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隊時期，人們的思想比較純潔，很少有小偷小摸現象。但是，也有個別好逸惡勞的懶漢，白天睡覺，晚上出來偷東西。

那時候的人愛憎分明，對小偷小摸深惡痛絕，一旦發現，機乎都會往死裡打！

記得是在七十年代末期的時候，那時我十多歲。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天，有天晚上，大概十點鐘左右，大家已經上床睡覺了，忽然朦朧中聽到村東頭傳來狗叫聲，並夾雜著有人喊“抓強盜”的聲音。大人們聞聲一咕嚕爬下床，提著木棍往出事地點迅速奔去。

我那時雖小，聽到有小偷進村打劫，一是好奇心驅使，想看看小偷是個什麼樣的人，二是看他偷了寨上人家的什麼東西。雖然對小偷有些膽怯，但有生產隊裡這麼多的大人在場，何懼之有？於是也跟在大人後面趕往出事地點一探究竟！

在村東頭林姨家門口，早已聚攏了一大撥聞訊趕來男男女女的群眾。我發現，每個大人的手裡都捏著武器(木棍、火叉之類），那個小偷，已被寨上幾個年輕力壯的年青人用繩子捆起來，梆在吊腳樓外的柱子上。在他面前，放著一個包，包裡裝滿了偷來的東西。大家準備用木棍抽打他，那個小偷早已被嚇得面如土色，全身篩糠般顫抖起來。

看上去，那個小偷四十來歲，衣著也很破爛。只聽隊長問他是哪裡人，為什麼要來我們寨子偷東西？

那人被嚇呆了，結結巴巴地承認：說他是一個少數民族村寨來的，因為這天是區上(現在叫鎮）趕場，早上路過這裡，看見村東頭林姨家把幾件衣服晾曬在竹杆上，就起了賊心。於是乘散場回來之機，潛伏在寨子附近隱蔽的地方，一直等到天黑，人們吃飯睡覺了，才開始行動。

哪知他剛把林姨曬在竹杆上的幾件衣服和兩雙“解放鞋”裝進袋子，由於天黑，他一不小心踩在木樓的木板上，發出“咚咚”的響聲。這時，響聲驚動了剛剛睡覺的林姨，林姨隔壁家的狗也狂吠起來。

林姨夫婦知道有人要偷他們家的東西，連忙用手電筒一照，發現竹杆上的衣服不見了，黑咕隆咚的看見個人在自家的木樓上，於是向整個寨子呼喊“抓強盜”。

在那物質匱乏的年代，幾件好的衣服和鞋子都是稀罕物，一般都是走親訪友、逢年過節的時候才穿上，平時都是穿著補丁的破衣服。林姨家被偷的幾件衣服，都是她丈夫珍藏多年的好衣服，所以這個小偷趕場路過這裡看到了，才如此惦記並起賊心。

抓住小偷，大家都十分氣憤，你一言我一語的議論著。有的說，把這個小偷打死，拿去後山撂洞穴，讓豺狼吃了；有的說，教訓他一頓行了，反正他偷的東西還在這裡，沒有帶走。

有個年輕人說他有辦法治治這個小偷，叫做殺人不見血，當他把這個辦法說出來的時候，遭到了大家的反對。原來這個年輕人說的辦法是： 用削尖的竹子，往這個小偷的肛門捅進去，破壞他的內臟，這叫打人不見血，這個人回家不久就會因內臟破損死亡，而公安局是破不了案的。

這個辦法太過殘忍，誰都下不了這個手。於是隊長對大家說，還是交給警察局處理吧！該乍的乍的，有法律懲治他！

於是，大家押著小偷，步行十多里路，把他送進警察局。

所幸，大家沒有采取用竹子捅肛門的方法，不然，要出人命的，後果不堪設想，全寨人都脫不了干係！

現在想起那次抓小偷，印象還特別深刻！

有小偷，但不多。一般抓到了就掛牌遊街（村），小時候親眼看見農忙時節一位農婦偷生產隊集體玉米，被勒令遊街，脖子上掛一塊牌子，手拿一隻大喇叭，邊走邊喊“大家莫學我，我是個老賊婆”，社員小孩圍觀。

