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中學教科書中，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歷來被視作是一件極具劃時代意義的事情。因為在很多人看來，漢武帝此舉不僅極大的提升了儒學在古代社會的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的主旋律。那麼漢武帝此舉真的有如此大的作用嗎？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呢？
筆者認為，漢武帝這一舉措所產生的影響與作用其實被大大高估了。原因大致有三點。
武帝——說一套，做一套？
第一點，秦漢時期的官方儒學，從其具體內容來看，不僅嚴重脫離於實際生活，而且就對於漢武帝本人來說，也是極缺乏吸引力與約束力的。例如董仲舒所言之“天人感應”曾強調君主要努力約束自己的行為，要勤政愛民等，否則即會遭遇上天的“懲罰”（如各種“自然災害”）。
（“天人感應”等理論的提出者——董仲舒）
而我們可以看到，漢武帝不僅對軍事征戰樂此不疲，動輒出動數萬馬步軍發動遠征作戰（徵西域、徵大宛、討伐西南夷等），以致於產生了不小的花費；其還迷戀於長生不老之術，並在這方面投資頗大（而這還不算日常的宮廷開銷），這些加在一起，無疑加重了民間的負擔。
（縱橫馳騁的漢軍鐵騎）
據辛德勇教授的相關研究顯示，武帝即使到了晚年，尤其頒佈了著名的《輪臺詔》（即《罪己詔》）後，在實際生活中也並未有所收斂，而是繼續支援對西域的軍事行動等。所以說，“天人感應”連武帝本人都無法認真奉行，又怎麼能說服其他人，並進而層層傳達呢？所以說，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政策，對於西漢上層政治所產生的實際效果，是值得懷疑的。
（辛教授在這方面的具體研究，可見於本書）
“知識貴族”對儒術的掌控與壟斷
第二點，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政策，的確讓不少儒生，得以憑藉對儒家典籍內容的掌握而進入政府任職。可是亦應看到的是，在那個印刷術還未問世的時代，對於大多數普通人家來說，知識的學習與獲取，是一件極為奢侈的事情。所以能夠以掌握儒家典籍內容而平步青雲的青年，多離不開大地主與商人這類“大戶人家”的支援。
這些人進入中央後，自然與他們的資助者之間形成了極緊密的利益紐帶。這些大地主與商人乘機坐大，對皇權形成了極大的威脅。例如以“篡漢”而稱的王莽，即是這些人中的一份子。
（王莽依據“儒術”所推行的改革，幾乎斷送了其政治生命，而這對於儒術本身來說，也是一沉重的打擊）
他們的存在雖然離不開對儒學經典的熟練掌握，但從本質上來看，其不過是地方豪族的利益代言人罷了。
（西漢壁畫中，已隱隱約約體現了這樣一種關係）
所以說，無論經武帝肯定的儒家思想說的有多麼天花亂墜，其不過是謀取政治利益的一大工具罷了。而為了維護其對這個“政治工具”的壟斷權，他們不惜多次圍攻宣稱找到《尚書》等儒家經典“古文字”的劉歆等人。因為《尚書》等古文字的出現，寓示著此時期除了官方所宣揚的一套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其依據的內容為隸書所寫，與古文所寫的內容有很大出入）之外，還存在著另一種對儒學經典的解釋，這也自然會危及到西漢宮廷中既得利益集團的飯碗。
（劉歆像）
所以武帝之後的儒家學說，就其本身內容來看都是難於統一的，更何況是付諸於實踐。而這種無休止的爭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讓兩種文字所書寫的儒家經典開始走向共通與融合，但其影響卻多停留在了由“知識貴族”所掌控的領域中，所以自然無法使武帝所強調的“儒術”對社會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來自釋道的競爭壓力
