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御武主要體現在宋、明兩朝。基本是從宋朝開始貫徹實施的，明朝中後期達到頂峰。起因得從唐朝開始說起。
唐天寶年以前，鎮邊節度使數年就得輪換，從未有一人可兼任二鎮節度使十數年的。節度使功勳卓著者，自邊地入朝後，往往亦授予重要職務，各部尚書、御史中丞、大夫者俱有，為相者亦不在少數，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出將入相”，亦是漢唐時期，乃先溯至秦、六國春秋、西周時代，國家有武事征伐，朝中各重臣實際皆是文武兼備，往往任命某御史大夫、某尚書中丞，某上卿等等為將，領軍出征。可以說中國歷史上在唐中期以前，國家重臣實際上並沒有嚴格的文武之分，如初唐名將李靖、徐世績、程知節、候君集等，都不同程度擔任過吏部尚書、刑部尚書，大夫、州刺史等職務。武將多能任文職，文士亦能勝武事。唐以前官吏士人 從成年過程中實際就是學得文武兼備，儒家六藝中，書包括經史、文武謀略、兵書戰策。
安史之亂是這一切的分水嶺，唐玄宗任命李林甫為宰相之後，李林甫為了長期坐穩相位，對唐玄宗進言道：“文人在內專事文事，武人在外專於武事。”“胡人自幼擅弓馬騎射，既仰慕中華天威又粗鄙少文，只要給些恩義，無不死心塌地的為朝廷賣命，而且更能吃苦耐勞，相對於漢將，更適合為國家長期鎮守邊地，開拓疆土。”李林甫這麼進言的目的是防止了外鎮節度使入朝任重臣而分享自己的權力。又針對許多少數民族將領文化知識較弱的缺點，就算功勳再卓著，限於文治之弱也不可能入朝為相。李林甫為了一己私慾，破壞了朝廷制衡之制度，達到了個人目的，然而給唐王朝帶來了無窮隱患！安祿山、史思明長期鎮守邊鎮，一步步坐大。最終各方矛盾集中爆發，造成了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爆發後，為了抵禦叛軍進攻，軍鎮制度擴充套件到了內地，最重要的州設立節度使，指揮幾個州的軍事；較次要的州設立防禦使或團練使，以扼守軍事要地。於是各地出現不少節度使，防禦使，團練使等大小軍鎮。後來擴充到全國。唐朝後半段的大部分時期裡，絕大部分藩鎮不割據，只有河朔等極個別藩鎮割據，但即使割據藩鎮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而且割據藩鎮也曾解除割據。唐末黃巢之亂，才開始出現大量藩鎮割據。
唐以前，軍人社會地位很高，雖崇武但也從來不輕文，文武並重。而經安史之亂後，從皇帝至士大夫們，整個統治階層對武人們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之變化，開始了百般提防。
後周禁軍將領趙匡胤在開封附近的陳橋驛發動兵變，黃袍加身，輕而易舉地從後周世宗的孤兒寡母手裡奪取了政權，開始了宋代的統治。這種奪取政權的方式，趙匡胤並不是始作俑者。早在趙匡胤之前的郭威（即後周太祖）和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門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兩個弟弟）就是利用這種模式登上帝位的。為了防止此類事件的再次上演，同時也是吸取了唐末藩鎮割據的教訓。宋初的統治者制定了以下的重要制度，並作為基本國策予以執行。這些基本國策也為後世的宋代皇帝所奉行，影響貫穿整個宋代。具體措施就是：第一步透過杯酒釋兵權剝奪中央及各地節度使的兵權；第二步，派文臣到地方任職，剝奪節度使的行政權；第三步，派專人任轉運使，剝奪節度使的財權。