在那個年代小偷不多，但也存在。比如某些小腳女人，多次帶著自家小孩，表面上以“撿”的名義，實際上卻是去偷盜生產隊集體的麥穗。象這種情況女人被抓住後，但因為是鄉里鄉親的，一般也不會將她太怎麼樣。如屬屢教不改，偷盜成性，也只不過是扇她幾個耳光而已。主要是女人這種好逸惡勞的行為，怕帶壞了小孩子。因為壞人都是從小偷小摸開始做起的，所以必須適當地給予一些輕微的懲罰，使她們都能長點記性，以便達到一定的教育目的。好讓小偷女人和小偷孩子都能明白，不能繼續以這種偷盜的方式，去盜竊集體的財物和侵佔群眾的利益。

這個看你怎樣界定，比如說，花生成熟時節，靠路邊的都會少了不少，我們去上學也幹過，拔一簇即跑……幹這種事的不少。

小偷小摸肯定有。有小偷小摸者大多貧困戶。富裕戶也不願去受這個罪。但為了維護集體利益。一般抓住訓斥幾句。慣偷會有罰款與遊街之類。罰款一般沒有錢。用勞動公分抵‍♂️

內蒙農村，當白露過後，就有幾戶去生產隊裡偷糧食，秋後，打完的糧食在場院裡曬乾沒入庫，也有人用口袋往家偷，當然都是貧下中農，地主富農等五類分子是不敢的。

偷糧食的都是在生產隊裡的尖子戶，小隊長門都心知肚明，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裝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生產隊時期主要是食物，只要是能吃的東西，很少有不拿的。不過量很小藏著掖著。所謂十個社員九個賊，剩下一個不空回，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除個別大偷大摸者，一般情況下，保衛員或者幹部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前題是成份好一點，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的地富反壞右家庭是不敢偷的。

民無恆產則無恆心。極度貧困化的時期，對“小偷小摸”的定義也就提高了，既不是過去的定義，也不是如今的定義。那個時候，陝西關中流傳一句順口溜，叫做“偷吃不算賊，逮住打兩錘（兩拳，關中把拳頭叫錘頭）”。所以，偷吃幾乎是人人都在做，見怪不怪，除了隊長和看管人以外，其他社員基本是見樣學樣。即便是隊長和看管人看見也是喊兩嗓子，表示自己還管事，一般都不會深究，只要不是偷走銷售。但是，對吃嘴以外的財產，一般都不會去偷，偷了也沒用。最多的是偷腳踏車的，一輛八成新的腳踏車能賣一百八到一百九十塊錢。不過，數量確實不多。一是那是鉅額財產，車主看管特別嚴，難以得手。二是銷售困難，七十年代中後期基本都取消了自由市場，目前有也叫黑市，偷偷摸摸的買賣。買黑車風險太大。又不能遠距離銷贓（打擊亂跑的，叫流竄），近距離又容易被車主發現。我們村有人丟了一輛腳踏車，找了半年，竟然在十五里路的黑市找著了，因為他把購車發票藏在手把裡了，鐵證如山。

鄉里鄉親，大家都是非常熟悉，村裡人沒有人會到誰家裡偷東西。如果來個外來人，大家都會過問是誰家親戚，親戚來的次數多了，大家也知道是誰家的親戚了。平時大家都是相互照應著，外來的小偷也很少，可能是恐懼集體的力量，我小時候在農村長大，沒有聽說過誰家丟東西。

但是，大家偷生產隊裡的莊稼的現象卻非常普遍，好像大家有一種共識，這就是“偷集體的東西不算偷”，秋收時，地裡凡是能吃的東西，如花生、紅薯、玉米等，都可能被偷，有的是直接摘了就吃掉了，有的是混在草裡帶回家，我小時候在地裡就燒過紅薯、玉米，拔過花生，摸過瓜。生產隊裡的幹部都知道這種現象，他們也是其中的一員，平時沒有人追究這些事。但有時候也行動一下，派人“看青”，在回家的路上檢查人們的框裡有沒有糧食一類的東西。其實，檢查也是形同虛設，一是有檢查行動時，大家會一傳十十傳百，早就規避了，來不及規避的，遇到檢查人，嘴甜一點，叫幾聲叔叔大爺的，也就遮遮掩掩的過去了。但有個別被處理的現象，無非是罰一點款，十塊八塊，乃至二十幾元的都有，也有在大會上被批的現象，多數情況下是跟隊上負責人有矛盾或屬於被管制的物件。

