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抑鬱”這種心理疾病，又成了大眾關注的焦點。而12月13日，康奈爾大學一名成都女留學生的逝世，又讓人認識到一個事實——課業壓力已給部分留學生造成心理負擔。
康奈爾大學，是美國八所常春藤名校之一，2017年世界大學排名機構CWUR排名TOP 12。如果孩子能去這所名校留學，父母怕是做夢都要笑醒。
然而，12月13日，主修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的21歲中國留學生田妙秀（音譯）選擇在自己的公寓裡結束生命，離開了這個世界。
12月14日，美國康奈爾大學校方宣佈了這一噩耗：
令人心痛的是，在田秀苗自殺前，她還向共同做Program的同學發了一份電郵，對無法完成期末專案表示抱歉，正是這封郵件促使同學報警，發現她已身亡。
田秀苗的同學小A（化名）表示，自己最後一次看到田苗秀是在12月11日：“那周是期末考試周，每個人看起來都很累，所以我也沒多注意。田苗秀是大三時轉入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的，平時很安靜，發言前會經過深思熟慮，人超級好，我一直問她問題，她都很耐心幫我，這學期結課報告做得很厲害。”
田秀苗去世後，朋友在社交媒體上釋出的悼文截圖
康奈爾大學對田秀苗的評價是：在物理、科學領域的表現均非常優異；喜歡研究新專案；樂於幫助同學。不可否認，田秀苗在與他人相處時，也戴上了“社交面具”，杜絕了向他人展示內心的可能。
當然，對已考取&正在申請常春藤的留學生而言，異國求學本就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即便”攀藤”成功，他們仍要與一群更強、更努力的學霸競爭。
一名康奈爾大學本科留學生小B（化名）告訴我：“學得那麼累，一到考試就懷疑人生，對康大學生來說真不是笑話。”：
在那之前，我十分享受在哈佛校園度過的時光，那些楓紅色喬治亞風格建築，我是在父親20年前首次從中國到美國旅遊時拍的照片裡第一次看到的。其中一張照片的背面，他用藍墨水寫著，“有一天你會親眼看到它。”
但在那段時間，我沒有欣賞哈佛的美景，在我埋頭從一棟教學樓走向另一棟時，我的眼睛直盯著地面，心裡數著鋪路的石頭，以控制我內心躁動不安的思緒。
焦慮的發作讓我很意外，我當時已經離開自己在北京的家，來美國求學和工作八年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研究生院感受到的孤立，用第二語言閱讀的沉重負荷，以及和遠在北京的人因距離而產生的關係緊張，都開始加在一起。
為了理解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我回憶了其他中國留學生經歷的事，它們在當時看起來不過是應對學業的小挫折而已：缺課，抱怨失眠，突然缺席集體活動幾個月，用憂鬱的形容詞寫成的冗長Facebook帖子。
2016年，有54.45萬華人在國外留學，最近的一份報告稱，僅在美國就有32.9萬。
對這些學生來說，這個機會是建立在數不清的課後美國標準化考試準備課程上的，它意味著從無情的中國教育體系中解脫出來。不過，這些勝利也伴隨著隱藏的危險。
耶魯大學(Yale)的研究人員2013年釋出的一項調查發現，45%的中國留學生報告稱自己有抑鬱症狀，29%的人表示自己有焦慮症狀。這個比率令人驚訝，因為美國大學生的整體抑鬱症和焦慮症比例約為13%。其他美國大學的報告也證實了這些發現，擁有大量中國留學生的澳洲和英國的一些學校也有類似的報告。
中國留學生承認自己承受著在國外生活常見的那些挑戰，比如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但他們認為，學業壓力是最大的壓力來源。儘管他們都聽說過博雅教育，但他們常常對它的嚴苛要求感到意外。很多華人在學業中以結果為導向，這種思維模式並不適合強調分析過程和審辯式思維的教育體系。
