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梁啟超都是寫進歷史書的人物，被認為為近代中國的進步做出了貢獻。但事實上，從中國歷史整體來看，“康梁”這對師徒，對中國的作用更多的是誤導性的。
康有為的誤導性倒不在於他後來的“保皇”，而是在於他寫的曾轟動一時的兩本書，《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梁啟超的誤導性也在兩本書，《清代學術概論》和《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四本書有個共同點，就是都錯誤地解讀了清朝學術和思想，阻礙現代華人去正確理解中國傳統。
康有為的誤導性影響更多在當時，他是中國傳統信仰整體崩潰的點火者。後來的從“打到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到徹底懷疑中國歷史的“古史辨”運動，再到最終整個中國陷入深深的文化自卑、民族自卑，都是由他而起。
梁啟超的誤導性影響則更多在現在。他是當下華人正確理解清代學術史、思想史的最大障礙，因為他的書被當今學術界視為該領域的“奠基之作”，他的觀點被寫進了歷史教材，成了試卷中標準答案。不能正確理解清朝學術和思想，不僅無法真正理解中國傳統，也無法真正理解當今社會，因為現在的中國是直接從清朝演變而來。
概而言之，當下的中國與清朝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斷裂。不僅在歷史事實上斷裂，而且也在歷史認知上斷裂。一直以來這種斷裂都被視為是“革命”、“進步”。事實上，這不僅也造成與中國傳統精髓的斷裂，也使得我們無法看清這個斷裂本身，讓我們無法看清歷史，也無法看清現在。
“康梁”是製造這個斷裂的軸心人物。
知道《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這兩本書名字的應該不少，但知道這兩本內容的可能不多，知道這兩書是抄襲之作的可能更少，而知道這兩本是憋足抄襲的就更是寥寥了。
這兩本書的核心觀點，分別來自清末另一位經學大家廖平的兩篇文章，《今古學考》和《知聖篇》。為此兩人還打了多年的筆墨官司，遺憾的是至死康有為都對此緘默不語，這也是康有為為後人不齒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儘管梁啟超不得不承認此事，但也半遮半掩，而且還企圖用醜化廖平人品的手法去掩蓋老師的敗德。
康有為最大的錯誤還不在他是一個抄襲者，而是在於他是一個憋足的抄襲者，他沒有真正理解廖平，只抄了廖文的皮毛和糟粕，遺漏了實質和精髓。梁啟超最大的錯誤也不在於為師遮醜，而在於他因循老師，無法真正理解廖平，進而無法真正理解清代學術。他的《清代學術史》是淺陋之作，只知其表，不知其裡。
用現在話說，《新學偽經考》是在宣揚一種“陰謀論”，說王莽之後，儒家的《五經》全是假的，是劉歆為支援王莽篡位而偽造的。這個觀點本身早已被證明是胡說八道。然而這個胡說八道，但卻讓康有為迅速爆紅，同時也引發儒家信仰崩潰的觀點，並非是康氏原創，而是來自廖平。
廖平之所以提出這個離譜的陰謀論觀點，不在這個觀點本身，而是他想為儒家《五經》中存在的系統矛盾提出一個解釋。廖平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看到儒家《五經》存在系統矛盾，並且企圖為這種矛盾提出解釋的人。廖平的一生，其學術觀點屢次變化，但其變化的只是對矛盾原因的解釋，在這個矛盾本身上，他是沒有任何改變的。
現代人對清儒的模式化印象是，他們之所以醉心考據學、“鑽故紙堆”，是因為害怕清廷的政治迫害。事實上，從根本上說，考據學在清朝的出現和清廷的行為沒有任何關係，而是中國學術的內在需求使然，內在邏輯使然。清朝人認為，宋、明兩朝的儒學不是正宗的儒學，偏離了真正的中國傳統，所以，他們就想超越宋明，往前尋找真正的儒學，真正的中國傳統。用公式表達：考據學=追尋中國傳統。
清人認為，真正的儒學出現在孔子時代，但是孔子時代的資料流傳下來的很少，於是他們退而求其次，將目標鎖定在漢朝，因為漢朝不但“去古不遠”，而且還流傳下大量資料，有案可查。所以，清朝的考據學又被稱為“漢學”。
清儒本以為，只要恢復了漢學，真正的儒學就可找到。然而，意想不到的更嚴重問題出現了。經過艱苦的資料查詢，漢學的確恢復了，但是卻發現漢代的儒學中存在巨大的矛盾。這個矛盾體現在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學派之間的矛盾，最典型的就是“公羊學”與非公羊學。第二個層面是在《五經》內部，漢代的《五經》並非整齊劃一的，而是矛盾重重。這樣一來，清儒就懵了，到底哪個學派是真儒學，到底《五經》中矛盾的哪一方是真經？
