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斯古經《阿維斯陀》中，國王費裡頓（Feridun）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圖爾（Tuirya）、二兒子薩勒姆（Sairima）和小兒子雅利安（Airya），國王在年邁之際三分帝國，大兒子圖爾（Tuirya）統轄東部，演化成了圖爾人（圖蘭人），是突厥人的祖先；二兒子薩勒姆（Sairima）統轄西部，是羅馬人的祖先；小兒子雅利安（Airya）執掌中南部，演化成了伊蘭人（伊朗人），是雅利安人的祖先。

雅利安人和斯基泰人、西徐亞人、塞種人、薩迦人、塞人，基本都居住在古代波斯及其周邊，在血緣上有千絲萬縷的親緣關係，但談不上同一血緣。

打個比方，漢人、回民、蒙族人，在人類學分類上，基本都屬於蒙古人種，在血緣上有一定關聯，但絕對不屬於同一血緣。

廣義上，他們都是同一血緣。

塞人，即中國古籍記載“塞種”（Sak）、亞述人稱呼阿什庫茲人（Ashkuz）、希臘人叫作斯基泰人（Scythian）、波斯人名之為薩伽人（Saka）的古代伊朗系遊牧集團，也是歷史上首個給東西方諸帝國王朝均留下深刻印象的遊牧集團。

屬於斯基泰人的薩伽伊人戴著一種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頂頭的地方是尖的。他們穿著褲子，帶著他們本國自制的弓和短劍，此外還有他們稱之為薩伽里斯的戰斧。這些人雖是阿米爾吉歐伊·斯基泰人，卻被稱為薩伽伊人，因為波斯人是把所有斯基泰人都稱為薩伽伊人的。

——希羅多德《歷史》第七卷64節

他們是最早的世界征服者和遊牧民族——古印歐人，也就是雅利安人的後裔。作為典型的遊牧民族，他們時常遷徙並劫掠農耕王朝的領土，也曾被後者的軍隊擊敗甚至被迫納貢。

他們滅亡了希臘人在中亞建立的著名國度巴克特里亞王國，他們的親族——斯基泰人甚至殺死了名震一時的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開國君主居魯士大帝；他們曾一度給戰神亞歷山大大帝、帕提亞名王米特拉達梯二世造成很大麻煩；但是，在創造瞭如此輝煌成就的他們自己，也曾迫於東方同族親戚月氏人的壓力，而不得不從家鄉四處遷徙，從而在西南亞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BC 8至2世紀長達600餘年的時間內，他們廣泛分佈在從阿爾泰山麓到南俄草原的廣闊地域上。古典羅馬歷史學家阿里安按其所居地區的差異又將這一遊牧民族劃分為歐洲斯基泰人和亞洲斯基泰人，前者部落成分單一、地區分佈明顯，逐漸演變為狹義上單一民族的斯基泰人；後者則由於部落成分複雜，地區分佈迥異而成為馬薩格泰人（Massagetae）、阿比亞斯基泰人（Abian Scythian）等諸多部落聯盟的統稱。

歷史學家根據《漢書·西域傳》對烏孫國地理位置的記載——“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一般認為塞人在BC 2世紀中葉中亞民族大遷徙前主要分佈在今伊犁河、楚河流域。波斯國王大流士一世（Darius I，BC 522-486）的波斯波利斯銘文自稱，其王國疆域“從索格底亞納對面的薩伽人領地直至庫薩（衣索比亞）”，也說明塞人遊牧的領地在錫爾河以外，與《漢書》所載大致相符。雖然沒有古典文獻的確切文字記述，但塞人的確很早就已出現於歷史上——考古學家透過對中亞各地原始文明的發掘考證，認為包括塞人在內的泛伊朗系遊牧民族最晚在距今3000年前即已起源於廣袤的中亞草原。顯然，由於巴爾喀什湖地區氣候溫和溼潤、伊犁河流域草場肥美，非常適合放牧牛羊，因此塞人很早就選擇了此處作為自己生活的家園。

與斯基泰人相似，塞人一般留著長髮鬍鬚、身穿與米底人和波斯人相似的寬鬆式束腰上衣和長褲、腳著馬靴、頭戴中亞典型的護耳尖頂氈帽——他們戴著尖頂氈帽的形象是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以致於無論阿契美尼德諸國王的銘文，還是希臘古典作家都以“戴尖帽的薩伽人/斯基泰人”來稱呼他們、並以此作為後者與其它亞洲斯基泰人區分的標誌。