因此，中國學生在國內成功所憑藉的決心和毅力，可能更會加深他們在國外的挫敗感，因為一堆精心整理的筆記卡片並不能輕鬆促成一篇論文大綱，或者，歷史考試所問的問題是關於假設的情景，而非他們努力記住的歷史事件。
另一個常見的問題在於，他們很難與學術導師建立富有成效的關係，這更加深了他們的挫敗感。
美國西南部的一所大學在一項研究中，詢問19名中國研究生的壓力來源，很多人表示自己很難取得導師的信任。有些人擔心，語言障礙可能會令導師懷疑他們的智力。還有些人承認自己晚上睡不著覺，老是想著溝通中的失誤，比如一次不愉快的談話，或給導師發了一封措辭不當的郵件。
這些挑戰似乎非常普遍，事實上，很多美國學生對它們也不陌生。但對中國學生來說，這些挫折可能會讓他們深感不安，因為他們從小到大一直接受的觀念將人生前景和自我價值與學業成績幾乎劃上了等號。學術自由的光明前景，往往最終制造出強烈的不安感，讓他們不敢考慮失敗的可能性。
對大部分中國留學生來說，失敗的代價是不可想像的。中國留學生絕大多數是全額支付學費。一年的開銷在五萬至六萬美元之間，大約是中國城鎮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十倍，工薪家庭往往需要花光全部積蓄或出售房產才夠送孩子出國留學。
為自己珍愛的獨生子女的未來做出這些犧牲，父母不會有半點猶豫，然而對於美國大學裡那些來自深圳或長沙的勤奮新生來說，他們在努力跟上學業要求的同時，會覺得經濟上的壓力像雪崩一樣沉重。
最近的統計資料也不大可能讓這些學生感到安慰：據北京的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和中國招聘網站智聯招聘9月份聯合釋出的報告稱，80.5%的海歸月工資低於1500美元，他們的平均工資僅僅略高於中國大陸的大學畢業生。
共同的難題讓中國留學生在沮喪之時向彼此求助。但由於中國嚴重缺乏訓練有素的治療師，甚至對那些最見過世面的學生來說，精神治療依然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耶魯大學的調查發現，儘管中國留學生出現精神疾病症狀的比例高得驚人，但他們中27%的人從未聽說過學校的心理健康諮詢服務，只有4%的人用過這項服務。
一些嘗試過這項服務的學生往往也不以為然。除了漫長的等待和有限的諮詢時間——這些都是日益擁擠的大學心理健康諮詢中心的常見問題——還有一些更棘手的問題。
語言障礙正是中國學生壓力和抑鬱的根源，所以他們怎麼能用外語表達自己思想和情緒的本質呢？共情治療師可能從未品嚐過熊貓快餐(Panda Express)之外的中餐，所以中國留學生怎麼能說清楚自己對家裡的美味飯菜的懷念之情呢？
沉重的學業負擔，鉅額學費壓力，以及在異國求學時、對教育體制及生活環境的不適應，讓留學生心理承受能力變得越來越”弱“，稍有不慎，一次難度大的Exam/quiz、一個新專案、一次和導師不甚愉快的談話……都可能成為壓垮留學生的”最後一根稻草”。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官網截圖
這些優秀、年輕、鮮活的生命離去之前，都曾為抑鬱所困，且身邊並無人察覺。
斯坦福大學著名心理學家C.Dweck曾經指出：從小被誇獎聰明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表現出強烈的與他人競爭的意識。同時，他們也更容易在面對困難時不接受任何挑戰，原因是“他們害怕失敗了，別人會懷疑自己不聰明。”
如果你是留學生，並正在為Final所困，在為消極情緒所困擾時，希望你能客觀看待這些情緒，並及時一定要和身邊的朋友同學或家人溝通；
如果你身邊有這樣的留學朋友，請多多關懷TA，不要因為地理距離的遙遠，而忽略TA的情緒波動。