這樣一來，到了清朝晚期，考據學就衰落了。因為此時主要的問題以不是恢復漢學的問題，而是如何處理漢學中的矛盾的問題。而面對這種矛盾，出現了兩種分化。一種做法是，堅定選擇某一個學派，認為它是正宗，而攻擊其他學派。這就是“公羊學派”的做法，龔自珍、魏源、康有為都是其代表人物。另一種做法是，把這個矛盾系統化，系統地整理這些矛盾，並且為其提供一個合理的解釋，不妨稱之為“矛盾派”，其代表人物就是廖平，以及他的學生蒙文通。前者是“顯”的一派，後者則是“隱”的一派。
從根本上，從長遠來看，哪一種做法更可取，哪一種做法才能真正實現清儒的原初目標，找到真正的儒學，真正的中國傳統，毫無疑問，不是偏頗、偏激的“公羊派”，而是系統綜合的“矛盾派”。公羊派只能名噪一時，而矛盾派註定名垂千古。
事實似乎正在印證這一點，號稱史學家的梁啟超，除了關於清代學術的兩本扭曲之作外，關於中國歷史並未留下任何值得稱道的東西。而廖平的學生蒙文通，基於其師的“矛盾說”，在《古史甄微》中他提出上古中國起於三系文化：東方的海岱、西方的河洛、南方的江漢，中華民族是由擁有這三種不同文化的民族融合而成，為探尋中國文明、中國傳統指引了一個嶄新方向。蒙文通的理論正在為考古學所證實，他所說的三系文化分別對應於考古學上的東方大汶口文化、西方仰韶文化、南方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蒙文通的《古史甄微》是理解中國古代史和中國文化的必讀之作，也是考古學者的必讀之作。
廖平關於漢學矛盾的系統分析，是建立在前人的考據成果之上，也是清代學術的真血脈、真精華。無論是劉歆偽造說，還是孔子託古改制說，都是為這些矛盾提出的一個可能解釋，事實上，後來廖平統統都放棄了這些解釋，而提出了其他的解釋。廖平的貢獻，不在於他所提供的解釋上，而是他系統地呈現了這個矛盾。也正是這個矛盾，讓清末的中國陷入極度混亂，讓中國的儒家信仰最終崩潰。
當前的中國，出現了強烈的迴歸傳統的傾向。要真正迴歸傳統，首先就應該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傳統。要知道什麼是真正的中國傳統，必須回到清儒那裡，準確地說，回到廖平那裡。必須回答廖平沒有回答的問題，即中國的《五經》中為何出現系統性的矛盾。
幸運的是，由於考古學和外民族文明史兩個方面知識的增加，目前我們已經足以可以回答廖平問題了。《中國傳統疏證》系列文章會陸續給出答案。
康有為、梁啟超都是寫進歷史書的人物，被認為為近代中國的進步做出了貢獻。但事實上，從中國歷史整體來看，“康梁”這對師徒，對中國的作用更多的是誤導性的。
康有為的誤導性倒不在於他後來的“保皇”，而是在於他寫的曾轟動一時的兩本書，《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梁啟超的誤導性也在兩本書，《清代學術概論》和《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四本書有個共同點，就是都錯誤地解讀了清朝學術和思想，阻礙現代華人去正確理解中國傳統。
康有為的誤導性影響更多在當時，他是中國傳統信仰整體崩潰的點火者。後來的從“打到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到徹底懷疑中國歷史的“古史辨”運動，再到最終整個中國陷入深深的文化自卑、民族自卑，都是由他而起。
梁啟超的誤導性影響則更多在現在。他是當下華人正確理解清代學術史、思想史的最大障礙，因為他的書被當今學術界視為該領域的“奠基之作”，他的觀點被寫進了歷史教材，成了試卷中標準答案。不能正確理解清朝學術和思想，不僅無法真正理解中國傳統，也無法真正理解當今社會，因為現在的中國是直接從清朝演變而來。
概而言之，當下的中國與清朝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斷裂。不僅在歷史事實上斷裂，而且也在歷史認知上斷裂。一直以來這種斷裂都被視為是“革命”、“進步”。事實上，這不僅也造成與中國傳統精髓的斷裂，也使得我們無法看清這個斷裂本身，讓我們無法看清歷史，也無法看清現在。
“康梁”是製造這個斷裂的軸心人物。
知道《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這兩本書名字的應該不少，但知道這兩本內容的可能不多，知道這兩書是抄襲之作的可能更少，而知道這兩本是憋足抄襲的就更是寥寥了。
這兩本書的核心觀點，分別來自清末另一位經學大家廖平的兩篇文章，《今古學考》和《知聖篇》。為此兩人還打了多年的筆墨官司，遺憾的是至死康有為都對此緘默不語，這也是康有為為後人不齒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儘管梁啟超不得不承認此事，但也半遮半掩，而且還企圖用醜化廖平人品的手法去掩蓋老師的敗德。
