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與魯國，都是位於山東半島的大國，在周王國的地位極為重要。按《孟子·萬章章句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但是，齊國的領土理論範圍：“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徵之。”——這在周初時已經是方圓四百里之地，換算成東、西周時期的“裡”，大約就是方圓五百多里，遠遠超出分封（封建）制度的限額。不僅是齊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中還記載：“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魯國、衛國、齊國，都是方圓四五百里的大諸侯國。可見，魯國、衛國與齊國的地位，在周王國內是如何重要了。

魯國是周公之後的諸侯國，第一任國君是周公長子伯禽；齊國是姜尚之後的諸侯國，《史記》記載第一任國君就是姜尚本人，但實際很可能是姜尚長子呂伋。因為周公旦與姜尚在周王國中的重要地位，歷史上也流傳下不少有關他們治理國家思路的傳說。代表性的如以下兩則：

《史記》是西漢司馬遷所著，西漢早期崇尚黃老之道，講究“無為而治”；雖然漢武帝時大改前期諸位先皇治國思路，以“外儒內法”之道來治理國家，但是桑弘羊等人師從管仲的做法，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幣制改革、酒榷等經濟政策，強調國家深度參與經濟運作，畢竟給天下民眾特別是有家產計程車紳階層造成了許多不便，嚴重侵害了士紳階層的經濟利益。因此，在當時士紳階層還是非常懷念漢初的“黃老之治”模式的。漢武帝死後，在霍光主持下，士大夫們集體發難，與桑弘羊進行了一場著名的辯論——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鹽鐵論》，全面深入地討論了桑弘羊等人執行政策的利弊。雖然這次辯論表面上是士大夫們贏了，但是鑑於“內法”對於漢帝國的重要作用，桑弘羊等人的政策並未能廢除。

司馬遷本人，或許未參加與過反對桑弘羊的活動，但在《史記·貨值列傳》中的一句話已經表明了他的觀點：“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強調治國的最佳方式是“善者因之”，其實就是《魯世家》裡的“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

《呂氏春秋》是戰國時代呂不韋組織編撰。呂不韋對於當時流行的法家、儒家、墨家、兵家、名家等等都不抱任何偏見，因此《呂氏春秋》中彙總了各家思想的精髓。有關周公與姜太公治國的這篇就是一個典型。周公與姜尚兩人互問如何治理國家，姜尚的治國理念是尊賢尚功，周公的理念是團結親人、崇尚恩德。姜尚認為，按周公理念治國，魯國必將衰落；而周公則反擊說，按姜尚的理念治國，齊國必將為外姓所有。其後歷史的發展果然如二人所料：魯國自春秋初就日漸衰落，甚至屢屢為齊國所欺；然而魯國直到公元前256年才滅國，齊國卻在公元前386年就被田氏所代。這樣的歷史發展，究竟該說是“尊賢尚功”的勝利還是“親親尚恩”的勝利？

其實，這個故事就反映出戰國期間人們對於周人傳統“宗法制”的深入思考。講究“親親尚恩”的宗法制，其弊端業已充分體現，但是要徹底推翻這一主流思想的卻還是阻力重重。“親親尚恩”至少可以保證社稷不流入外姓手中，“尊賢尚功”卻得時時刻刻提防強大的外姓奪走政權。但是，“親親尚恩”卻讓社會階層完全固化，讓“賢人”無法透過自身能力獲得上升通道，整個社會也將因為缺乏“賢人”的有力推動而進步緩慢，最終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所以，“親親尚恩”是“溫水煮青蛙式”的死法；“尊賢尚功”是能保持迅速強大，但是也可能速亡——被那些能力強大的“賢人”奪走政權。該如何抉擇，全看執政者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