最近，“抑鬱”這種心理疾病，又成了大眾關注的焦點。而12月13日，康奈爾大學一名成都女留學生的逝世，又讓人認識到一個事實——課業壓力已給部分留學生造成心理負擔。
康奈爾大學，是美國八所常春藤名校之一，2017年世界大學排名機構CWUR排名TOP 12。如果孩子能去這所名校留學，父母怕是做夢都要笑醒。
然而，12月13日，主修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的21歲中國留學生田妙秀（音譯）選擇在自己的公寓裡結束生命，離開了這個世界。
12月14日，美國康奈爾大學校方宣佈了這一噩耗：
令人心痛的是，在田秀苗自殺前，她還向共同做Program的同學發了一份電郵，對無法完成期末專案表示抱歉，正是這封郵件促使同學報警，發現她已身亡。
田秀苗的同學小A（化名）表示，自己最後一次看到田苗秀是在12月11日：“那周是期末考試周，每個人看起來都很累，所以我也沒多注意。田苗秀是大三時轉入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的，平時很安靜，發言前會經過深思熟慮，人超級好，我一直問她問題，她都很耐心幫我，這學期結課報告做得很厲害。”
田秀苗去世後，朋友在社交媒體上釋出的悼文截圖
康奈爾大學對田秀苗的評價是：在物理、科學領域的表現均非常優異；喜歡研究新專案；樂於幫助同學。不可否認，田秀苗在與他人相處時，也戴上了“社交面具”，杜絕了向他人展示內心的可能。
當然，對已考取&正在申請常春藤的留學生而言，異國求學本就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即便”攀藤”成功，他們仍要與一群更強、更努力的學霸競爭。
一名康奈爾大學本科留學生小B（化名）告訴我：“學得那麼累，一到考試就懷疑人生，對康大學生來說真不是笑話。”：
在那之前，我十分享受在哈佛校園度過的時光，那些楓紅色喬治亞風格建築，我是在父親20年前首次從中國到美國旅遊時拍的照片裡第一次看到的。其中一張照片的背面，他用藍墨水寫著，“有一天你會親眼看到它。”
但在那段時間，我沒有欣賞哈佛的美景，在我埋頭從一棟教學樓走向另一棟時，我的眼睛直盯著地面，心裡數著鋪路的石頭，以控制我內心躁動不安的思緒。
焦慮的發作讓我很意外，我當時已經離開自己在北京的家，來美國求學和工作八年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研究生院感受到的孤立，用第二語言閱讀的沉重負荷，以及和遠在北京的人因距離而產生的關係緊張，都開始加在一起。
為了理解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我回憶了其他中國留學生經歷的事，它們在當時看起來不過是應對學業的小挫折而已：缺課，抱怨失眠，突然缺席集體活動幾個月，用憂鬱的形容詞寫成的冗長Facebook帖子。
2016年，有54.45萬華人在國外留學，最近的一份報告稱，僅在美國就有32.9萬。
對這些學生來說，這個機會是建立在數不清的課後美國標準化考試準備課程上的，它意味著從無情的中國教育體系中解脫出來。不過，這些勝利也伴隨著隱藏的危險。
耶魯大學(Yale)的研究人員2013年釋出的一項調查發現，45%的中國留學生報告稱自己有抑鬱症狀，29%的人表示自己有焦慮症狀。這個比率令人驚訝，因為美國大學生的整體抑鬱症和焦慮症比例約為13%。其他美國大學的報告也證實了這些發現，擁有大量中國留學生的澳洲和英國的一些學校也有類似的報告。
中國留學生承認自己承受著在國外生活常見的那些挑戰，比如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但他們認為，學業壓力是最大的壓力來源。儘管他們都聽說過博雅教育，但他們常常對它的嚴苛要求感到意外。很多華人在學業中以結果為導向，這種思維模式並不適合強調分析過程和審辯式思維的教育體系。