這樣就初步解決了自唐後期以來的武人專橫，藩鎮割據的問題。宋開國之初，由於功臣宿將的存在，重文輕武政策的消極作用尚不明顯。對兵力較弱的南方諸國，包括北漢，還能取得軍事勝利。但在宋初的對遼作戰中，就顯出它的端倪了。宋太宗戰前對將領賜陣圖，不信任他們。所謂“權任輕而法制密”，使他們“不能奮於一戰”。對於他們進行限制、牽制，最終導致高粱河、雙歧溝戰役的失敗。在這樣的政權下，這樣的氛圍下，名將輩出確實是怪事。有宋一代，名將也確實是鳳毛麟角。象北宋初年的楊業，被逼得以死明志；曹彬雖被譽為宋初名將第一，也不過是能遵命耳；其子曹瑋，在丁謂的排擠下，只能默默無聞地死去；狄青雖功勳卓著，位至樞密，但由於出身武將，最終也只能是外調；最冤莫過於南宋抗金名將岳飛之死，“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到了明朝的時候，明初並不存在重文輕武，朱元璋和朱棣都是馬上皇帝，武將是他們起家的根本，再加上吸取兩宋的教訓，明初基本還是文武並重。隨著時間得推移，明朝進入了馬放南山的和平時期，武將漸漸沒有了用武之地，文官們在治理方面的長處使得話語權日漸增大。而完善的科舉制度又極大地擴充套件了文官的關係網，武將開始逐漸失勢。但在土木堡之變以前文武基本還能維持平衡，土木堡之變把朱棣5次北征蒙古留下的精銳老兵丟了個一乾二淨，同時也將明朝開國的武將勳貴損失一空。土木堡之變後，明朝顯赫的武將勳貴只剩下徐達長子一系的魏國公和幼子一系的定國公，其餘的，朱太祖坐天下殺一批，明成祖靖難時殺一批，土木堡之變再死一批，餘者寥寥。
土木堡之變之前，文官基本不掌兵事，軍權在朱張的後人手中，朱是朱棣靖難時成國公朱能。張是死於靖難中張玉。而土木堡之變張玉後人陣亡，朱能後人戰後被削爵，武將勳貴一掃而空，軍權落於文官之手，於是明朝又走上了宋的老路。
以文御武主要體現在宋、明兩朝。基本是從宋朝開始貫徹實施的，明朝中後期達到頂峰。起因得從唐朝開始說起。
唐天寶年以前，鎮邊節度使數年就得輪換，從未有一人可兼任二鎮節度使十數年的。節度使功勳卓著者，自邊地入朝後，往往亦授予重要職務，各部尚書、御史中丞、大夫者俱有，為相者亦不在少數，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出將入相”，亦是漢唐時期，乃先溯至秦、六國春秋、西周時代，國家有武事征伐，朝中各重臣實際皆是文武兼備，往往任命某御史大夫、某尚書中丞，某上卿等等為將，領軍出征。可以說中國歷史上在唐中期以前，國家重臣實際上並沒有嚴格的文武之分，如初唐名將李靖、徐世績、程知節、候君集等，都不同程度擔任過吏部尚書、刑部尚書，大夫、州刺史等職務。武將多能任文職，文士亦能勝武事。唐以前官吏士人 從成年過程中實際就是學得文武兼備，儒家六藝中，書包括經史、文武謀略、兵書戰策。
安史之亂是這一切的分水嶺，唐玄宗任命李林甫為宰相之後，李林甫為了長期坐穩相位，對唐玄宗進言道：“文人在內專事文事，武人在外專於武事。”“胡人自幼擅弓馬騎射，既仰慕中華天威又粗鄙少文，只要給些恩義，無不死心塌地的為朝廷賣命，而且更能吃苦耐勞，相對於漢將，更適合為國家長期鎮守邊地，開拓疆土。”李林甫這麼進言的目的是防止了外鎮節度使入朝任重臣而分享自己的權力。又針對許多少數民族將領文化知識較弱的缺點，就算功勳再卓著，限於文治之弱也不可能入朝為相。李林甫為了一己私慾，破壞了朝廷制衡之制度，達到了個人目的，然而給唐王朝帶來了無窮隱患！安祿山、史思明長期鎮守邊鎮，一步步坐大。最終各方矛盾集中爆發，造成了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爆發後，為了抵禦叛軍進攻，軍鎮制度擴充套件到了內地，最重要的州設立節度使，指揮幾個州的軍事；較次要的州設立防禦使或團練使，以扼守軍事要地。於是各地出現不少節度使，防禦使，團練使等大小軍鎮。後來擴充到全國。唐朝後半段的大部分時期裡，絕大部分藩鎮不割據，只有河朔等極個別藩鎮割據，但即使割據藩鎮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而且割據藩鎮也曾解除割據。唐末黃巢之亂，才開始出現大量藩鎮割據。
