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外語要從娃娃抓起的道理大家都懂。然而從小學到大，別說八門外語全精通，許多人的英語學習熱情，就一直停留在單詞只背到abandon的程度。
英語課上虛度光陰的你有沒有想過，在沒有字典、沒有詞典、各種語言不通的時代，人們為了聽懂另一種語言，到底有多努力？
接下來你將看到：
●第一批學漢語的西方人是傳教士
●跨時代的聖保祿公學和熱心翻譯的傳教士
●“文化是沒有文化的人創造的”
第一批學漢語的西方人是傳教士
-+-
如果把教鐵嶺人說溫州話也算成一種“翻譯”，那麼中國的翻譯史其實非常悠久。
早在西漢，揚雄就寫了《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這部名字了不起，內容更了不起的方言詞彙比較著作，收錄了諸如“砍柴的十種說法”之類的內容。
如果把“翻譯”限定在跨語言的狹義範圍裡，那麼無論是從東漢到唐宋綿延不絕的梵文佛經翻譯熱，還是培養兼職翻譯的政府機構鴻臚寺、四夷館、會同四譯館，都在為中外交往添磚加瓦。
●《華夷譯語》：一種民族語言翻譯
不過，梵文和拉丁語差不多，地位崇高卻沒多少人用，統稱“華夷譯語”的漢X語詞典，又主要是為了解決朝貢問題和民族糾紛。
這兩種“翻譯”，實際很少有機會出現在普通百姓的生活場景裡，相比“你今天吃了啥”，它們更常用來溝通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的大道理。
“東亞文化圈”裡的語言互通，要開始得早一些。又因為漢字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應用範圍極廣，起碼讀書識字的人交流起來還是比較容易的。
而華人和歐洲人之間，為了聽懂彼此在說什麼，就要多經歷一番磨難了。
推動這個偉大的歷史程序的，首先是西方傳教士。
第一個試圖進入中國的傳教士，是出生於1506年的西班牙人沙勿略。
但是由於當時的明朝對西方人入境比現在嚴格很多：只接待官方代表團，拒收散客，沙勿略一生未能踏上大明朝的土地，最終病死在離廣州城非常近的上川島上。
●沙勿略：有點禿頂
沙勿略雖然失敗了，但他的故事為一代又一代傳教人所銘記。
十六世紀中期，葡萄牙在事實上侵佔了澳門，澳門也就成為傳教士進入中國的跳板。
傳教士們雖然有機會靠近中國，卻受到了來自漢語的暴擊——這門語言和葡意西法拉丁語差異太大，遠渡重洋的傳教士，和中國民眾完全無法交流，傳教工作首戰受挫。
跨時代的聖保祿公學和熱心翻譯的傳教士
為了解決語言問題，也為了提高傳教士們的專業素養，1565年，天主教耶穌會在澳門的聖安多尼教堂附近，建立了聖保祿公學，這是中國境內第一所西式學校。
儘管當時的羅馬教廷還不接受教士們用漢語傳教，但聖保祿公學已經開始因地制宜，研究如何將《聖經》翻譯成通俗易懂的中文小冊子，而這也被看作是葡漢文獻翻譯的起源。
●聖保祿公學遺址：澳門大三巴牌坊
到1584年，聖保祿公學已經擁有超過200名學員，培養出一批雖然水平參差不齊，但總算是對漢語略知一二的早期翻譯中堅力量。
不過，當時的傳教士們是怎麼學會漢語的呢？
十六世紀八十年代前後，義大利傳教士羅明堅和利瑪竇先後抵達澳門，不久後羅明堅在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裡描述了自己面對漢語時的苦澀心情——
“老師如果只會中國官話，而不會講我們的話（葡萄牙語）也是枉然……只能藉圖畫學習中國語言，如畫一匹馬，告訴我這個動物中國話叫"馬"，其它類推。世上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中國字，它並無字母可循，葡萄牙人以及神父們的學習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和羅明堅同來的利瑪竇天賦異稟，他在1593年將《四書》翻譯成了拉丁語，這是《四書》的第一個西方譯本。
此外，利瑪竇還編纂世界上第一本漢語與歐洲文字對照的詞典：《葡漢詞典》。
