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1792—1841年），清代傑出思想家、文學家。又名恐祚，字瑟人，號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進土，宮禮部主事。通經學，為今文學派。曾與林則徐、魏源等結宣詩社，研求經世之學。政治上反對封建專制，要求改革。其詩渴望變革，具有追求理想的強烈精神，氣勢磅礴，色彩瑰麗，散文亦具特色。有《定庵全集》。

龔自珍12歲時，拜一位人品端正、學識淵博的宋先生為師，學習《四書五經》。一天，宋先生指著一盆水仙花叫龔自珍寫一篇賦文，龔自珍稍加思索，拿起筆來，一氣呵成，不到半個小時就寫成了。宋先生看過之後為這位學生的才華感到驚訝，他對龔自珍的父親說：“你兒子的文章哪裡像—個12歲的孩子寫的？就算與那些名家相比也沒什麼不可以的！據說唐代的詩人王勃是個神童，這孩子與王勃相比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啊！前途不可限量！”

龔自珍19歲時，在家人和老師的要求下，他準備去參加順天府鄉試。他也曾設想自己可以憑藉科考這座橋樑，一步登天。這年的考試分3場，龔自珍都參加了。9天3場，他感覺不錯，考卷交了之後，他便回家了。放榜那天，他親自去看，龔自珍正榜無名，但他在副榜20名處發現了自己的名字，總算沒有名落孫山。他以此安慰自己，心想也可以向父母老師作一個交代。

在回家的路上，龔自珍思忖：自己的才學文章不能算差，怎麼就不能中正榜呢？越想越覺得生氣，越想越覺得這科舉取士的不公。最後他做出結論：公平與不公平雖然是不能改變的，但人是可以選擇的。

龔自珍在科舉上失意後，心情一直不好。在一次遊玩中，龔自珍心情沉重地想：自己已經29歲了，仍然一事無成，真沒臉見父老鄉親。

他多麼希望有伯樂發現他，舉薦他。但是那僵死的八股文把他擋在門外，他意識到，自己的理想與自己當前所走的道路很不一樣，只有改革了科舉制，不再只憑八股取士，選拔人才憑真才實學，他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經常用筆來抨擊不合理的社會，呼籲社會來一番重大的改革，他用詩表達了他的心願：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yīn）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龔自珍後來又參加了幾次科舉考試，但都又名落孫山，他不能相信自己所擅長的東西被說成不合格，萬般無奈之下，他只好寄情山水，一口氣寫了15首遊歷山河的詩，反映了他想要超越現實卻始終不可實現的苦悶心情。

其實龔自珍平時除了讀書、寫詩作詞之外，還比較留心國事，由於對國內國際形勢的瞭解，他的歷史使命感越發強烈。他覺得身上的擔子沉重了。位卑不敢忘憂國，他針對當時華人口日增、經濟衰退、遊民增多，以及邊境動亂、沙俄虎視西北邊陲，外患日深的現實，查閱了大量歷史上的地理資料，在他20歲時，寫成了一篇《西域置行省議》的重要著作。著作中提出了許多有參考價值的意見，但無法呈奏皇上。

後來，果然不出龔自珍所料，恰在50年之後（龔自珍已去世30年），即1871年，沙俄悍然出兵侵佔了中國西部的伊犁地區。到1881年，沙俄又強迫清朝廷簽訂了不平等條約——《中俄伊犁條約》。龔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議》當時沒有產生什麼作用，清朝廷受此打擊之後，慢慢認識到在新疆地區設定行省的重要性。在後來新疆正式建省時就參考了龔自珍的著作。就連清末名臣李鴻章也對龔自珍的文采極為稱讚。

龔自珍出生在一個世族書香和五代官宦的家庭。祖父和父親除了任官，還有著述。母親是著名的文學家段玉裁的女兒，也會寫詩作文。這樣的家庭環境為龔自珍的成才，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龔自珍從小資質聰慧，思路敏捷，興趣廣泛還肯刻苦鑽研。 龔自珍的生活時代，正處於中國封建社會迅速崩潰、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侵略中國的時代。由於當時社會危機的影響，各族受壓迫人民的起義烽火此起彼伏，不斷地搖撼著清王朝的統治。敏感的龔自珍真切地感受到時代脈搏的激烈跳動，他再也不能按照外祖父指點的考據學老路子走下去了。他憤世嫉俗，去尋求變革的思想。他把宋代王安石作為學習的榜樣，曾經九次親自抄錄王安石那篇鼓吹改革變法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認真閱讀，愛不釋手。當時的詩人張維屏曾感嘆地說過，如果龔自珍的政治主張得到實行，恐怕他就是又一個王安石了。