小偷小摸現象多會都有，生產隊時期小偷小摸分大人和孩子，孩子是批評教育，大人是罰工分，通報批評，嚴重的可勞動教養。

生產隊時期小偷小摸一般就是沒吃的偷莊稼，什麼沒收成的地瓜、花生、玉米之類的，有的還偷雞鴨，知青也偷，有的還偷狗和羊來殺吃。很少被抓到，抓到了如果是成份不好的會被掛牌遊街，罪名就是破壞集體、挖社會主義牆腳。

我自小生活在農村生產隊，初中畢業後掙了兩年的工分，才又考學出來，是生產隊時期的親歷者。那個年代小偷小摸的現象還是比較普遍的。社員的日子過得都很緊巴，財物又是集體的，只要有機會不被逮住，誰都想沾點撈點兒，所以隊裡要專門安排護秋的、護林的。記得七十年代初深秋的一個晚上，我已經睡下，被街上的喧鬧聲吵醒，趕到隊部去看，原來是護秋員抓了個“偷棉花＂的，還是個女的，約有四、五十歲，已經被吊在梁頭上，正遭輪番毆打。但這女的神經明顯不正常，而且也沒帶偷棉的傢什兒，前言不搭後語，也不像裝的，應該是誰家走失的人。成份好而又心腸軟的社員就為其說情，結果就放了。深更半夜的，一個女病人，會流浪到哪裡？不知所終。

生產隊時期，農村有小偷小摸現象。主要是秋季偷地裡的玉米地瓜棉花，冬季偷農戶的雞鴨。但很少。大隊有專職治保主任，各小隊有治保委員。秋季地裡有專人護秋。一旦抓住，輕則大隊進行批鬥，重則交公社"三打"辦公室處理。所以偷盜現象並不嚴重。

集體生產那陣子，我們這裡很多婦女愛偷紅薯種。就是把種下到地裡之後，她們晚上都去扒出來偷回自己家去。

當時我們這個大隊(村)的大隊(村)長，是一個口才好，卻沒有文化的人。他最喜歡做的就是把抓到偷集體東西的人用來熬夜值班巡邏去再抓別的小偷。

你不再抓到別的偷東西的人的話，你就別想交差……

生產隊時期小偷小摸的現象多不多？這要根據各地的情況，生活作風，教育，宣傳有關。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只知道本生產隊，本村的事，小偷小摸積少，在糧食極端困難的年代都沒發現小偷。稻子麥子打下來，曬在打穀場上，晚上只堆成壠，我們男勞力二人一班負責看，從沒人偷。只有香瓜，番茄，西瓜，有人或小孩會偷。有些人，就喜歡說生產隊時期，吃不飽，會偷，詆譭人民公社。

這問題問的沒大意思，因為得不到真正的回答，看回答區的答案，回答者大部分都沒經歷過那個時代。任何一種文章、短文都應該真實反映一個問題，或是一個故事，或是一個時代，靠想象是不能說明問題的。再者這問題的現實意義也不太大。

生產隊時期，農民以毛澤東思想武裝了頭腦，思想覺悟都比較高，集體觀念比較強。學雷鋒，學習張思德，學習白求恩，大公無私，品德高尚，人人做好事，不做壞事，損害集體利益的人常會受到懲罰。由此，農村小偷小摸的現象比較少。

但即使在那樣的環境影響下，農村依然有小偷小摸的現象發生。那時候，糧食產量不高，農民分到的糧食不夠食用，遇到青黃不接時就會餓肚子。這個時候，就有個別農民，利用地裡沒人時會偷一些集體生產隊的嫩玉米棒，挖一些土豆、紅薯等，帶回家煮熟後當飯吃。那時候的集體生產隊，每年在一定的時期，總會派專職人員看護田間的農作物，以防被偷盜。農民把這些人稱作是＂看地的＂，實際就是護田人。我也擔任過護田的人，護田人選擇的都是那些比較負責認真的人。這些人，白天黑夜都在四處巡查，一旦發現丟失現象，首先報告生產隊長，有時還要根據一些遺留的跡象進行判斷，到底是誰偷的，依此破案。有時候，小偷小摸的人也會捉到幾個，多數釆取了“掙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處理方法，不了而了之。當然也有太認真，不講情面的人，會將抓到的小偷小摸之人，帶會大隊部，有的批評教育，有的以罰款作為處理。當然對於那些經常靠不勞而獲的個別人，那將另當別論，我村就有因為是貫偷貫盜的人，被戴上了“壞分子”帽子的，那這性質就變了。

