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rganized creatures form on earth a whole according to purposes which [can be thought] a priori, as sprung from a single seed (like an incubated egg), with mutual need for one another, preserving its species and the species that are born from it.
Also, revolutions of nature which brought forth new species (of which man is one).
對比一下可以發現，在前一段裡，作者用省略號略去了兩個部分：“根據[可以被視為]先天的目的（according to purposes which [can be thought] a priori）”，與“基於彼此的相互需求（with mutual need for one another）”。
有人會問：但是上面那段話裡，康德不是還提到“revolutions of nature which brought forth new species (of which man is one) ”嗎？這算不算進化論的先驅？
這裡需要搞清楚兩件事的區別：一是嘗試為“古生物化石與現代生物差異很大”這個當時已經被考古學家和古生物學家大量發現的現象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二是用達爾文式的共同祖先、自然選擇、積累演化理論來解釋這個現象。前一方面，早在康德之前，生物學家們就已經提出了種種猜想，康德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考，反映的基本上是他每個時段在讀誰的書而已。比如在寫下上述段落的時候，康德正在讀一些“災變論”派生物學家的著作。所謂“災變論”，即認為上帝每隔一段時間給下界送來一次大災難（當然這些災難可以以看似“自然自發”的方式發生），世上所有生物都無法倖免。等到災難過後，上帝又重新造物造人，產生新的物種，所以古化石和現存物種才那麼不同。康德這裡所謂的“revolutions of nature”，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
澄清康德與進化論關係的文獻汗牛充棟，一百多年前（1910）拉夫喬伊就已經撰文《康德與進化》，批評當時開始流行的借康德名聲推銷進化論的做法。晚近的研究中，Michael Ruse (2009), Defining Darwin: Essays o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Evolutionary Biology也有專門章節辨析康德關於生物起源的思想。如果“哲理廬”認真讀書的話，本來可以避免這些最基本的錯誤。
澎湃那篇文章（哲理廬《你並不瞭解的進化“論”（歷史篇）：作為一種意識形態》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12238），是不學無術卻又假充內行的典型。作者不但完全誤解康德，還把進化論早期發展過程一些最基本的事件也搞錯了，顯示出對科學史與哲學史的雙重無知。我不知道作者“哲理廬”的身份，但猜測他可能是某高校科學史專業的學生；如果是那樣的話，他的老師應該好好反躬自省，怎麼會把學生教成這種水平。
既然題中只問到這篇文章關於康德的說法，我就暫時撇開作者在講述進化論史時的無數低階錯誤不談，留待以後有空時專門吐槽，這裡先解釋一下作者是怎麼對康德望文生義胡亂解釋的。
這位“哲理廬”聲稱：
『在進化“論”的學說歷史中，除了對拉馬克和達爾文觀點這一歷史性的誤解之外，更詭異的還在於德國哲學中的那支很少有人關注的進化流派。這支流派源自18世紀末德國偉大的哲學家康德。在名著《判斷力批判》和晚年手稿Opus Postumu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之中康德明確考慮了達爾文式進化 “論” 的有關問題。在筆記中康德講 “地球上的物種構成一個整體……它們享有共同的起源……單個物種可以繁殖並且自我儲存。此外，自然還會發生革新，由此產生新的物種（人就是其中一種）” 。這裡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康德早於達爾文近100年就已經明確提出了物種演化，並且觸及了人類起源問題。』
光從這段話，已足以顯示作者既讀不懂康德，也搞不懂當時各種生物起源理論之間的差別。先看作者引用的Opus Postumum裡的這段話。Cambridge 1993版的原文如下：
The organized creatures form on earth a whole according to purposes which [can be thought] a priori, as sprung from a single seed (like an incubated egg), with mutual need for one another, preserving its species and the species that are born from it.
Also, revolutions of nature which brought forth new species (of which man is one).
對比一下可以發現，在前一段裡，作者用省略號略去了兩個部分：“根據[可以被視為]先天的目的（according to purposes which [can be thought] a priori）”，與“基於彼此的相互需求（with mutual need for one another）”。
這兩句話對於理解這個段落，以及對於理解康德的生物起源觀，其實非常關鍵。康德對於生物起源的理解，是完全“目的論”式的。比如他在Opus Postumum 21: 212-213（劍橋版第65-66頁）說，我們必須世界想象成一整個身體，其中的每個部分（就像身體裡的每個器官一樣）都有其目的和功能，所以一個部分衰亡了的話一定會有新的部分起而代之；什麼目的和功能呢？比如植物的目的就是養活動物，動物的目的就是養活人類，人類的目的就是讓彼此活得更好更完美。
對哲學史和科學史稍有了解就知道，康德這種目的論觀點是達爾文進化論之前的普遍看法，也是達爾文以前的近代生物學家困惑卻又找不到辦法繞開的直覺；而達爾文的進化論，恰恰為生物的演化提供了一種純粹“非目的論“的解釋。這正是進化論的最大意義之一。把康德的目的論起源觀等同於達爾文的進化論，無異於說亞里士多德的力學觀和牛頓力學毫無差別。
有人會問：但是上面那段話裡，康德不是還提到“revolutions of nature which brought forth new species (of which man is one) ”嗎？這算不算進化論的先驅？
這裡需要搞清楚兩件事的區別：一是嘗試為“古生物化石與現代生物差異很大”這個當時已經被考古學家和古生物學家大量發現的現象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二是用達爾文式的共同祖先、自然選擇、積累演化理論來解釋這個現象。前一方面，早在康德之前，生物學家們就已經提出了種種猜想，康德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考，反映的基本上是他每個時段在讀誰的書而已。比如在寫下上述段落的時候，康德正在讀一些“災變論”派生物學家的著作。所謂“災變論”，即認為上帝每隔一段時間給下界送來一次大災難（當然這些災難可以以看似“自然自發”的方式發生），世上所有生物都無法倖免。等到災難過後，上帝又重新造物造人，產生新的物種，所以古化石和現存物種才那麼不同。康德這裡所謂的“revolutions of nature”，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
澄清康德與進化論關係的文獻汗牛充棟，一百多年前（1910）拉夫喬伊就已經撰文《康德與進化》，批評當時開始流行的借康德名聲推銷進化論的做法。晚近的研究中，Michael Ruse (2009), Defining Darwin: Essays o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Evolutionary Biology也有專門章節辨析康德關於生物起源的思想。如果“哲理廬”認真讀書的話，本來可以避免這些最基本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