21歲後，龔自珍寫了很多批判和揭露封建社會黑暗現實的文章。其中最有名的是《明良論》、《乙丙之際著議》和《尊隱》等。《明良論》共4篇，主要抨擊了清王朝官僚政治的極端腐敗，指出封建官僚集團的寡廉鮮恥和昏庸無恥。在《尊隱》一文中，龔自珍已經看到“山中之民”這股力量，正在蓬勃崛起，即“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預言腐朽的清王朝可能被這股反抗力量所埋葬。在龔自珍筆下，當時的社會情景是：“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引暮氣，與夢為鄰。”（《尊隱》）說明清王朝已經到了日落西山的“衰世”時代。可以看出，龔自珍在這篇文章裡，儘管不明確“山中之民”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政治力量，但這位思想敏銳的詩人，彷彿已經聽到大規模反抗清王朝鬥爭暴風雨來臨前的隱隱雷聲了。

龔自珍27歲就中了舉人，可是後來屢試不中。30歲時，在清內閣的國史館中任中書，這使他有機會翻看國家的大量藏書，又由於跟隨父親調任，奔走南北，即看到了統治集團的內幕，又接觸了社會，促使他關心“世情民隱”。他從挽救清王朝危機出發，疾呼要打破“萬馬齊喑”的局面，極力主張“變法圖強”。他指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便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上大學士書》），這種歷史發展和變革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趨勢。他又說：“一祖之法無不弊，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勵改革，孰若自改革？”意思是說，一個朝代的弊政總要被下一個朝代廢除。現在當朝的，有了弊政，與其等到後來的廢除，還不如自己趁早廢除掉。 龔自珍還大膽提出一些改革弊政的方法。他在揭露腐朽的舊官僚制度造成社會黑暗的重要原因時說：“政要之官”都是昏庸之輩，因此，他主張“裁損吏議”。對於那些貪官汙吏，他主張要革除其職務，情節嚴重的要捕殺之。他還主張限制豪強、地主、官僚兼併土地。他在《農宗篇》中，明確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主張在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的規範下，按宗族大小分等授田。

他還提出了其他方面改革的設想，如嚴禁鴉片、限定通商口岸和商品種類、鞏固邊防等。但值得一提的是龔自珍在改革主張中，對人才十分重視。他認為，社會制度的變革，風氣的移易，其“所恃者，人才必不絕於世而已”。他還指出，由於當時統治者不重視人才，甚至摧殘人才，以至使人才不聚於“京師”，而聚於“山林”，這對封建王朝來講無疑是極不利的。所以，他主張一定要改革當時任用人才中所存在的誤區，提出了改革科舉制度，廢除“資格”論，改變君臣關係，使大臣們能和君主一起“坐而論道”，要給予大臣們有處斷政事的權力等等。

龔自珍直到38歲時才考中進士，清政府讓他去當一個知縣，他拒絕不去，仍留在京師，結果被改任為禮部主事。他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如陳沆、林則徐、魏源、黃爵滋、湯鵬和張際亮等，提倡經世之學，關心時事，抨擊時政。他們還共同加入宣南詩社，互相應酬唱和，激勵詩情，交流學術思想。這些詩友都是極力主張禁止鴉片輸入的愛國志士，在禁菸抗英的重大問題上，他們都以振興清朝，恢復大國風範為目標，表現出深深的愛國之情。

龔自珍早在鴉片戰爭爆發前17年就發現了英國殖民者的侵略陰謀。他尤其憎恨英華人把鴉片輸入中國。他把鴉片稱為“食妖”，即食物中妖魔。指出由於“食妖”大行，使人民“病魂魄，逆晝夜”，使國家“喪金萬萬”，財源枯竭。他還注意到，鴉片對清王朝官吏的毒害，寫下了“鬼燈隊隊散秋螢，落魄參軍淚眼熒”的詩句，惟妙惟肖地勾畫出“隱君子”們吸食鴉片的病態。