有了詞典，後人就有了學習漢語的小翅膀。
利瑪竇之後，西方傳教士學習漢語之路就比較順風順水了。
1626年，法國神父金尼閣寫了中文教材《西儒耳目資》，還將《五經》翻譯為拉丁語；1662年，義大利人殷鐸澤和葡萄牙人郭納爵用拉丁文合譯《大學》，取名為《中國之智慧》；1814年，英華人馬禮遜編纂《華英字典》這部鴻篇鉅著是最早的英漢—漢英字典。
雖然傳教士們翻譯了典籍、編寫了詞典、甚至出了不止一本漢語速成教材和漢語語研究著作，但我們必須意識到，大部分傳教士的漢語水平，僅僅停留在能用漢語講《聖經》的程度上，甚至連聽信徒懺悔，都不一定做得到。
到了清代，中國官方開始警惕西方外來勢力學習漢語的傾向。
政府下了禁令，如有華人被舉報教洋人漢語，斬。
馬禮遜的第一位中國老師就死在官府刀下，這導致他後來學漢語的時候，只能把老師帶進小黑屋，兩個人矇住窗子進行地下活動。
●同時期的日西關係差不多
“文化是沒有文化的人創造的”
九成歐洲來華知識分子的漢語水平不怎麼樣，中國知識分子的表現就更糟糕。
直到鴉片戰爭前夕，除了徐光啟、李之藻等少數異端之外，大部分士人的共識是，蠻夷之國低我們十等，蠻夷鳥語學它做甚。
真正努力用口語溝通的，是中國的“買辦走狗”和“西方冒險家”。
而他們在談生意時講的並不是漢語，也不是標準葡萄牙語或英語，而是一種介於漢語和葡語/英語之間的，不中不西的“假語言”。
它的詞彙量大概只有700個左右，語法非常簡單，發音極度不規範，學術名稱叫“洋涇浜”或者“皮欽語”。
●洋涇浜三十天速成
這種主要流行於商業場所的土話分了三個時期：廣東葡語時期、廣州英語時期、洋涇浜英語時期。
廣東葡語十八世紀初起源於澳門，差不多是澳門華人與葡萄牙人交往時的唯一工具。
除了葡萄牙語和粵語，廣東葡語還混雜了閩南語、英語、印度語和馬來語成分。
張汝霖寫於1820年的《澳門記略》裡，收錄了395個廣東葡語詞彙：皇帝注音為“燕罷喇多盧”，對應葡文imperador；澳門注音為“馬交”，對應葡文macau；總督注音為“個患那多慮”，對應葡文“governador”。
鴉片戰爭後，來華做生意的英華人明顯變多，於是廣州英語成了新的“貿易專用語”，從廣州香港蔓延到所有通商口岸。
廣州英語用粵語拼讀英語詞彙，還夾雜了大量其他語言的成分。和廣東葡語一樣，它的語法完全模仿漢語，書面形式就是用漢語注音，猛然一聽，哪個國家的人都聽不懂。
廣州英語誕生之初地位很低，最早的一本廣州英語詞典叫《紅毛通用番話》，裡面告訴大家one讀溫、twenty one讀敦地溫，wine cup讀灣蛤。
儘管為了賺錢中西方人都得學，但是人人心裡都不愛它。
●清 廣州
隨著上海的國際地位躍升，上海也出現了洋涇浜英語。
它以英語和上海話為基礎，夾雜著法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奧地利語，印度語，馬來語等等等等，可以說是非常符合上海國際化大都市的氛圍了。
和廣州人不一樣，上海人曾經努力把洋涇浜英語規範化，試圖創造出像日語假名一樣，用漢字筆畫偏旁充當字母的文字系統。
雖然這個嘗試沒成功，但是源自洋涇浜英語的“布林喬亞”，“布林什維克”，“德謨克拉西”等詞彙，在民國時代一度非常時髦。
●北大著名雕塑：德先生與賽先生
聲色犬馬的上海，洋涇浜英語的應用範圍甚至不再侷限於商業場合，即使是英國貴婦，為了和自己的中國僕人溝通，也得學幾句洋涇浜：“Boy,go topside,cachee me one-piece blow rag,putee stinl water, bringmy side.”，相當的入鄉隨俗。
民國以後，隨著越來越多有錢人家的孩子留學歐美，地道的英語開始在中國境內擴散，洋涇浜英語逐漸銷聲匿跡。
語言有強勢弱勢之分，卻沒有高低貴賤之別。
從跨文化溝通的貢獻層面來講，無論是《葡漢詞典》《西儒耳目資》，還是為了亂世撈金的廣東葡語、洋涇浜英語，其實都差不多。
學外語要從娃娃抓起的道理大家都懂。然而從小學到大，別說八門外語全精通，許多人的英語學習熱情，就一直停留在單詞只背到abandon的程度。