作為典型的遊牧民族，塞人日常的生活自然與放牧息息相關。他們平時廣泛放牧牛羊並以牛羊肉及其奶製品為主食，戰時則騎馬組成騎兵與敵交戰，崇尚至上的太陽神，舉行各種火祭和馬祭。古典羅馬作家盧西安曾稱“斯基泰人是擁有八條腿的人”，此處“八條腿”即指兩頭牛；考古學家也曾在塞人墓葬中發現了塞人透過鍛鑄、鑲壓、雕刻等多種手法，以金、銀、銅等貴金屬創造出的浮雕動物造型，尤以馬、鹿等動物為最多。許多古典作家都注意到早期塞人習俗獨特、品德淳樸的特點，古典羅馬歷史學家查士丁在介紹斯基泰人等遊牧民族時這樣寫道：

“這些人沒有邊界，因為他們既不耕種土地，也沒有房屋、住所或任何安身立命之固定場所，但他們總是忙著飼養羊群和畜群，漫遊在沒有墾殖的荒漠上。他們用馬車裝載婦孺，馬車覆蓋著獸皮來防雨禦寒，其功用一如房子。他們身上顯露出來的公平，更多地來自於人的品性而不是法律的影響．在他們的觀念中，沒有什麼犯罪比偷盜更兇殘的了；因為人們將羊群和畜群散放在樹林裡，沒有柵欄和棚圈，如果允許偷盜豈有安全可言?他們對黃金和白銀蔑視的程度不亞於其他人對它們覬覦的態度。他們以奶和蜂蜜為生。他們不知道毛織品和衣服，雖然他們飽受長久寒冷之苦；然而，卻穿著大大小小的獸皮。如此節儉，以至於在他們中間流行公正之風，對鄰人之物毫無貪慾；因為只有財富當道之處，才會流行求財之慾。”

毫無疑問，古典學者對塞人的上述印象停留在遊牧民族原始的公有社會階段，當後者與周圍先進文明進一步接觸、經歷了階級社會的發展後，情況顯然發生了變化。歷史學者從阿爾泰地區的古墓中發現，自BC 8-6世紀以降，無論是墓地規模還是陪葬遺物種類，部族首領的墓地均已與普通民眾區分開：普通人的墓葬規模小且隨意葬在小的山丘或石丘之下、墓中一般並無值錢的奢侈品陪葬；而部族首領則用原木建有巨大的拱形墓，有時高達20米且有4米高的圍牆拱衛，墓內陪葬有貴金屬製成的豪華飾物。諸如盧西安在內的古典學者也提到了草原社會的分化，他們將這些遊牧民族劃分為王族、軍事貴族或祭司、普通民眾。這一切都表明，這一時期的塞人遊牧社會的家庭和部族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大多數學者在古典資料和考古學證據的支援下，認為在這一時期，氏族部落是塞人等遊牧民族的社會基礎。氏族部落平時是國王和貴族徵稅納貢的基本單位，戰時則成為作戰集團。如同斯基泰人一樣，戰時塞人的兵源同樣也由這些氏族提供：其軍隊主力由貴族首領的衛隊組成，其次是有戰爭經驗的部落民組成的支隊，餘者則由老弱者組成輔助部隊。

塞人的軍事習俗也因其尚武野蠻而聞名世界，他們為生而戰、為戰而生。按希羅多德之載：泛斯基泰遊牧集團均喜歡以敵人頭骨為飲器，他們同樣愛好剝下敵人的頭皮縫織成毛巾或外衣，更有甚者，將人皮剝下用木架撐著帶到馬背上。對他們所最痛恨的敵人，塞人會將其首級眉毛以下的都鋸掉，並把剩下的部分清洗乾淨後，鑲上各種裝飾品甚至金銀。當客人來訪問時，主人便用這些頭顱飲器招待客人，證明自己過去的勇武。

讓人印象深刻的不僅僅是上述塞人的尚武性格。事實上，塞人軍隊那優良的武器裝備和適宜的軍事戰術更令古典學者著迷。諸如庫提烏斯、阿里安在內的古典希臘-羅馬歷史學家均注意到，這些中亞遊牧民族有將鐵片製成的鎧甲披掛上陣的傳統，後者還使用各種形制和大小的金屬頭盔和盾牌。甚至在希羅多德筆下，馬薩格泰人已經用胸甲為戰馬防護——這一舉措顯然標誌著後世重灌騎兵雛形的開端。

在進攻敵人時，塞人一般會在遠端距離使用弓箭和投石器、中程距離上選擇長矛和標槍，只有在近距離肉搏時才使用短劍、戰斧、釘錘和匕首。考古學家根據早期塞人墓葬的陪葬器物認為，塞人使用的弓與斯基泰人如出一轍，可統稱為斯基泰弓，屬於典型的反曲複合弓。古典羅馬歷史學家阿米安如此形容斯基泰弓：“當所有民族的弓仍用一根樹枝拗彎製作時，斯基泰人則將兩片單弓臂組裝成新月狀的弓，每片末端都向內反曲。”