龔自珍深知鴉片對中國禍害無窮，因此，他號召全力禁菸，他全力支援林則徐禁止鴉片煙的運動。當林則徐奉旨往廣東禁菸時，龔自珍聞訊高興無比，揮筆寫了一篇《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名為送行，實則鼓勵林則徐加強戰備，克敵取勝。他建議林則徐“宜以重兵隨”，並要多帶能工巧匠，以“整修軍器”。並提醒林則徐對於“黠滑遊說，面貌為老成迂拙”之徒，“宜殺一儆百”，不這樣做，“事機一跌”，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同時，龔自珍還表示願意隨林則徐一起南下廣東，為禁絕鴉片煙貢獻綿薄之力。富有經驗的林則徐深知這場鬥爭的複雜性，對龔自珍的要求婉言謝絕了。當林則徐在虎門銷煙的訊息傳來時，欲辭官南下的龔自珍寫下這樣的詩句：故人橫海拜將軍，側立南天未蕆勳。我有陰符三百字，蠟丸難寄惜雄文。

這首詩（《己亥雜詩》）抒發了龔自珍堅決支援禁菸並渴望親臨前線的戰鬥豪情。同時，也擔心身負民族重任的林則徐，能不能在大功尚未告成之際，繼續衝破來自多方的阻力，勝利完成艱鉅的禁菸任務。

道光十九年（1839年），龔自珍由於“好直言”，得罪了不少權貴大人，受到傾軋和打擊。他同朝廷權貴們越來越格格不入了。於是以父母年事已高，須侍奉雙親為由，辭去禮部主事，南歸老家。十月，他又北上接回家眷。在南北往返途中，他寫下了300多首詩，都是七言絕句。因為這一年，是己亥年，所以把這些詩編集一起，名為《己亥雜詩》。這組詩，記錄了9000裡旅途中的所見所聞，以及對往事的回憶，抒發他的深沉感慨和憂愁。反映了中國行將滅亡的清王朝的社會風貌。儘管他懷才不遇，但他並沒有隨世浮沉，在風雨飄搖[1]中，他仍然追求自己的理想。他總渴望有一天他的理想變為現實。他寫道：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詩人路過淮浦（今江蘇清江市），聞纖（qiàn）夫勞動號聲時有感，寫道：只等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彼此河。我亦曾靡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 詩人運用第一人稱的寫法，寫船伕拉縴的艱苦勞動。他曾是領俸“太倉粟’”的官員，由此而感到不安，聽到“邪許”的呼聲時，淚如滂沱（tuó）。此詩情景交融，真切動人。

龔自珍南歸以後，在江蘇丹陽縣雲陽書院和杭州紫陽書院講學，把他廣博的知識和鮮明的愛國思想，灌輸給青年一代。這時，他雖然身在書齋，而心卻仍然關注著國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安危。不幸的是。在他南歸後僅僅過了兩年又四個月，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二十六日，他在丹陽的雲陽書院溢然[2]與世長辭了，終年50歲。 “自古天才未盡才”，龔自珍留給後世的，有300多篇文章和近500首詩詞，都輯錄在《龔自珍全集》裡。龔自珍的詩文對後世影響巨大。他不僅以大膽潑辣、筆鋒犀利的政論，震驚當時的社會，而且以他獨闢溪徑的詩歌創作和絢麗多彩的藝術風格，影響了當時的文壇。又如《己亥雜詩》第五首：滿擬新桑遍冀州，重來不見綠雲稠。書生挾策成何濟，付與維南織女愁。

龔自珍在途中經過河北地區，發現他一年前提出的在冀州推廣種桑養蠶的建議未被採納，憤慨地寫了這首詩。它進一步闡發了作者在《乞糴（dí）保陽》詩中主張發展民族手工業的家國主義思想。

龔自珍的詩，無論在思想內容方面，還是在藝術形式上，都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開創了一代新風。以後很多詩人和學者，都深受他的啟迪和薰染。梁啟超說，初讀龔定庵的著作，有“若受電然”的感覺，意思是像觸了電一樣。可見龔自珍的詩文，有多麼大的思想力量和藝術魅力。 龔自珍於大膽批評當權者，積極主張實行改革，並預言了時代要發生巨大的變化。他是中國近代史上思想啟蒙的先驅。

[1] 風雨飄搖：比喻動盪不安，很不穩定。

[2] 溘（kè）然：忽然。

龔自珍（1792—1841年），清代傑出思想家、文學家。又名恐祚，字瑟人，號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進土，宮禮部主事。通經學，為今文學派。曾與林則徐、魏源等結宣詩社，研求經世之學。政治上反對封建專制，要求改革。其詩渴望變革，具有追求理想的強烈精神，氣勢磅礴，色彩瑰麗，散文亦具特色。有《定庵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