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太大、大複雜。只能從當時的內外部環境和改革的目的來看，商鞅變法處在當時各國都已經和正在變法的國際大環境:齊有管仲、趙有胡騎射、魏有李悝、楚有吳起等，秦一直有變法，衛鞅去了以後是將改革推向深入.極端。而秦立國時間較短，貴族勢力在戰國七雄中最弱，同時秦在春秋時國力較弱，有生死存亡之憂患，變法願望強烈同時效果也好。北魏孝文帝改革屬於主動漢化，不改革只能被動漢化。王安石的變法很難說，北宋很富裕，吏治很好，文化發達，可政府缺錢(準確的說錢不夠用) 國家養兵很多可對外用兵總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皇帝想學唐太宗，王安石就變法，從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內容來看，主要是社會財富轉移，即從民間轉移到國家。這樣政府有錢了，民間財富被榨乾了，社會經濟秩序被破壞了，經濟增長動力消失了。但國家有錢了(豐亨豫大)，可以發動對外戰爭了，結果作死了。所以後世將北宋滅亡歸罪於王安石變法是有道理的。戊戌變法基本上照抄日本明治新，可清當時情形與日本明治維新時大多不同，不具可行性，失敗正常。

其實題目中有關變法成功與否要看從哪個角度去分析，商鞅變法六十年以後秦滅六國，但二世而亡，滅亡的原因拜商君變法，秦亡漢立，無人恨商君;而王安石變法也為北宋帶來了短時的輝煌，但幾十年後北宋突然滅亡，然南宋繼之，將北宋滅亡歸罪於王安石。呵呵，歷史是後人寫的。

商鞅變法是要以法家思想摒棄諸多雜家，透過嚴刑峻法組織起秦國的強大軍隊，其核心內容是以軍功作為重要的上升通道，打造全民皆兵的模式，它成功的原因是當時秦國正處於上升期，不斷的對外擴張戰爭帶來的戰爭紅利彌補了因戰爭帶來的內部創傷和疲弊，持續掠奪的財富賞給了那些因戰爭受到損害的家庭和人民。但等到秦國統一完成，事實上應該轉變思路，以儒代法，或者王霸道雜之，最差的也應該是百家爭鳴的方式來治國，但秦國一直貫徹的是自商鞅時期確定的法家獨大的局面，最終由於無掠奪戰爭帶來的巨大戰爭紅利了，龐大的軍隊主要職業變成了戍邊和開發長城等大工程，喪失了以戰養戰的優勢秦國最終士民不堪重負，走向滅亡，被起義軍一舉擊敗，如果放在整個全域性，商鞅變法實際上是秦國最終滅亡的重要禍根，只是說階段性它促進的秦國的繼續強大和對外戰爭。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核心是漢化，全面接受漢朝文化，並且由一個遊牧的部落國家變成了一個龐大的農業帝國。在他的那個時代儒家思想已經被改造為天下第一適合統治國家的學說了，並且中原生活方式的先進時時刻刻吸引著這些草原上來的套馬漢子，隨著地盤的擴大，接受農耕文明，告別豐儉由天的牧民生活，成為一個有錢的農民，彷彿成為了大多數人的願望，當時中原漢民吃的是油，喝的是酒，住的是高檔大瓦房，遠比鮮卑人的帳篷要舒服的多，於是最終的全面改革來臨了，改革之後北魏才有實力統治廣大的農耕文明區。然而改革也有負面的影響，比如閹割了遊牧民族強大的戰爭動員機制，他們不再是全民皆兵的民族了，軍隊戰鬥力也迅速下降，不過任何胡人漢化都會面臨這個困局，逆襲之後的他們也要遭受其他遊牧民族的騷擾侵襲，當年漢武帝花費百年積蓄來對付的他們也要防止其他少數民族南下了，因為他們是有錢人了呀。

至於王安石變法，核心就是為政府掙錢，把中國民間傳統而穩固的地主佃戶租傭關係打破，放高利貸給老百姓，與民爭利，與地主爭利，另外當時宋朝軍隊都不怎麼能戰鬥了，王安石還要強迫老百姓承擔租役兵役，當時東京汴梁就有老百姓自斷手臂為了拒絕雜役。另外王相公刻薄寡恩，得罪了官僚百姓各個階層，雖然也有皇帝支援，最終還是搞得天怒人怨，人神共憤，被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一些傳統士大夫趕下臺是必然的。就相當於洪秀全建立一些看似先進的制度，但實際上都是半吊子政策，並且動機不純，最終貪婪腐化，還是被曾國藩這樣計程車大夫打敗。王相公為國掙錢，卻要搜刮百姓，雖然今天看起來很多政策有其先進性，但是那個年代根本行不通！

至於戊戌變法，好吧，我不得不說一群熱血的學生，絲毫不懂得治國之道，只是看了幾本聖賢之書而沒啥實踐經驗，依託於一個沒有實權卻妄想奪權的小皇帝光緒，這樣的組合不可能成功，康梁從一開始就是被利用的，假如僥倖成功，光緒也未必會真的推行變法，不然他辛苦奪回的權利豈不是要拱手相讓。還好當年袁公沒有被蠱惑做掉慈禧，中國當時除了慈禧之外根本沒有一個能夠穩住內外全域性的人物，假如慈禧提前死掉，中國可能提前陷入軍閥割據的深淵，外敵假如入侵，那麼中國萬劫不復，不可想象。況且像康有為這樣的後面以保皇為藉口娶n個小老婆到處壯陽招搖撞騙的人，我真的不指望能做出什麼民族貢獻，一看就像傳銷的，還自封聖人。

這問題問得胃口也太大了，相當於4個問題。之所以選擇這個問題回答，是因為最近寫了一本關於改革的書《改革家們》，預計明年4月由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

改革要成功，最最最重要的條件是擁有絕對的權力。商鞅變法能成功，因為有秦孝公無條件支援。這種支援到了什麼程度？秦孝公死時居然讓商鞅接班！這不是我瞎掰，《戰國策》裡說的。所以，商鞅雖不是皇帝，權力卻勝似皇帝。魏孝文帝就不用說了，老闆親自主持改革，阻力會小很多。相比之下，王安石和康梁那幫人就不行了。宋神宗對王安石的支援不是那麼“堅挺”，也不是那麼“持久”。所以王安石最後撂挑子了，還抱怨說：一面下邊加柴火，一面上邊澆冷水，這湯怎麼熬得好……至於康梁，確實得到了光緒皇帝的大力支援，可大家都知道，光緒沒啥權力，都是慈禧老妖婆說了算！

除了“權力”這個最重要的因素，改革內容和方式方法也非常重要。商鞅變法雖然很激進很徹底，但講究循序漸進，用了至少16年，並且分2期進行，有條不紊，穩步推進。王安石變法的內容沒有完全抓住要害，有理想主義傾向，執行時也存在動機與效果的不一致。戊戌變法更是一幫缺乏執政經驗的書生瞎搞，而且步子太大過急，想一口吃成大胖子，全然不顧實際情況。

孟子說過：“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也就是說每500年就會來一次改革。那是因為500年時間，足夠國家和社會的問題積累到非用改革甚至革命的辦法去解決了，也就是所謂的“問題倒逼”。經濟學家許小年說，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改革只有兩次，剛好一頭一尾，第一次是商鞅變法，第二次是改革開放。歷史上，改革成功少失敗多，即使成功的改革，改革家往往沒有好下場，這給改革蒙上了悲壯的味道和血色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