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位六十年（外加太上皇又近三年），期間分別於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和四十九年（1784年）連續六次南巡。如此興師動眾，無疑是紛紛擾擾，勞民傷財。

以乾隆十六年（1751年）第一次南巡為例，其於當年正月出發，由直隸入山東，然後沿京杭大運河南下，途經德州、泰安、曲阜、兗州、清河、高郵、鎮江、丹陽、常州至蘇州，三月到達杭州。同年五月回京，歷時五個多月。

皇帝出遊與尋常人外出當然大不相同，其排場、其規模及其帶來的開支都是極其驚人的。據事前打前站的護軍統領努三等人的勘查，南巡途徑直隸、山東、江蘇、浙江四省，其中旱路一千七百五十八里，計三十三站；水程一千三百四十六里，計十九站。

回程有旱路一千四百四十二里，計二十八站；水路一千二百九十四里，計十七站。來回全算起來的話，其中南下路程三千一百零四里，北上二千七百三十六里，往返總計五千八百四十里，全程共計九十七站，平均每天得走六十里。

乾隆每次南巡，路上都要花上四五個月，用船達四五百隻，隨駕當差的官兵往往在兩三千人，全程用馬六七千匹。此外，各地官府還得徵召成千上萬名役夫沿途提供後勤等方面服務，其人員、金錢的用度可真不是小數目。

以首次南巡所需的兵丁、馬匹、船隻等為例，其中即包括隨行大臣三十二人，侍衛章京六百一十一人，官兵兩千五百五十九名。大臣每人給馬五匹，侍衛官員給馬三匹，護軍、緊要執事人等每人二匹，其餘每二人用馬三匹，合計需馬六千六百九十餘匹。這六千多匹馬用到江蘇宿遷即止，因為後面主要乘船南行，因而江浙兩省還需為南巡團準備約四千匹馬。

用船方面，乾隆乘用的御舟是特製的安福艫，另有翔鳳艇作為備用。各大臣則給二隻或一隻，侍衛官員或二三人一隻或四五人一隻，隨行兵丁或八九人一隻或十數人一隻，總計需用船四百四十餘隻。

南巡無疑給民間帶來了極大的騷擾。以御道為例，其標準是幫寬三尺，中心正路一丈六尺，均要求堅實平整。所經道路，一律黃土鋪墊，清水淨道，即便石板石橋也不例外。河道狹隘之處要加寬，遇障礙要拆除，必要時甚至要拆橋讓路。

出發前，乾隆在諭旨中要求，“清蹕所至，除道供應，有司不必過費周章”，“至川原林麓，民間冢墓所在，安厝已久，不過附近道旁，於輦路經由無礙，不得令其移徙。”但話雖如此，一些地方官為了討好皇帝，又豈會顧及老百姓的感受！

乾隆是聰明人，他心裡也知道南巡給沿途百姓帶來極大的不便和開支。於是，其出巡前即釋出諭旨，宣佈蠲免江蘇、浙江等省歷年積欠錢糧，其中稱：“東南貢賦甲於他省，其歷年積欠錢糧，雖累準地方大吏所請，分別緩徵帶徵，以紓民力，而每年新舊並徵，小民終未免拮据。……著將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三年江蘇積欠地丁二百二十八萬餘兩、安徽積欠地丁三十萬五千餘兩悉行鐲免。

至於浙江，因為此前並無積欠，“著將本年應徵地丁錢糧蠲免三十萬兩”，以示鼓勵。直隸、山東所過州縣，“蠲免本年應徵額賦十之三”外，又免山東欠谷九十七萬石餘。如此，還算是給了沿途老百姓一點實惠。

總體來說，乾隆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弊。透過六次南巡，乾隆相當清楚地瞭解了沿途及江南的官風民情，知道了民間的百姓疾苦。正如其在四十九年（1784年）的御製《南巡記》中說的，“予臨御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二曰南巡”。作為他生平最重要的事功之一，乾隆對南巡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不過，乾隆也在《南巡記》裡清醒地指出，若不具備君主之“無慾”、扈駕人員之“守法”、官員之“奉公”、民人之“瞻覲親切”這四個條件，切不可輕言南巡。

十餘年後，乾隆曾對軍機章京吳熊光說：“朕臨御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無以對朕。”

“乾隆下江南”曾是一件重大的歷史事件，眾多的歷史懸疑讓人猜測遐想。市檔案館的賈麗琴研究《清宮揚州御檔》發現，為迎接乾隆首次南巡，揚州在沿途道路、名勝古蹟修建行宮、修橋鋪路，可謂煞費苦心。

據兩淮鹽政吉慶在《奏為聖駕南巡兩淮商人程可正等公捐百萬銀兩事》奏摺中稱“江省幸蒙恩允南巡，萬姓歡騰，淮商倍切所需費用久願公捐，其踴躍難形情狀”。雖然乾隆首次南巡到底花了多少銀子並沒有明確數字，但是光揚州鹽商助其南巡就捐了100萬兩銀子。

關於乾隆南巡具體花了多少錢的問題，目前還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但根據當時的說法，乾隆的一次南巡，地方官為了迎駕，已經把那種中產人家折騰乾淨了。

按照這個說法計算，乾隆六次南巡的總花費不會比和珅貪汙的數字少多少。請注意，乾隆南巡的規模空前浩大，方方面面都要花錢。而且乾隆又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明明花100萬就能解決的問題，他非要花上500萬。

雖花銀子多，但花的值，有些時候感覺入不敷出但也可以提現當時的盛況。也是穩定社會等一系列的政治話題。也許我回答的不全面，可是處於政治角度是花多少也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