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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大商家的崛起衰落必然是和國家形式有關係的。
祁縣喬家發家於乾隆初年,因做生意守信公道獲往來業戶支援,雖有做生意失敗的時候仍然挺過難關發家。同時喬家子弟恪奇祖訓,定有家規,不準嫖賭,不準納妾,不準酗酒,因此喬姓家業漸趨興旺。以包頭城為起點,又向國內各大中商埠發展,先後在京、津、東北、長江流域各城鎮設立商號。光緒十年(1884)又設大德通、大德恆票號。大德通票號最初資本 6萬兩,中期增銀12萬兩,最後增至35萬兩。大德恆票號資本10萬兩。二票號在全國各地有20多個碼頭(分號)。西至蘭州、西安,東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張家口、歸化、包頭,東北至瀋陽等地,均設有喬氏商號。清末喬氏在全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等200多處,有流動資金700——1000萬兩以上,加上土地房產等不動產,有資產數千萬兩。
喬家發達除了自身人才輩出之外也注意結交官府人士。喬家自己人並不做官或花錢買官,而是花錢結識權貴則可作為經商靠山。如果某官在官場失意,又可另外交結新官吏。也就是說前一個靠山倒了,還可找新靠山,使商業經營不受影響。
喬氏交結權官,上至皇室親貴,至州府縣吏,四方籠絡,八方疏通。光緒以來,陝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撫道員,幾乎都與喬氏的商業在經濟上有交往。庚子事變,慈禧西逃,途經山西時,喬氏大展交結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營設在其所辦票號祁縣大德通總號,又出借給清廷40萬銀兩,以解清廷西逃財政拮据之急。清廷當然也是“投之以挑,報之以李”,此後對喬氏商業多加關照。
喬氏家族的衰敗是從清末清政府設戶部銀行始。喬氏票號業務多被官辦銀行奪走,部分資產被巧取豪奪,公私存款大幅度減少,喬氏不得不把票號改組為錢莊。
辛亥革命後清王朝滅亡,喬氏家族借給清政府的錢全打了水漂,大受損失。
到民國亂戰時期,各路軍閥攤派軍餉,巧取豪奪。比如喬氏在包頭的復字號商業在1926年被馮玉祥軍攤派,損失糧食五萬石,現洋150萬元,喬氏商號元氣大傷。
1937年日軍侵佔包頭,喬氏復字號當鋪、錢鋪均被日偽組織接收。抗戰後,喬氏商號復業,僅苟延殘喘,到解放前已是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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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家雖然主營絲茶,但在當時山西商人中也並非最大,迅速崛起是從經營了票號生意開始,當時作為一個新興行業迅速擴張,當然也和政府的支援分不開的,真正實現了匯通天下,喬家此時已達到歷史的頂峰,此時慈禧太后及滿清政府開始認識到了票號業務的重要,便由戶部開辦國有票號,至此喬家的生意開始衰退,正所謂成也票號,敗也票號!隨著晚晴民國初年戰亂,喬家生意急轉直下,迅速衰敗,因此說喬家的衰落與政局有直接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