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無第一，武無第二。

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生死疲勞》《蛙》等等，都是文學史上打不動得標杆，又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成為了中國文學社的新一代扛把子。

而劉震雲的《溫故1942》《我不是潘金蓮》《一地雞毛》等也填充了中國文學史，佔了據一席之地。

話說回來，二者文學界都有自己的讀者，有自己的天地，有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意會和感悟，何來更高一說？時代在革新，在變化，在發展。你可以說誰寫的不好，但是你不能說他的文學造詣不高，二者都達入化境，文學造詣不相上下，就沒有必要去討論誰高誰低了，功過自有後人來評，歷史自有歷史評說。

劉震雲和莫言都被稱為“新寫實主義”的代表作家，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有人問劉震雲對莫言獲獎的感受。

　　劉震雲風趣地說：“莫言獲獎之後，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好多人問我的感受。這就像我哥娶了嫂子，洞房花燭夜，別人問我感覺怎麼樣。我說，祝他愉快。莫言能獲獎，表明中國至少有十個人也可以獲獎。莫言獲獎，很正常，如果是閻連科獲獎，也很正常。”而作家閻連科也接過話茬說：“獲獎很重要，獎金也很重要，我們村的人跟我說，750萬元獎金夠全村蓋房子修路了。”

個人認為，文學成就看作品，而不是被翻拍成電影的數量。

震雲比莫言年輕，但是他的《一句頂一萬句》卻比《蛙》老辣，也更有看頭。我從前看過他的《手機》，印象不深。但是憑這部《一句頂一萬句》，劉震雲足可以邁入當今中國一流作家行列。壞小說和好小說的區別，類似快餐和正餐的區別，前者圖個飽，不講究營養；後者不僅講究色、香、味，還講究營養均勻。壞小說飽的是眼福，好小說飽的是心靈。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寫的不是時代，不是命運，也不是人，是心。劉震雲雖然把時代背景放在解放前和改革開放後，然而，你另外給它換個時代背景，也不會有什麼問題。這說明時代只是一個裝飾物。小說中人物的命運也很平凡。人物之間的相互糾葛，不是因為發生了變故，而導致命運的改變。恰恰相反，是人內心的糾結，影響了人的行為，最後導致他們結局各異。甚至可以這麼說，劉震雲其實並不關心人物的命運，他們從年輕到年老，到死亡，都稀鬆平常得很。更有甚者，有好幾個人物，如賣老鼠藥的騙子老尤，劉震雲根本沒交代結果。這說明人物命運不是作者所關心的。實際上，劉震雲在這部三十六萬字的小說裡，發現了人與人相處的秘密。這個秘密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說得著和說不著。小說通篇寫的就是，人和人怎麼說不到一塊兒去，跟能說到一塊兒去的，又不能夠在一起。這種糾結是人活著最大的痛苦。

所以從內容和思想深度上來說，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比莫言的《蛙》更高明。莫言還在探索人物的命運，揭露時代的荒謬，呼喚生命的尊重，感情強烈充沛，躍於紙上，而劉震雲已經對這一切漠不關心。劉震雲拋開了遮擋在生活表面的層層霧障，直接深入到了人的心靈，而且感情淡定，徐徐道來，不禁讓人唏噓感嘆。

莫言的《蛙》採用了第一人稱，而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採用了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第一人稱可以拉近讀者和書中人物的距離，第三人稱容易造成讀者和書中人物的疏離。實際上，裡面的技巧全靠作家的水平。《蛙》妄圖用書信體的形式，進一步拉近讀者的距離，在我看來，並不成功。因為小說中的“我”，也就是“蝌蚪”，把這麼一個長篇故事寫給一個日本老頭聽，有點勉強。小說稱日本老頭杉谷義人為“先生”，客客氣氣，很明顯，他們之間的距離並非那麼親近，僅僅因為杉谷義人的父親跟姑姑曾經有那麼一點點關係，就要把這個故事獻給他，這完全是莫言出乎小說結構的需要，勉強而為之的結果。因乎此，莫言在文體上的探索和創新充滿了雕琢味道，也就是充滿了匠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