第三，也就是最應提及的，便是他的競爭者們。東漢的第二個皇帝漢明帝在位時期，佛教經中亞、走新疆而傳入中原，在民間開始生根發芽。而在佛教的影響下，“道教”也出現在了民間的文化生活當中，並收穫了一大批信徒。
這兩個宗教之所以能收穫一定數量的信徒，並在之後的魏晉時代“發揚光大”，除有其傳播者的血汗播撒外，也離不開那個特殊的動亂時代。東漢和帝之後，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再一次被擴大，大量的貧民掙扎於死亡線上。
對於他們來說，除了武裝反抗外，思想的麻醉也是一種理想的手段。於是，佛教中強調“積德行善，在來世收穫幸福”的一系列內容自然讓佛教大紅大紫。而道教的影響更不必言，東漢末年的黃巾軍大起義，即是道教中的流派之一“五斗米教”組織起來的。
（東漢末年的黃巾軍大起義）
他們的存在雖在短期內同樣受到了戰爭的波及等原因，也未被政府所正式承認。可是其無疑讓偏重“政治性說教”的儒術的“生存空間”被大大壓縮了。而來自釋道的壓力，直到唐中期都未能被儒術所化解（韓愈作《原道》痛斥釋道之“禍國殃民”，即從反面證明了釋道在此一時期影響之大）。
因此，對漢武帝這一政策的作用還應加以具體分析。筆者對儒術的發展歷程的論述中，僅觸及的兩漢時代都尚且如此曲折，魏晉時代則更應具體分析，才可下結論了。所以，筆者認為，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政策所產生的作用，無論是從具體執行還是傳播等方面來看，都被大大高估了。
參考文獻：
呂思勉《秦漢史》 商務印書館
翦伯贊、鄧廣銘等著《中國史綱要》 北京大學出版社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 九州出版社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商務印書館
顧頡剛《漢代學術方略》 人民出版社
辛德勇《建元與改元》 中華書局
閻步克《波峰與波谷》 北京大學出版社
辛德勇《製造漢武帝》 三聯書店
辛德勇《中國印刷史研究》 三聯書店
在我們的中學教科書中，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歷來被視作是一件極具劃時代意義的事情。因為在很多人看來，漢武帝此舉不僅極大的提升了儒學在古代社會的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的主旋律。那麼漢武帝此舉真的有如此大的作用嗎？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呢？
筆者認為，漢武帝這一舉措所產生的影響與作用其實被大大高估了。原因大致有三點。
武帝——說一套，做一套？
第一點，秦漢時期的官方儒學，從其具體內容來看，不僅嚴重脫離於實際生活，而且就對於漢武帝本人來說，也是極缺乏吸引力與約束力的。例如董仲舒所言之“天人感應”曾強調君主要努力約束自己的行為，要勤政愛民等，否則即會遭遇上天的“懲罰”（如各種“自然災害”）。
（“天人感應”等理論的提出者——董仲舒）
而我們可以看到，漢武帝不僅對軍事征戰樂此不疲，動輒出動數萬馬步軍發動遠征作戰（徵西域、徵大宛、討伐西南夷等），以致於產生了不小的花費；其還迷戀於長生不老之術，並在這方面投資頗大（而這還不算日常的宮廷開銷），這些加在一起，無疑加重了民間的負擔。
（縱橫馳騁的漢軍鐵騎）
據辛德勇教授的相關研究顯示，武帝即使到了晚年，尤其頒佈了著名的《輪臺詔》（即《罪己詔》）後，在實際生活中也並未有所收斂，而是繼續支援對西域的軍事行動等。所以說，“天人感應”連武帝本人都無法認真奉行，又怎麼能說服其他人，並進而層層傳達呢？所以說，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政策，對於西漢上層政治所產生的實際效果，是值得懷疑的。
（辛教授在這方面的具體研究，可見於本書）
“知識貴族”對儒術的掌控與壟斷
