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年間轟動一時的“樊左互控案”的兩位主角人物是永州鎮總兵樊燮與時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府的左宗棠。最先是咸豐八年（1858年）駱秉章參劾樊燮，主要罪名是“違例乘坐肩輿，私役弁兵”，其後又再度上奏咸豐皇帝，告樊燮曾貪汙錢財數千兩。咸豐聽聞後，先是將樊燮革職，其後又將其拿問。明明是駱秉章參劾的樊燮，為什麼又和左宗棠扯上關係呢？原來駱秉章的這兩封奏摺都是出自左宗棠之手，左宗棠可不只是簡單按照駱秉章之意謄寫奏摺。駱秉章作為湖南巡撫，卻事事聽從左宗棠，所有政務都要徵詢左宗棠的意見，因此駱秉章參劾樊燮很大程度上是左宗棠的意思。

左宗棠

左宗棠和樊燮此前就結下了樑子，據野史記載，左宗棠曾與樊燮發生激烈的口角衝突（很多小說還記載左宗棠曾掌摑樊燮，不過據當今學者考證，掌摑之事可信度不高），起因是有一次樊燮到湖南拜訪巡撫駱秉章，左宗棠對樊燮未向自己請安甚為不滿，對其破口大罵。又據徐宗亮記載：左宗棠以一介舉人，居然敢於“遽起批樊頰”，使“樊不能堪”。不過也有人認為，樊燮人品不佳，平時目中無人、恣意妄為，駱秉章和左宗棠早就對其心生不滿了，於是藉此要彈劾他。

駱秉章

駱秉章的參劾著實讓樊燮遭受了不小的打擊，因此他聯合湖廣總督官文控告駱秉章和左宗棠，並直言左宗棠是“劣幕”，因此在咸豐九年（1859年）樊燮提起上訴，控告駱秉章濫邀保舉、左宗棠交往地方官員交往頻繁。此事一出，讓左宗棠深為恐慌，但是不久事情就發生了大反轉，咸豐十年（1860年），咸豐皇帝作出了決策，不僅沒有懲處左宗棠，反而擢升左宗棠為四品京堂候補，後經曾國藩舉薦，升三品京堂候補，再升浙江巡撫，其後歷任閩浙總督、陝甘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以及大學士、兩江總督等，政治生涯達到頂峰。

湘軍

那麼，左宗棠為什麼能夠轉危為安、因禍得福呢？背後其實是以曾國藩、左宗棠等為代表的地主階級經世派的勝利。左宗棠在入駱秉章幕府前，就是個不簡單的人物，他在湖南廣結名士，聲名遠揚，駱秉章當初聘其到幕府中也是費了不小的力氣。左宗棠曾藉助自己的身份，為曾國藩的湘軍出外作戰提供了後勤保障，因此樊燮參劾左宗棠之事一發生，曾國藩四處疏通，讓案情迅速緩和下來。

因此，面對左宗棠和樊燮背後的地主階級經世派與傳統貴族的衝突，咸豐皇帝選擇了前者，其原因是隨著湘軍的壯大和漢族大臣勢力的崛起，咸豐皇帝必須依靠他們鎮壓當時的太平天國起義。

參考文獻：

1、賈熟村：《對樊燮控告左宗棠案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86年02期。

2、鄭峰：《駱秉章、左宗棠關係考論》，《求索》2007年09期。

3、劉江華：《從清宮檔案看左宗棠樊燮案真相》，《紫禁城》2012年07期。

或許這就是華人的悲哀吧！

左宗棠如果不是強勢被參，如果不是眾多強勢官員的聯合力保，也許就沒有了後來四處平定亂局，強勁收復新疆的左季高了！

一個小小的師爺竟然把大清王朝弄得波瀾凸起！沒有真才實學就是根基深厚，左師爺有什麼根基？有的只是才學，出眾才華與傑出的能力！你說，這樣的人才對於當世的大清是多麼難得啊？

我要說的是，張揚在特定的時期是必須的！只要你有足夠了張揚的才華與能力！不然，即使你高過左季高，你都可能被謙虛掩蓋得屍骨無存！

樊燮一案被說成左宗棠強勢的典型事件，其實是一些晚清寫手為了抹黑左宗棠，歪曲事實的結果。劉江華先生的《左宗棠傳信錄》一書中，根據他在國家檔案館查閱的資料充分證明所謂對樊燮的種種，其實是不存在的，事件真相跟坊間的傳說大相徑庭。然而，左宗棠此次被誣告又絕非偶然。他和駱秉章對湖南進行了方方面面的大力整頓，不如此，湖南將不可能具有在那樣一次巨大的變故和動盪中自救自強的能力，不可能供養一支湘軍，也就不可能有後來的種種。這場整頓和改革大大增強了湖南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當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撞碰了許多官場中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使得他們咬牙切齒。這些人時時刻刻希望打破湖南的駱左聯盟局面，恢復從前的管理模式。駱秉章樹大根深難以撼動，左宗棠則布衣一個，對他動手要容易得多。所以，他遇到飛來橫禍也就成為必然，沒有樊燮，肯定也有張燮、李燮，逃都逃不掉的。事情鬧大了，引起舉國上下的關注，而左宗棠畢竟不是蠅營狗苟的“劣幕”，越是深究，他的成就和能力越是突顯，更加引起關注。畢竟駱秉章和胡林翼都是封疆大吏，他們對於左宗棠的保護都不遺餘力，結果也就必然使得整個事件真相大白。到了這時候，肯定不會是左宗棠得到平反事情就結束了，他必然因為被渲染得超凡脫俗的能力而引起進一步的強烈關注，為了驗證這種渲染的真偽，他被派往曾國藩軍營進行檢驗。既然他在後來的戰爭中進一步彰顯了非凡的能力，尤其是樂平保衛戰，以五千之眾扭轉了整個江西戰場的局勢，他被重用也就成為必然，儘管曾國藩在回答清廷的詢問時告以左宗棠“不能當方面”，也不能改變這種結果。因此，這一切看似偶然，其實，卻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