響，動物行為實驗則往往使用被捕捉的動物或者專門的實驗用動物，而具有侵入性的神經科學實驗恐怕會涉及到手術以及對小動物們的人道主義....犧牲。
當然我知道你問的是人類～
和小動物研究一樣，人類研究也需要嚴格的道德稽核，在美國，這一工作由每一個機構的機構審查委員會來完成（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以確保被試的自願性、沒有經受不必要的傷害，並得到充分的補償。
對健康成人被試的研究，如果只是行為實驗，比如在計算機上完成一些任務，那麼被被試在結束後會有機會向研究者提問，拿到補償後離開。對於設計腦電、腦成像、以及侵入性的神經科學研究方法，研究者則要在確認被試安全後送其離開。
當然或許你感興趣的是一些經典的研究中被試的故事，這就有很多可以講的了。
比如在著名的Little Albert（化名）研究裡，被試在九個月大的時候被選擇參與一項關於人類經典條件反射的研究。研究人員在嬰兒與小鼠遊戲的時候製造巨大的聲響，使其產生對小鼠的恐懼。隨後的觀察發現，被試不但對小鼠感到恐懼，更是將這種恐懼泛化到了其它毛茸茸的動物上，比如小兔子，甚至白鬍須的聖誕老人。
雖然這是心理學史上的經典研究，但是卻給嬰兒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壓力。由於Little Albert的身份未知，我們並不知道他長大以後是否持續經歷著對毛絨物件的恐懼。雖然科學家們認為隨著成長被試的恐懼反應會逐漸消失，但可以確定的是在研究完成後的一段時間裡被試都將持續經歷對毛絨物件的恐懼，研究者們也並沒有對其進行後續的心理支援。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被試都經歷瞭如此無情的冷遇。在認知神經心理學的研究傳統中，有很多對腦部創傷病人的研究，其中一個經典的研究便是Melvyn Goodale對病人DF的研究。
在一次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後，DF的lateral occipital cortex（外側枕葉皮層）受損，在實驗中，DF有以下特點：
DF無法識別物件的影象並將其畫出，但是卻可以根據指令從記憶中畫出這一物品。這說明DF的運動能力完好，卻無法對影象進行識別。
DF無法根據指令根據觀察將一個卡片旋轉到可以透過一個郵筒槽的角度，但是當任務變成直接把卡片穿過郵筒槽時，她卻可以順利地完成。這說明DF的視覺可以指引她的運動，卻難以幫助她進行識別。
在DF的幫助下，Milner和Goodale提出了人類具有兩個相對獨立的視覺系統的理論，一個擅長識別，一個則擅長與運動相關的視覺協調，而DF所受損的正是前者。
兩年前我問Goodale DF現在的情況如何，他說他們成為了很好的朋友。對於DF來說，對人的識別往往是依靠聲音，因為她難以根據面部來識別身份資訊。但Goodale說她可以認出他來，八成是因為他的鬍子很明顯。
直到今天，DF還在幫助Goodale進行著他的研究。就在去年，Goodale出版了一篇論文Still holding after all these years: An action-perception dissociation in patient DF，重複了之前的研究結果。
隨著科學的發展，科學倫理的發展也隨之進步。今天心理學研究者們十分注意對被試的保護，也請每個人對學術界進行監督，讓科學研究保持著人道主義關懷。
訂閱號：術士Gandalf
這恐怕就要看被試們的物種和實驗方法了哈哈。
如果是動物被試的話，在自然觀察研究中生活往往不會受到影響，動物行為實驗則往往使用被捕捉的動物或者專門的實驗用動物，而具有侵入性的神經科學實驗恐怕會涉及到手術以及對小動物們的人道主義....犧牲。
當然我知道你問的是人類～
和小動物研究一樣，人類研究也需要嚴格的道德稽核，在美國，這一工作由每一個機構的機構審查委員會來完成（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以確保被試的自願性、沒有經受不必要的傷害，並得到充分的補償。
對健康成人被試的研究，如果只是行為實驗，比如在計算機上完成一些任務，那麼被被試在結束後會有機會向研究者提問，拿到補償後離開。對於設計腦電、腦成像、以及侵入性的神經科學研究方法，研究者則要在確認被試安全後送其離開。
當然或許你感興趣的是一些經典的研究中被試的故事，這就有很多可以講的了。
比如在著名的Little Albert（化名）研究裡，被試在九個月大的時候被選擇參與一項關於人類經典條件反射的研究。研究人員在嬰兒與小鼠遊戲的時候製造巨大的聲響，使其產生對小鼠的恐懼。隨後的觀察發現，被試不但對小鼠感到恐懼，更是將這種恐懼泛化到了其它毛茸茸的動物上，比如小兔子，甚至白鬍須的聖誕老人。
雖然這是心理學史上的經典研究，但是卻給嬰兒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壓力。由於Little Albert的身份未知，我們並不知道他長大以後是否持續經歷著對毛絨物件的恐懼。雖然科學家們認為隨著成長被試的恐懼反應會逐漸消失，但可以確定的是在研究完成後的一段時間裡被試都將持續經歷對毛絨物件的恐懼，研究者們也並沒有對其進行後續的心理支援。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被試都經歷瞭如此無情的冷遇。在認知神經心理學的研究傳統中，有很多對腦部創傷病人的研究，其中一個經典的研究便是Melvyn Goodale對病人DF的研究。
在一次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後，DF的lateral occipital cortex（外側枕葉皮層）受損，在實驗中，DF有以下特點：
DF無法識別物件的影象並將其畫出，但是卻可以根據指令從記憶中畫出這一物品。這說明DF的運動能力完好，卻無法對影象進行識別。
DF無法根據指令根據觀察將一個卡片旋轉到可以透過一個郵筒槽的角度，但是當任務變成直接把卡片穿過郵筒槽時，她卻可以順利地完成。這說明DF的視覺可以指引她的運動，卻難以幫助她進行識別。
在DF的幫助下，Milner和Goodale提出了人類具有兩個相對獨立的視覺系統的理論，一個擅長識別，一個則擅長與運動相關的視覺協調，而DF所受損的正是前者。
兩年前我問Goodale DF現在的情況如何，他說他們成為了很好的朋友。對於DF來說，對人的識別往往是依靠聲音，因為她難以根據面部來識別身份資訊。但Goodale說她可以認出他來，八成是因為他的鬍子很明顯。
直到今天，DF還在幫助Goodale進行著他的研究。就在去年，Goodale出版了一篇論文Still holding after all these years: An action-perception dissociation in patient DF，重複了之前的研究結果。
隨著科學的發展，科學倫理的發展也隨之進步。今天心理學研究者們十分注意對被試的保護，也請每個人對學術界進行監督，讓科學研究保持著人道主義關懷。
訂閱號：術士Ganda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