康有為最大的錯誤還不在他是一個抄襲者，而是在於他是一個憋足的抄襲者，他沒有真正理解廖平，只抄了廖文的皮毛和糟粕，遺漏了實質和精髓。梁啟超最大的錯誤也不在於為師遮醜，而在於他因循老師，無法真正理解廖平，進而無法真正理解清代學術。他的《清代學術史》是淺陋之作，只知其表，不知其裡。
用現在話說，《新學偽經考》是在宣揚一種“陰謀論”，說王莽之後，儒家的《五經》全是假的，是劉歆為支援王莽篡位而偽造的。這個觀點本身早已被證明是胡說八道。然而這個胡說八道，但卻讓康有為迅速爆紅，同時也引發儒家信仰崩潰的觀點，並非是康氏原創，而是來自廖平。
廖平之所以提出這個離譜的陰謀論觀點，不在這個觀點本身，而是他想為儒家《五經》中存在的系統矛盾提出一個解釋。廖平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看到儒家《五經》存在系統矛盾，並且企圖為這種矛盾提出解釋的人。廖平的一生，其學術觀點屢次變化，但其變化的只是對矛盾原因的解釋，在這個矛盾本身上，他是沒有任何改變的。
現代人對清儒的模式化印象是，他們之所以醉心考據學、“鑽故紙堆”，是因為害怕清廷的政治迫害。事實上，從根本上說，考據學在清朝的出現和清廷的行為沒有任何關係，而是中國學術的內在需求使然，內在邏輯使然。清朝人認為，宋、明兩朝的儒學不是正宗的儒學，偏離了真正的中國傳統，所以，他們就想超越宋明，往前尋找真正的儒學，真正的中國傳統。用公式表達：考據學=追尋中國傳統。
清人認為，真正的儒學出現在孔子時代，但是孔子時代的資料流傳下來的很少，於是他們退而求其次，將目標鎖定在漢朝，因為漢朝不但“去古不遠”，而且還流傳下大量資料，有案可查。所以，清朝的考據學又被稱為“漢學”。
清儒本以為，只要恢復了漢學，真正的儒學就可找到。然而，意想不到的更嚴重問題出現了。經過艱苦的資料查詢，漢學的確恢復了，但是卻發現漢代的儒學中存在巨大的矛盾。這個矛盾體現在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學派之間的矛盾，最典型的就是“公羊學”與非公羊學。第二個層面是在《五經》內部，漢代的《五經》並非整齊劃一的，而是矛盾重重。這樣一來，清儒就懵了，到底哪個學派是真儒學，到底《五經》中矛盾的哪一方是真經？
這樣一來，到了清朝晚期，考據學就衰落了。因為此時主要的問題以不是恢復漢學的問題，而是如何處理漢學中的矛盾的問題。而面對這種矛盾，出現了兩種分化。一種做法是，堅定選擇某一個學派，認為它是正宗，而攻擊其他學派。這就是“公羊學派”的做法，龔自珍、魏源、康有為都是其代表人物。另一種做法是，把這個矛盾系統化，系統地整理這些矛盾，並且為其提供一個合理的解釋，不妨稱之為“矛盾派”，其代表人物就是廖平，以及他的學生蒙文通。前者是“顯”的一派，後者則是“隱”的一派。
從根本上，從長遠來看，哪一種做法更可取，哪一種做法才能真正實現清儒的原初目標，找到真正的儒學，真正的中國傳統，毫無疑問，不是偏頗、偏激的“公羊派”，而是系統綜合的“矛盾派”。公羊派只能名噪一時，而矛盾派註定名垂千古。
事實似乎正在印證這一點，號稱史學家的梁啟超，除了關於清代學術的兩本扭曲之作外，關於中國歷史並未留下任何值得稱道的東西。而廖平的學生蒙文通，基於其師的“矛盾說”，在《古史甄微》中他提出上古中國起於三系文化：東方的海岱、西方的河洛、南方的江漢，中華民族是由擁有這三種不同文化的民族融合而成，為探尋中國文明、中國傳統指引了一個嶄新方向。蒙文通的理論正在為考古學所證實，他所說的三系文化分別對應於考古學上的東方大汶口文化、西方仰韶文化、南方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蒙文通的《古史甄微》是理解中國古代史和中國文化的必讀之作，也是考古學者的必讀之作。
廖平關於漢學矛盾的系統分析，是建立在前人的考據成果之上，也是清代學術的真血脈、真精華。無論是劉歆偽造說，還是孔子託古改制說，都是為這些矛盾提出的一個可能解釋，事實上，後來廖平統統都放棄了這些解釋，而提出了其他的解釋。廖平的貢獻，不在於他所提供的解釋上，而是他系統地呈現了這個矛盾。也正是這個矛盾，讓清末的中國陷入極度混亂，讓中國的儒家信仰最終崩潰。
當前的中國，出現了強烈的迴歸傳統的傾向。要真正迴歸傳統，首先就應該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傳統。要知道什麼是真正的中國傳統，必須回到清儒那裡，準確地說，回到廖平那裡。必須回答廖平沒有回答的問題，即中國的《五經》中為何出現系統性的矛盾。
幸運的是，由於考古學和外民族文明史兩個方面知識的增加，目前我們已經足以可以回答廖平問題了。《中國傳統疏證》系列文章會陸續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