禰衡（公元173年-公元198年），字正平，東漢末年平原般（今山東商河境內）人。禰衡作為東漢末年的名士，史書稱其“少有辯才，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他是那個時代的縮影，更先於那個時代滅亡。
東漢自光武帝劉秀開國時起，便行褒尚名節之風，由是士子多相砥礪，以犯顏直諫、克己奉公為重。
這種風氣一度使東漢帶來較下面的發展，但逐漸演變，至東漢末年時，士風趨於浮華，文人士子以名聲為重，如徐幹在《中論•譴交》對這種價值觀進行了批評，“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飢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
由此可見，東漢末年，名士之風趨於畸形，人們推崇的只是個人名利，《後漢書•黨錮列傳》載，“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其時，作為士林領袖的郭太、李膺等人，在這種士風之下，在人們心目中擁有崇高的地位。
在這種情形之下，民間出現了以苦節和對抗禮制兩種求名方式，如《後漢書•陳藩列傳》載，“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其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陳藩大怒，說“聖人制禮，……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汙鬼神乎”，士人為求名以取利，致於奇“行”怪狀。
禰衡是另一種極致。《世說新語》劉注引《文士傳》，“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漢末時，門閥、出身漸為人所重，而禰衡家世微薄，處於不利地位，在變怪百出、競相求名的風氣薰陶下，想要迅速出名，只能借奇異之舉。
禰衡刻意以狂傲示人，《後漢書•文苑傳》載，“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甲方來集……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禰衡得孔融薦於曹操，由是得詔，但他恐行止與以往狂傲相悖惹士林不齒，遂“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甚至以侮辱曹操來顯示自己傲岸的氣節，“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時值曹操招攬賢才，不好砍他，便驅之於荊州牧劉表。《抱朴子外篇》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為曹公名為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荊楚者也，表遂遣之”，此後，禰衡就到了黃祖地頭兒，走向人生的末路。
兩次被棄之如敝履，對禰衡造成了較大的打擊，終書《鸚鵡賦》，以“託輕鄙之微命，委陋淺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等辭句以求依附。但世事都是說來容易，做起來從來不是那麼回事，《後漢書》載，“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慚，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雲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棰，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
作為那個時代名士之風的縮影，誇求虛名的禰衡終以其狂悖的方式，走完了荒誕的一生。
禰衡（公元173年-公元198年），字正平，東漢末年平原般（今山東商河境內）人。禰衡作為東漢末年的名士，史書稱其“少有辯才，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他是那個時代的縮影，更先於那個時代滅亡。
東漢自光武帝劉秀開國時起，便行褒尚名節之風，由是士子多相砥礪，以犯顏直諫、克己奉公為重。
這種風氣一度使東漢帶來較下面的發展，但逐漸演變，至東漢末年時，士風趨於浮華，文人士子以名聲為重，如徐幹在《中論•譴交》對這種價值觀進行了批評，“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飢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
由此可見，東漢末年，名士之風趨於畸形，人們推崇的只是個人名利，《後漢書•黨錮列傳》載，“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其時，作為士林領袖的郭太、李膺等人，在這種士風之下，在人們心目中擁有崇高的地位。
在這種情形之下，民間出現了以苦節和對抗禮制兩種求名方式，如《後漢書•陳藩列傳》載，“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其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陳藩大怒，說“聖人制禮，……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汙鬼神乎”，士人為求名以取利，致於奇“行”怪狀。
禰衡是另一種極致。《世說新語》劉注引《文士傳》，“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漢末時，門閥、出身漸為人所重，而禰衡家世微薄，處於不利地位，在變怪百出、競相求名的風氣薰陶下，想要迅速出名，只能借奇異之舉。
禰衡刻意以狂傲示人，《後漢書•文苑傳》載，“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甲方來集……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禰衡得孔融薦於曹操，由是得詔，但他恐行止與以往狂傲相悖惹士林不齒，遂“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甚至以侮辱曹操來顯示自己傲岸的氣節，“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時值曹操招攬賢才，不好砍他，便驅之於荊州牧劉表。《抱朴子外篇》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為曹公名為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荊楚者也，表遂遣之”，此後，禰衡就到了黃祖地頭兒，走向人生的末路。
兩次被棄之如敝履，對禰衡造成了較大的打擊，終書《鸚鵡賦》，以“託輕鄙之微命，委陋淺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等辭句以求依附。但世事都是說來容易，做起來從來不是那麼回事，《後漢書》載，“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慚，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雲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棰，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
作為那個時代名士之風的縮影，誇求虛名的禰衡終以其狂悖的方式，走完了荒誕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