因此，中國學生在國內成功所憑藉的決心和毅力，可能更會加深他們在國外的挫敗感，因為一堆精心整理的筆記卡片並不能輕鬆促成一篇論文大綱，或者，歷史考試所問的問題是關於假設的情景，而非他們努力記住的歷史事件。
另一個常見的問題在於，他們很難與學術導師建立富有成效的關係，這更加深了他們的挫敗感。
美國西南部的一所大學在一項研究中，詢問19名中國研究生的壓力來源，很多人表示自己很難取得導師的信任。有些人擔心，語言障礙可能會令導師懷疑他們的智力。還有些人承認自己晚上睡不著覺，老是想著溝通中的失誤，比如一次不愉快的談話，或給導師發了一封措辭不當的郵件。
這些挑戰似乎非常普遍，事實上，很多美國學生對它們也不陌生。但對中國學生來說，這些挫折可能會讓他們深感不安，因為他們從小到大一直接受的觀念將人生前景和自我價值與學業成績幾乎劃上了等號。學術自由的光明前景，往往最終制造出強烈的不安感，讓他們不敢考慮失敗的可能性。
對大部分中國留學生來說，失敗的代價是不可想像的。中國留學生絕大多數是全額支付學費。一年的開銷在五萬至六萬美元之間，大約是中國城鎮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十倍，工薪家庭往往需要花光全部積蓄或出售房產才夠送孩子出國留學。
為自己珍愛的獨生子女的未來做出這些犧牲，父母不會有半點猶豫，然而對於美國大學裡那些來自深圳或長沙的勤奮新生來說，他們在努力跟上學業要求的同時，會覺得經濟上的壓力像雪崩一樣沉重。
最近的統計資料也不大可能讓這些學生感到安慰：據北京的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和中國招聘網站智聯招聘9月份聯合釋出的報告稱，80.5%的海歸月工資低於1500美元，他們的平均工資僅僅略高於中國大陸的大學畢業生。
共同的難題讓中國留學生在沮喪之時向彼此求助。但由於中國嚴重缺乏訓練有素的治療師，甚至對那些最見過世面的學生來說，精神治療依然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耶魯大學的調查發現，儘管中國留學生出現精神疾病症狀的比例高得驚人，但他們中27%的人從未聽說過學校的心理健康諮詢服務，只有4%的人用過這項服務。
一些嘗試過這項服務的學生往往也不以為然。除了漫長的等待和有限的諮詢時間——這些都是日益擁擠的大學心理健康諮詢中心的常見問題——還有一些更棘手的問題。
語言障礙正是中國學生壓力和抑鬱的根源，所以他們怎麼能用外語表達自己思想和情緒的本質呢？共情治療師可能從未品嚐過熊貓快餐(Panda Express)之外的中餐，所以中國留學生怎麼能說清楚自己對家裡的美味飯菜的懷念之情呢？
沉重的學業負擔，鉅額學費壓力，以及在異國求學時、對教育體制及生活環境的不適應，讓留學生心理承受能力變得越來越”弱“，稍有不慎，一次難度大的Exam/quiz、一個新專案、一次和導師不甚愉快的談話……都可能成為壓垮留學生的”最後一根稻草”。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官網截圖
這些優秀、年輕、鮮活的生命離去之前，都曾為抑鬱所困，且身邊並無人察覺。
斯坦福大學著名心理學家C.Dweck曾經指出：從小被誇獎聰明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表現出強烈的與他人競爭的意識。同時，他們也更容易在面對困難時不接受任何挑戰，原因是“他們害怕失敗了，別人會懷疑自己不聰明。”
如果你是留學生，並正在為Final所困，在為消極情緒所困擾時，希望你能客觀看待這些情緒，並及時一定要和身邊的朋友同學或家人溝通；
如果你身邊有這樣的留學朋友，請多多關懷TA，不要因為地理距離的遙遠，而忽略TA的情緒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