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在考古中發掘出書籍等文獻資料最為重要。因為書是知識的載體，是文化和歷史的傳承，而飾品只能反映出那個時代的衣著風格。雖然對研究那個年代有些一定的參考價值，但遠不及文獻資料重要。

因為書一般是以竹簡、紙張、布帛等為載體，隨時間流逝易損毀，不易儲存。在考古中，發掘出文獻資料的很少，特別是被盜、自然損傷的古墓中，只有金銀器皿等金屬製品可以儲存下來，很多珍貴的文獻資料來自於甲骨、青銅器銘文、石刻等片段。試想，中華上下五千年，我們白紙黑字的歷史也不過是隨著朝代的更迭被勝利者有目地的不停篡改和修飾，如此往復，你敢說你看到的學到的歷史知識就是真實的？你敢說口口相傳下來的野史就是虛構的？這不過是我們需要給自己的歷史找個“證據”罷了。“疑古”的思想從來都不寂寞。

如果，在一個古墓裡發掘出可觀的文獻書籍，能填補上缺失的歷史或者顛覆掉現在所知的歷史，你說這是不是要比所有飾物都重要。當然，這樣的考古例子也很多，大家有興趣可以搜尋一下，在此就不佔篇幅贅述。

我個人認為，在考古工作中，書籍的記載和文物飾品應該處於同等重要的位置。我們都知道，一個人主要包括靈魂也就是意識和肉體兩個部分。如果把考古工作比喻成一個人，那麼考古資料、記載還有文獻都可以算成考究歷史的思想和記憶；而考古工作發現的實物可以算作歷史的肉體，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因此兩者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

歷史的書籍和記載可以為考古工作提供一個思想的指引。比如說某一個考古文獻當中記載了在某個時期某個地區存在了哪些歷史記憶，當時的生活狀態和使用物品的形式是怎樣的等等一系列的內容。那麼當我們在進行田野考古發掘的過程中，對於發現的器物就可以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進行一一對應，而不至於一頭霧水，無所適從。舉個例子，中國在發現中山靖王劉勝的墓的時候，一開始並不知道這是誰的，是哪個年代，後來透過查閱文獻，把發現的歷史文物與文獻記載進行比對，基本可以確定墓主人的身份。等到後期發現了劉勝的官印後就可以完全確認了。如果沒有從古至今文獻的記載，那真的是不知道發現者為何了。

而考古工作發現的物品包括飾品是對考古資料進行驗證的必要證據。我們可能在史籍中看到了當時歷史形態的記述，可是誰也沒有見過實物，並不能有一個完全信服的評判，但是如果發現了實物與史籍記述相符，那麼這種說法就是最有說服力的。比如說過去有一種說法是《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是同一部，並沒有出現過孫臏這個人等類似的說法。可是1972年在山東銀雀山發掘的西漢墓葬裡就恰恰發現了《孫臏兵法》，從而印證了關於這段歷史記述的真實性。

同時，任何一部史籍都是由諸多歷史學家完成的。由於歷史發生的年代久遠，再加上當時的調查手段落後，一些封建統治者處於宣傳的目的等等附加因素，導致了中國的歷史記載雖然是一項比較系統的工程，但也難免會出現一些訛漏，那麼這個時候就需要發現歷史文物包括飾品等來進行驗證或者是駁斥。很長時間以前有一種說法就是中國的音樂是由西方傳過來的，可是後來在賈湖遺址中發現了數量不少的骨笛，音律幾乎與現代相同。這樣就推翻了過往的記載。當然類似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

考古工作是一項系統的嚴謹的工作，無論是檔案記述還是實物證據都是同等重要的。

什麼叫考古？考古除了能從史書上找到歷史，也能從文物中獲取古代的風俗文化，都很重要。飾品文物極少傳到現代，很多還是經盜墓賊流傳出來的。

史書能直接告訴我們在莫個朝代發生的重大事情（野史不算）。說到史書那就得說一說它的完整性，古代西漢之前都沒有紙，寫字都是寫在竹片上有的寫在錦緞上。再往前那就是甲骨上了。東漢蔡倫改良發明了造紙術，紙張時間久了也是極難儲存的，更別說經過多少個朝代了。

飾品文物告訴我們莫個朝代的繁華，古人的精湛技藝，喜好的樣式。好的飾品文物往往隨主人去世一起下葬了。一件好的飾品文物也是很難儲存好的。

說到重要性都不可比。

書籍和飾品都是考古能否得到重要資訊的載體。都重要。

書籍更能詳細描述特定歷史時期，發生的特定事件以及民俗，社會特點。

飾品也是重要的證據，飾品的特點也能反映歷史時期人們的審美，價值觀，文化因素的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