無論在什麼年代，對於小偷小摸的現象都應該嚴勵制止，但處理時要分別情況對待為妥。

所謂＂生產隊時期＂，是指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這一近二十年時期。農村實行的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管理。生產隊的人統稱為＂社員＂，是國家的＂主人翁＂。

豫劇《朝陽溝》對此描述的既詳細也很到位：＂咱隊裡一敲鐘，你妹妹你公公，他爺倆前邊走，咱娘倆隨後行……＂，統一出工收工，年底按工分的多少分紅。

這一時期人口流動很少，需外出的要持隊裡開出的介紹信，甚至當地警察局出據的身份證明。偶見一個生面孔，十里八村都分得清。村裡當然也會出行為不端的人，小偷小摸會有，但少有撬門別鎖的那一類。

偷雞摸狗的惡行歷來為人所不齒，討人嫌、遭人恨。通常稱為＂手腳不乾淨＂，但又構不成犯罪而入刑，一旦發現被捉，也只能開批鬥會，有的掛牌子游街示眾。讓人們再一次加深對這面孔的印象。

還有一種現象叫＂偷莊稼＂，一般處理的較輕。

生產隊時期，小偷小摸的現象還是比較多的，抓住以後肯定要嚴厲處罰的。

我親自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下面我舉幾個例子與大家分享。

記得小時候我們村（那時候叫大隊）發生過這樣一件事，還是我所在生產隊發生的事情。有一個人在外地（不知啥地方）偷了一輛腳踏車，結果讓公安部門查了出來。公安部門把這個人交給大隊處理，結果大隊領導組織人將這個人押到大街遊街示眾。組織者讓這個偷車人推送腳踏車在滿大街走，給他脖子裡掛了一個牌牌，讓他一邊走，一邊喊著“我是偷車子的某某某”，街道上擠滿了圍觀的群眾。這個場景給我留下了深刻影響。

還有一件事是鄰村的一個孩子（十三四歲）偷我們生產隊西瓜的時候讓看瓜的社員給抓住了，他們就把這個孩子扭送到生產隊的場上（生產隊存放糧食和物資的重要場地，有專人看守），將他鎖到一間小房子裡。結果這個孩子的母親跑到我們生產隊要人，又是哭又是嚎，看著特別可憐，最後生產隊領導批評教育了一番就讓她帶著孩子回家了。

還有一件事是發生在我家人身上的事情。一次，我哥（五六歲）跟著一個小夥伴（八九歲）在公路邊玩，碰巧鄰村（就是上個故事說的那個村）幾個知青偷了我們生產隊地裡的向日葵，他們將顆粒飽滿的拿走了，將還沒有成熟的扔到路邊，結果讓我哥和他的小夥伴給撿到了。恰巧看地的大嬸發現他倆手裡拿著向日葵，就跑回家告訴他公公。他公公是我們隊裡有名的利害角色，得知是兩個孩子偷了東西，他手提鞭子就出門追打兩個孩子。孩子們害怕捱打，於是就死命往大山裡面跑，最後沒有追到，他才氣呼呼地返回家裡。孩子被人趕跑了，我奶奶哭著到他家要人，結果那老頭卻裝病躺在炕上不下來了。後來我父親在另一個公社的村子裡找到了孩子們。

因為那時候生活普遍困難，每家過得都不容易。一遇到青黃不接的時候，孩子們（包括有些大人）就在生產隊的田地裡偷摘些麥穗和瓜果蔬菜之類的，看地的社員發現後就會趕你、訓斥你，但大家都是熟人，一般也不會過分為難的。

生產隊時期，由於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治國有方，就小偷小摸而言，別看那個時候人窮得要沒褲子穿，恐怕也能數得上是歷史上最好、最少的一個時期，甚至說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也不為過。

少不等於沒有，我所知道的整個七十年代，本生產隊就出現過一起偷樹的案例，事發後4個人被民兵押著，一個人戴了頂高帽子挨莊象徵性的遊了一圈然後教育一頓就把人給放了，這幾個人當時都二三十歲，以後再也沒說偷過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