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之怒典出《戰國策.魏策四》。

我們曾經讀過的文章——《唐雎不辱使命》說的就是這個典故。

文章用人物對話方式，生動地塑造了唐雎不畏秦王的典故。

文章在描述中，提出了盛名於世的“天子之怒”和“布衣之怒”。

天子就是當時的國王（從某個角度看，也可以稱之為皇帝了，雖無皇帝之名，卻有皇帝之實。），後世經常引申為當權者。

布衣就是當時沒有官職的平民，後世也常引用為普通民眾的代名詞，也就是現在我們平常所說的老百姓。

在正常情況下，天子身為九五之尊，萬人之上，如果一旦發怒，那威力自然不可小覷。正如文章裡秦王所說的那樣：“伏屍百萬，流血千里”。但唐雎的“布衣之怒”卻使得秦王俯首就範。

從文章的描述，可以認為“布衣之怒”比“天子之怒”還有威力，才使得高高在上的秦王降低他那所謂的高貴的身段。

“布衣”——普通民眾——也就是老百姓，是一個國家的基礎，沒有百姓，也就是說沒有人，哪裡有可能出現部落或國家。

歷史上，多數朝代更迭和興亡，均是由“布衣之怒”引起的，也就是廣大老百姓不堪受壓迫、不堪受欺辱，而奮起反抗，直接導致某個朝代的更迭和興亡。

所以古人曾雲：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類似的意思就是：統治者或當權者像是一艘船，而廣大的老百姓猶如河水，水既可以把船載負起來，也可以將船掀翻淹沒掉。

所以歷代清明有為的統治者都很重視對“布衣”——老百姓的安撫，讓老百姓能夠安居樂業，使廣大老百姓不會迸發出那能量巨大的“布衣之怒”，從而加強、維護自己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