英語課上虛度光陰的你有沒有想過，在沒有字典、沒有詞典、各種語言不通的時代，人們為了聽懂另一種語言，到底有多努力？
接下來你將看到：
●第一批學漢語的西方人是傳教士
●跨時代的聖保祿公學和熱心翻譯的傳教士
●“文化是沒有文化的人創造的”
第一批學漢語的西方人是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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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教鐵嶺人說溫州話也算成一種“翻譯”，那麼中國的翻譯史其實非常悠久。
早在西漢，揚雄就寫了《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這部名字了不起，內容更了不起的方言詞彙比較著作，收錄了諸如“砍柴的十種說法”之類的內容。
如果把“翻譯”限定在跨語言的狹義範圍裡，那麼無論是從東漢到唐宋綿延不絕的梵文佛經翻譯熱，還是培養兼職翻譯的政府機構鴻臚寺、四夷館、會同四譯館，都在為中外交往添磚加瓦。
●《華夷譯語》：一種民族語言翻譯
不過，梵文和拉丁語差不多，地位崇高卻沒多少人用，統稱“華夷譯語”的漢X語詞典，又主要是為了解決朝貢問題和民族糾紛。
這兩種“翻譯”，實際很少有機會出現在普通百姓的生活場景裡，相比“你今天吃了啥”，它們更常用來溝通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的大道理。
“東亞文化圈”裡的語言互通，要開始得早一些。又因為漢字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應用範圍極廣，起碼讀書識字的人交流起來還是比較容易的。
而華人和歐洲人之間，為了聽懂彼此在說什麼，就要多經歷一番磨難了。
推動這個偉大的歷史程序的，首先是西方傳教士。
第一個試圖進入中國的傳教士，是出生於1506年的西班牙人沙勿略。
但是由於當時的明朝對西方人入境比現在嚴格很多：只接待官方代表團，拒收散客，沙勿略一生未能踏上大明朝的土地，最終病死在離廣州城非常近的上川島上。
●沙勿略：有點禿頂
沙勿略雖然失敗了，但他的故事為一代又一代傳教人所銘記。
十六世紀中期，葡萄牙在事實上侵佔了澳門，澳門也就成為傳教士進入中國的跳板。
傳教士們雖然有機會靠近中國，卻受到了來自漢語的暴擊——這門語言和葡意西法拉丁語差異太大，遠渡重洋的傳教士，和中國民眾完全無法交流，傳教工作首戰受挫。
跨時代的聖保祿公學和熱心翻譯的傳教士
-+-
為了解決語言問題，也為了提高傳教士們的專業素養，1565年，天主教耶穌會在澳門的聖安多尼教堂附近，建立了聖保祿公學，這是中國境內第一所西式學校。
儘管當時的羅馬教廷還不接受教士們用漢語傳教，但聖保祿公學已經開始因地制宜，研究如何將《聖經》翻譯成通俗易懂的中文小冊子，而這也被看作是葡漢文獻翻譯的起源。
●聖保祿公學遺址：澳門大三巴牌坊
到1584年，聖保祿公學已經擁有超過200名學員，培養出一批雖然水平參差不齊，但總算是對漢語略知一二的早期翻譯中堅力量。
不過，當時的傳教士們是怎麼學會漢語的呢？
十六世紀八十年代前後，義大利傳教士羅明堅和利瑪竇先後抵達澳門，不久後羅明堅在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裡描述了自己面對漢語時的苦澀心情——
“老師如果只會中國官話，而不會講我們的話（葡萄牙語）也是枉然……只能藉圖畫學習中國語言，如畫一匹馬，告訴我這個動物中國話叫"馬"，其它類推。世上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中國字，它並無字母可循，葡萄牙人以及神父們的學習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和羅明堅同來的利瑪竇天賦異稟，他在1593年將《四書》翻譯成了拉丁語，這是《四書》的第一個西方譯本。
