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四個字來形容肅順作為咸豐朝第一臣的施政風格的話，那麼“能吏重典”應該是比較合適的。作為一位官吏，他是有能力的、有抱負的，也是有辦法的。面對一個危世，他也是有魄力、有想法的，並能付諸實踐的。

清朝統治者入主中原，統一全國之後，為確保滿洲貴族的統治地位，實行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但進入近代以後，尤其是太平天國這個滿清朝廷的心腹大患出現以後，時局的艱難、統治的危機已越來越清楚地顯示著這樣一個事實：滿人不足倚，滿軍不足恃。

太平軍的北伐，更使肅順目睹了八旗、綠營的腐敗和京師官吏聞風喪膽的現狀，對滿人的愚昧無能更有了清醒的瞭解，認為“滿人暮氣深，非重用漢人，不能已亂”，對滿人動輒口出“糊塗不通”、“不能為國家出力，惟知要錢耳”等不遜之言。

肅順“輕滿員”，而“雅重漢人名流”。他“待漢員頗極謙恭”，自稱“漢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筆厲害得很”。他對漢人名士的器重不僅形諸言表，而且付諸行動，常常不拘一格地選拔人才。並極喜結交漢人，手下有所謂“肅門七子”，都是名噪一時的漢族文人。

在官吏的任用上，肅順實行重用漢人的政策，對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傾心推服”，信而不疑。並向咸豐帝屢次進言重用漢臣，使其逐漸認識到重用漢人對維繫清王朝安危的重要性。

曾國藩終得兩江總督之位，左宗棠免於牢獄之災而驟獲大用，肅順都起了關鍵的作用。《春冰室野乘》中說：

“其才識，在一時滿大臣中，實無其比。發逆蕩平之由，全在重用漢臣，使曾胡諸公得盡其才。人第知其謀之出於文文端慶（文慶），而不知帷幄之謀，皆由肅順主持之。”

肅順提出的重用漢臣、以漢制漢的方針，在用人上不分滿漢，唯賢是尚的建議，不斷被咸豐帝所接受。咸豐帝對湘軍從最初的利用、限制轉向大力使用，肅順襄辦之功最大。

從打破滿族之見，重用曾、胡、左，強固清王朝的統治方面看，肅順確屬有遠見之人。但漢族地主階級勢力的上升，畢竟觸犯了滿人唯我獨尊的優越感，並在軍政各界對滿人形成了一定的威脅。而肅順非但不因自己起用漢人而注意撫慰頗有失落感的同族，反而十分鄙視他們，這就招致了同族對他的不滿和反對，人稱“滿人深惡之”。這種不滿日積月累，漸釀成一股反對肅順集團的潛流，這股潛流後來被奕訢與慈禧太后利用，成為埋葬肅順集團的禍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