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課本漏寫東西了。

變法這事從來就不只是“秦”一家，而且也不是從“秦”開始的。

在更早就有“吳起變法”。

吳起是個當時很牛13的人，在魏國，搞出了“魏武卒”。

魏武卒，是吳起訓練的精銳步兵。吳起率領魏武卒南征北戰，創下了“大戰七十二，全勝六十四，其餘均解（不分勝負）”的奇功偉績。

三十年來，吳起率領魏武卒攻下函谷關，大大小小歷經六十四戰，奪取了秦國黃河西岸的五百多里土地，將秦國壓縮到了華山以西的狹長地帶。

後來魏王受小人挑撥，貶斥了吳起，吳起就去楚國搞起了“吳起變法”。

吳起變法，是指公元前386年—前381年，楚悼王當政時，任命吳起為令尹，對楚國政治、法律、軍事等實行改革的變法運動。經過變法，楚國國力逐漸強盛，在公元前381年，聯合趙國大敗魏國。

但楚悼王去世後，吳起變法遭到楚國舊貴族的強烈反對，以失敗宣告告終。

戰國時代的殺神“白起”就是因為崇拜吳起，才起名為“起”的。

商鞅也有很多東西都是從吳起那裡繼承而來。

客觀看，那個時代每個大國都在不同程度變法，只是變法的深度不同而已。

心靈扶助者[成雲社]～初心✔

這個問題與"明治維新”為什麼在日本成功，而在亞洲其他國家難以成功相一致，本人以為有如下原因:

一、六國其他國家均由周王分封(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亦是延續)，經歷過春秋戰國，公孫家族，大夫階層等利益階層已固化，改革阻力較大。

二、秦嚴格來說是新貴族，因非子養馬有功受封直到秦襄公護周平王始秦國才真正開始刷存在感。秦國在春秋時除秦穆公曇花一現之外基本上是默默無聞，偏安一隅，視為蠻夷;而戰國前期因魏的崛起秦一度處於亡國滅種的邊緣。生存的壓力迫使秦國必須改革。

三、歷史證明，國家越落後，改革維新越容易成功，也越徹底。六國廣大公族世代安逸慣了不思進取;而秦長期處於苦寒之地，又與西戎在前赴後繼的犧牲中得以成長，商鞅變法給秦帶來了現實意義，何樂而不為。

四、商鞅變法"廢井田，開阡陌;重農抑商，獎勵農桑;獎勵軍功"有效促進了秦國生產力的發展和軍隊的強盛，推動著秦國的前進。秦獻公贏連後的孝公丶惠文王、武王、昭襄王等均為明主。他們利用了商鞅變法的成果，一步步使秦國完成了對中國的統一。

時代造人，人亦創造時代。商鞅變法可以說是中國從奴隸社會進化到封建社會的催化劑。

這個要根據秦國的實際情況而定的，不是秦國一家在變法，秦國也不是最早變法的。當時山東六國實力都比秦國強大，富裕。春秋的體制結構是一個國家靠的是幾大貴族支撐的，分封制，三家分晉就是例子。魏國，齊國等變法都是區域性變法，沒有改變世族的結構跟利益。主要是不敢冒那麼大的危險來改變，怕國家衰退，還有就是君主的能力，胸襟，魄力問題了。秦國當時基本就是奄奄一息了，秦孝公是破釜沉舟差不多了，還有就是讓他遇到了衛鞅。他們倆基本是千古君臣，百年千年也難遇上，孝公對衛鞅的信任支援是任何君王都無法比擬的，我們倆基本上差不多成一個人了。反正秦國都窮，就是變法失敗了，也不會有多大損失，從頭來過就是了。但是別的國家不一樣啊！怕變法失敗，國家亂搞。還有就是秦國能統一全國是秦國自獻公孝公以後連續六個沒有出過一個暈君，這一點是山東六國比不了的，而且這幾個君王都是小時候受苦受難，基本上沒享受什麼，我覺得這一點也很重要。（孝公以後的君王如果不守秦法死後不能入宗廟。這個沒有記載，電視看的）。而山東六國的雄主基本都是一代二代。連續超過三代的基本沒有。這個是決定了根本因素。

商鞅變法發生在秦國的秦孝公時期，當時社會的發展到了諸侯國相互功伐的戰國時代，變法圖強是那個時代各國的迫切願望，在商鞅變法之前各諸侯國的變法方興未艾。

歷史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分封制不能令人信服，以下犯上、禮崩樂壞的局面是誰都不願看到的，但又阻止乏力。周天子式微，群雄並起。五霸以尊王攘夷的旗號代天子行令也沒有長久的表率作用。尋找新的社會治理方式以達到強大自己的諸侯國的追求是那個時代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具體的表現是：在思想上叫做“百家爭鳴”，在行動上就是“變法圖強”。

一、魏國李悝變法。

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承認了韓趙魏三家的諸侯地位，使得三家分晉的事實取得了合法性。魏文侯圖強，任用李悝為相，進行變法改革。這是戰國變法之始，是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型的開始。李悝所著《法經》，對後來的吳起、商鞅變法都有借鑑意義。

二、楚國的吳起變法。

公元前386--前381年，楚悼王時期，吳起被認命為令尹，吳起對楚國的政治、法律、軍事實行改革，使得楚國國力強盛。同時也極大地觸動了既得利益者。隨著楚悼王的離去，吳起的厄運也到來了，變法戛然而止。

三、秦國商鞅變法。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時期的一場關於變法的辯論，商鞅以“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相問，以“治世不一道，變國不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應當“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以上見《商君書*更法篇》。商鞅變法是著名的事件了，不再贅述。有兩個成語“立木為信”和“作法自斃”都是反映這一時期的歷史事件的。商鞅的變法有兩次，隨著秦孝公的離去，秦惠文王車裂商鞅而用其法。

四、南韓申不害變法。

公元前355年，韓昭侯任用申不害為相，在南韓實行變法。但申不害的變法用“術”有餘，定法不足。以至於“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其權術的思想為封建帝王加強君主集權提供了經驗。也為搞陰謀詭計開了先河。

另外，齊威王時期的變法，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等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執政能力，對國力的增強都有或大或小的作用。令人唏噓的是這些改革者都是以個人的犧牲換來社會的進步和諸侯國的強盛。他們所奠定的理論基礎，豐富多樣的改革實踐最終為秦國的一統做了堅實的準備工作。

在此只是拋磚引玉，不詳細敘述了，有志者以此為線索深入研究吧。

大家都把秦國強大歸咎於商鞅變法這一點是沒有錯，但是如果將秦國強大單獨歸咎於商鞅變法則有點吃第九個饅頭才飽的概念！商鞅變法是有一個相對客觀的生態環境的，那就是秦獻公變法。秦國自公元前384年秦獻公即位到公元前362年總共22年時間裡施行了初租禾制度，這個制度已經在變相施行土地私有制的變法了，只是因為秦獻公對老氏族的懷柔政策沒有將其定為國策，直到商鞅到來後以法律形式立為國策。因此，才會有秦國變法始於獻公的說法。這也是其他國家難以複製商鞅變法的主因，因為身份不同！商鞅如果不是因為有秦獻公的基礎，他一個外臣根本就無法在秦國推行初租禾制度。秦獻公能做到是因為秦獻公本身就是國君！所以，就算山東列國有商鞅之才也做不到類似商鞅變法的事。這就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