此外，利瑪竇還編纂世界上第一本漢語與歐洲文字對照的詞典：《葡漢詞典》。
有了詞典，後人就有了學習漢語的小翅膀。
利瑪竇之後，西方傳教士學習漢語之路就比較順風順水了。
1626年，法國神父金尼閣寫了中文教材《西儒耳目資》，還將《五經》翻譯為拉丁語；1662年，義大利人殷鐸澤和葡萄牙人郭納爵用拉丁文合譯《大學》，取名為《中國之智慧》；1814年，英華人馬禮遜編纂《華英字典》這部鴻篇鉅著是最早的英漢—漢英字典。
雖然傳教士們翻譯了典籍、編寫了詞典、甚至出了不止一本漢語速成教材和漢語語研究著作，但我們必須意識到，大部分傳教士的漢語水平，僅僅停留在能用漢語講《聖經》的程度上，甚至連聽信徒懺悔，都不一定做得到。
到了清代，中國官方開始警惕西方外來勢力學習漢語的傾向。
政府下了禁令，如有華人被舉報教洋人漢語，斬。
馬禮遜的第一位中國老師就死在官府刀下，這導致他後來學漢語的時候，只能把老師帶進小黑屋，兩個人矇住窗子進行地下活動。
●同時期的日西關係差不多
“文化是沒有文化的人創造的”
-+-
九成歐洲來華知識分子的漢語水平不怎麼樣，中國知識分子的表現就更糟糕。
直到鴉片戰爭前夕，除了徐光啟、李之藻等少數異端之外，大部分士人的共識是，蠻夷之國低我們十等，蠻夷鳥語學它做甚。
真正努力用口語溝通的，是中國的“買辦走狗”和“西方冒險家”。
而他們在談生意時講的並不是漢語，也不是標準葡萄牙語或英語，而是一種介於漢語和葡語/英語之間的，不中不西的“假語言”。
它的詞彙量大概只有700個左右，語法非常簡單，發音極度不規範，學術名稱叫“洋涇浜”或者“皮欽語”。
●洋涇浜三十天速成
這種主要流行於商業場所的土話分了三個時期：廣東葡語時期、廣州英語時期、洋涇浜英語時期。
廣東葡語十八世紀初起源於澳門，差不多是澳門華人與葡萄牙人交往時的唯一工具。
除了葡萄牙語和粵語，廣東葡語還混雜了閩南語、英語、印度語和馬來語成分。
張汝霖寫於1820年的《澳門記略》裡，收錄了395個廣東葡語詞彙：皇帝注音為“燕罷喇多盧”，對應葡文imperador；澳門注音為“馬交”，對應葡文macau；總督注音為“個患那多慮”，對應葡文“governador”。
鴉片戰爭後，來華做生意的英華人明顯變多，於是廣州英語成了新的“貿易專用語”，從廣州香港蔓延到所有通商口岸。
廣州英語用粵語拼讀英語詞彙，還夾雜了大量其他語言的成分。和廣東葡語一樣，它的語法完全模仿漢語，書面形式就是用漢語注音，猛然一聽，哪個國家的人都聽不懂。
廣州英語誕生之初地位很低，最早的一本廣州英語詞典叫《紅毛通用番話》，裡面告訴大家one讀溫、twenty one讀敦地溫，wine cup讀灣蛤。
儘管為了賺錢中西方人都得學，但是人人心裡都不愛它。
●清 廣州
隨著上海的國際地位躍升，上海也出現了洋涇浜英語。
它以英語和上海話為基礎，夾雜著法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奧地利語，印度語，馬來語等等等等，可以說是非常符合上海國際化大都市的氛圍了。
和廣州人不一樣，上海人曾經努力把洋涇浜英語規範化，試圖創造出像日語假名一樣，用漢字筆畫偏旁充當字母的文字系統。
雖然這個嘗試沒成功，但是源自洋涇浜英語的“布林喬亞”，“布林什維克”，“德謨克拉西”等詞彙，在民國時代一度非常時髦。
●北大著名雕塑：德先生與賽先生
聲色犬馬的上海，洋涇浜英語的應用範圍甚至不再侷限於商業場合，即使是英國貴婦，為了和自己的中國僕人溝通，也得學幾句洋涇浜：“Boy,go topside,cachee me one-piece blow rag,putee stinl water, bringmy side.”，相當的入鄉隨俗。
民國以後，隨著越來越多有錢人家的孩子留學歐美，地道的英語開始在中國境內擴散，洋涇浜英語逐漸銷聲匿跡。
語言有強勢弱勢之分，卻沒有高低貴賤之別。
從跨文化溝通的貢獻層面來講，無論是《葡漢詞典》《西儒耳目資》，還是為了亂世撈金的廣東葡語、洋涇浜英語，其實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