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講個故事：曾經有一位官員對李世民說：“我有一個絕招來教你如何分辨忠奸。就是你在朝堂上假裝生氣，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有人依然能堅持自己的意見，他就是忠臣；如果有人見你生氣而開始諂媚，他就是奸臣！”李世民聽後哈哈一笑，說：“皇帝是源頭，大臣是溪流。源頭混濁了，溪流能幹淨嗎？”

中國曆來講究“忠君愛國”，但正如李世民所說，找到源頭活水般的明君太難了，而大臣們在面子上又必須得向皇帝效忠，於是就跟尷尬了——對昏君效忠的我，是忠是奸？

其實，應該忠於帝王一人還是應該忠於國家是一個應該區分卻又很難區分的問題。比如周亞夫效忠於漢朝，平定七國之亂避免了漢朝的滅頂之災，卻被視為不忠於皇帝，最終冤死。秦檜效忠於宋高宗趙構，卻不忠於宋朝，導致岳飛被殺，讓宋朝在抗金戰爭中陷入更加被動的處境。

在當時的皇帝以及大批隨聲附和的官員眼中，周亞夫是奸臣，秦檜是忠臣。但是現在來看，周亞夫是有大功卻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忠臣，而秦檜是徒享一生富貴卻賣國求榮的奸臣。

忠奸取決於立場。

站在皇帝的角度，這些人是他終日生活在一起的人，一起生活，一起玩，皇宮是皇帝的家，也是宦官的家，除極少數如趙高這種以外，都是忠臣。可以說，宦官往往是皇帝最信任的人，且沒有之一。除了及特殊的幾個外基本上宦官都是忠臣。

站在士大夫角度就不同了。這幫人與皇帝吃喝玩樂，不勸導皇帝學好，甚至還干預政務，實在討厭，所以大部分都是奸臣。士大夫掌握話語權，史書是士大夫們寫的，所以宦官群體普遍比較醜陋。歷史上也有些宦官像張敏轟轟烈烈，實在沒法噴，史書上乾脆就一筆帶過，而對於有些宦官劉瑾魏忠賢之流便加大筆墨，似乎出名的太監沒什麼好人。於是就有了現在這種印象，宦官是個壞人扎堆的群體。

宦官只是皇帝家的僕人，應該以僕人的標準來判斷，聽命於皇帝，按照皇帝的指示說話辦事的，就應該是忠臣，否則便是奸臣。至於所說所做是否正確，是皇帝的責任，不是宦官的問題。

其實，大多數皇帝覺得是忠臣的，搞不好就是奸臣；那些讓皇帝吹鬍子瞪眼的，十有八九都是忠臣。

這個問題其實可以算是一個千古難題了，這麼多年來，很多人（尤其是皇帝）對什麼叫忠、什麼叫奸一直鬧不大清楚，往往大家都覺得是奸臣的在皇帝眼裡反而是忠臣。因此，辨別忠奸，是當好一個皇帝的最重要能力。

其實也不怨那些皇帝眼瞎，識人不明，而是他們弄混淆了一個概念，那就是“忠”和“忠臣”，不是一個概念。

“忠”要求的，僅僅是忠於一家一姓的皇帝而已。這種忠誠其實可以有兩種表現，一種是公忠體國，事事為幫助皇帝成為一名明君乃至聖君做打算；還有一種就是哄孩子式的忠，具體表現就是給皇帝想要的一切，變著法的讓皇帝開心。

第一種人，我們習慣性地稱他們為忠臣；後一種人，一般性的稱呼是弄臣，如果他們擅權的話叫佞臣，如果他們還禍國的話那就是奸臣了。

因此，古代一個當官的到底是忠臣還是奸臣，其實就看他在對待皇帝和國家的處理上是否是割裂的：如果他在忠於皇室的同時也不忘為了國家辦事，那他就大可被稱之一位忠臣；倘若他只能把皇帝哄開心了事，以“忠”之名行不軌之事，那多半就是奸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