唐以前，軍人社會地位很高，雖崇武但也從來不輕文，文武並重。而經安史之亂後，從皇帝至士大夫們，整個統治階層對武人們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之變化，開始了百般提防。
後周禁軍將領趙匡胤在開封附近的陳橋驛發動兵變，黃袍加身，輕而易舉地從後周世宗的孤兒寡母手裡奪取了政權，開始了宋代的統治。這種奪取政權的方式，趙匡胤並不是始作俑者。早在趙匡胤之前的郭威（即後周太祖）和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門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兩個弟弟）就是利用這種模式登上帝位的。為了防止此類事件的再次上演，同時也是吸取了唐末藩鎮割據的教訓。宋初的統治者制定了以下的重要制度，並作為基本國策予以執行。這些基本國策也為後世的宋代皇帝所奉行，影響貫穿整個宋代。具體措施就是：第一步透過杯酒釋兵權剝奪中央及各地節度使的兵權；第二步，派文臣到地方任職，剝奪節度使的行政權；第三步，派專人任轉運使，剝奪節度使的財權。這樣就初步解決了自唐後期以來的武人專橫，藩鎮割據的問題。宋開國之初，由於功臣宿將的存在，重文輕武政策的消極作用尚不明顯。對兵力較弱的南方諸國，包括北漢，還能取得軍事勝利。但在宋初的對遼作戰中，就顯出它的端倪了。宋太宗戰前對將領賜陣圖，不信任他們。所謂“權任輕而法制密”，使他們“不能奮於一戰”。對於他們進行限制、牽制，最終導致高粱河、雙歧溝戰役的失敗。在這樣的政權下，這樣的氛圍下，名將輩出確實是怪事。有宋一代，名將也確實是鳳毛麟角。象北宋初年的楊業，被逼得以死明志；曹彬雖被譽為宋初名將第一，也不過是能遵命耳；其子曹瑋，在丁謂的排擠下，只能默默無聞地死去；狄青雖功勳卓著，位至樞密，但由於出身武將，最終也只能是外調；最冤莫過於南宋抗金名將岳飛之死，“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到了明朝的時候，明初並不存在重文輕武，朱元璋和朱棣都是馬上皇帝，武將是他們起家的根本，再加上吸取兩宋的教訓，明初基本還是文武並重。隨著時間得推移，明朝進入了馬放南山的和平時期，武將漸漸沒有了用武之地，文官們在治理方面的長處使得話語權日漸增大。而完善的科舉制度又極大地擴充套件了文官的關係網，武將開始逐漸失勢。但在土木堡之變以前文武基本還能維持平衡，土木堡之變把朱棣5次北征蒙古留下的精銳老兵丟了個一乾二淨，同時也將明朝開國的武將勳貴損失一空。土木堡之變後，明朝顯赫的武將勳貴只剩下徐達長子一系的魏國公和幼子一系的定國公，其餘的，朱太祖坐天下殺一批，明成祖靖難時殺一批，土木堡之變再死一批，餘者寥寥。
土木堡之變之前，文官基本不掌兵事，軍權在朱張的後人手中，朱是朱棣靖難時成國公朱能。張是死於靖難中張玉。而土木堡之變張玉後人陣亡，朱能後人戰後被削爵，武將勳貴一掃而空，軍權落於文官之手，於是明朝又走上了宋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