第二點，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政策，的確讓不少儒生，得以憑藉對儒家典籍內容的掌握而進入政府任職。可是亦應看到的是，在那個印刷術還未問世的時代，對於大多數普通人家來說，知識的學習與獲取，是一件極為奢侈的事情。所以能夠以掌握儒家典籍內容而平步青雲的青年，多離不開大地主與商人這類“大戶人家”的支援。
這些人進入中央後，自然與他們的資助者之間形成了極緊密的利益紐帶。這些大地主與商人乘機坐大，對皇權形成了極大的威脅。例如以“篡漢”而稱的王莽，即是這些人中的一份子。
（王莽依據“儒術”所推行的改革，幾乎斷送了其政治生命，而這對於儒術本身來說，也是一沉重的打擊）
他們的存在雖然離不開對儒學經典的熟練掌握，但從本質上來看，其不過是地方豪族的利益代言人罷了。
（西漢壁畫中，已隱隱約約體現了這樣一種關係）
所以說，無論經武帝肯定的儒家思想說的有多麼天花亂墜，其不過是謀取政治利益的一大工具罷了。而為了維護其對這個“政治工具”的壟斷權，他們不惜多次圍攻宣稱找到《尚書》等儒家經典“古文字”的劉歆等人。因為《尚書》等古文字的出現，寓示著此時期除了官方所宣揚的一套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其依據的內容為隸書所寫，與古文所寫的內容有很大出入）之外，還存在著另一種對儒學經典的解釋，這也自然會危及到西漢宮廷中既得利益集團的飯碗。
（劉歆像）
所以武帝之後的儒家學說，就其本身內容來看都是難於統一的，更何況是付諸於實踐。而這種無休止的爭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讓兩種文字所書寫的儒家經典開始走向共通與融合，但其影響卻多停留在了由“知識貴族”所掌控的領域中，所以自然無法使武帝所強調的“儒術”對社會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來自釋道的競爭壓力
第三，也就是最應提及的，便是他的競爭者們。東漢的第二個皇帝漢明帝在位時期，佛教經中亞、走新疆而傳入中原，在民間開始生根發芽。而在佛教的影響下，“道教”也出現在了民間的文化生活當中，並收穫了一大批信徒。
這兩個宗教之所以能收穫一定數量的信徒，並在之後的魏晉時代“發揚光大”，除有其傳播者的血汗播撒外，也離不開那個特殊的動亂時代。東漢和帝之後，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再一次被擴大，大量的貧民掙扎於死亡線上。
對於他們來說，除了武裝反抗外，思想的麻醉也是一種理想的手段。於是，佛教中強調“積德行善，在來世收穫幸福”的一系列內容自然讓佛教大紅大紫。而道教的影響更不必言，東漢末年的黃巾軍大起義，即是道教中的流派之一“五斗米教”組織起來的。
（東漢末年的黃巾軍大起義）
他們的存在雖在短期內同樣受到了戰爭的波及等原因，也未被政府所正式承認。可是其無疑讓偏重“政治性說教”的儒術的“生存空間”被大大壓縮了。而來自釋道的壓力，直到唐中期都未能被儒術所化解（韓愈作《原道》痛斥釋道之“禍國殃民”，即從反面證明了釋道在此一時期影響之大）。
因此，對漢武帝這一政策的作用還應加以具體分析。筆者對儒術的發展歷程的論述中，僅觸及的兩漢時代都尚且如此曲折，魏晉時代則更應具體分析，才可下結論了。所以，筆者認為，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政策所產生的作用，無論是從具體執行還是傳播等方面來看，都被大大高估了。
參考文獻：
呂思勉《秦漢史》 商務印書館
翦伯贊、鄧廣銘等著《中國史綱要》 北京大學出版社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 九州出版社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商務印書館
顧頡剛《漢代學術方略》 人民出版社
辛德勇《建元與改元》 中華書局
閻步克《波峰與波谷》 北京大學出版社
辛德勇《製造漢武帝》 三聯書店
辛德勇《中國印刷史研究》 三聯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