相比其它大型弓箭，斯基泰弓並不很長，弓臂只有80釐米，但因其特別構造，其投擲威力並非出自弓臂長度、而取決於滿弦狀態的彈射力量。長期熟練操作弓箭的塞人擁有每分鐘10-12支箭的射速本領。他們每人可攜帶30-50支箭參加戰鬥，完全能夠在3至15分鐘內將其發射完畢。可想而知，這些箭矢將給敵人造成多大的威脅。

塞人同樣使用長矛和標槍。與弓箭相似，他們的長矛同樣不長，一般只有1.7-1.8米左右，顯然適合既可以遠距離投擲，又能近距離戳刺的雙重用途。訓練有素的戰士能夠用這種長矛在30米外給敵人造成致命打擊。

按照古典歷史學家的記載和考古發現，塞人軍隊可劃分為騎兵和步兵兩個兵種，前者毫無疑問乃是塞人軍隊的主力，其絕大部分是不覆甲或少覆甲的由較富裕的部落平民組成的輕騎兵；核心成分則是由王子、貴族組成和指揮的，以紀律嚴明列陣衝鋒聞名的重甲騎兵。後者雖然作用不如騎兵重要，卻依然在軍隊中佔據了一席之地，主要從貧窮的部落民、尤其是從那些被塞人吞併的被征服部落中徵集。當有強敵入侵時，塞人往往會採用諸如堅壁清野、截斷商路、毀掉牧場、填平水井等焦土戰術，利用自己機動性強的優點引誘敵人進入廣袤的領土縱深並不斷騷擾，待敵人疲敝交加之際再予以反擊。塞人一般會選擇在開闊地域與敵交戰，戰鬥爆發後無論輕重騎兵均首先用漫天的箭雨和石塊削弱敵人、靠近後擲出標槍，然後重甲騎兵以密集陣型一輪輪地衝擊敵人正面，直至敵軍陣型被衝散，輕騎兵再圍上結束戰鬥。

憑藉著這樣一支戰力強大、戰術得當的軍隊和有利的廣袤戰略縱深，自BC 11世紀出現於歷史舞臺上後，塞人就得以在錫爾河右岸從費爾干納至伊犁河源頭的廣闊草原上自由放牧，直至BC 2世紀中前期的中亞民族大遷徙時代的降臨。在此期間，沒有任何強權能夠迫使這些草原遊牧精英徹底屈服——即使強如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和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BC 336-323）也無法做到。

希羅多德還曾記載過，塞人的親族斯基泰人中的馬薩格泰人擊殺入侵的波斯帝國開國皇帝居魯士二世（Cyrus II，BC 559-530）的故事。作為馬薩格泰人親戚的塞人很可能也加入其中，至少也曾派出過一些支援部隊，因為其後他們同樣遭到波斯人的報復。按照波斯國王大流士一世貝希斯敦銘文的宣傳，大約在BC 519年，大流士曾率軍渡過錫爾河進攻打敗了“戴尖帽的薩伽人”，不僅俘虜其首領斯昆克薩（Skunxa）、還完全吞併其領地設定為行省。此後，大流士及其子薛西斯一世（Xerxes I，BC 486-465）在蘇薩等地的銘文就開始宣稱，塞人部眾不得不“執行我（指波斯國王）的命令、遵守我的法律”。

然而，儘管塞人成功地在波斯人和希臘人的威脅下保護了自己的文化和家園，但在來自東方的民族大遷徙浪潮打擊下依然無能為力。從《史記·匈奴列傳》中得知，BC 176年，匈奴單于冒頓（Modu，BC 209-174）在致漢文帝（Emperor Wen of Han，BC 180-157）的國書上宣稱“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Murano、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說明在當年之前，月氏人在敦煌、祁連山一帶的故地已無容身之處而被迫西遷。首當其衝的就是尚居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列傳》中這樣寫道：“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雖然司馬遷並未詳細記載兩個遊牧民族之間的戰鬥經過，但完全可以想象：在因一心想要向西遷徙，以奪得一塊賴以生存家園，而且戰意十足，戰略戰術更勝一籌的月氏軍隊面前，塞人騎兵昔日引以為自豪的機動性、衝擊力完全喪失了優勢。月氏人迅猛而輕鬆地擊潰了塞人士兵的所有抵抗，整個中亞遊牧集團為之震動。此後，戰敗的塞人除少部分留守，並臣服於月氏及其後的烏孫外，主要部族分成兩支分別向西、南兩個方向遷徙。西遷的塞人最終於BC 2世紀70年代，趕走了巴克特里亞的因內亂而日益衰弱的希臘人，從此拉開了中亞民族大遷徙的帷幕。（以上內容摘自我們作者Heinrish的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