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國曆代王朝中最有錢的！而且又是重文輕武，所以文官工資極高！包拯的年薪如果按照現在的錢來算的話那就是8位數！所以他根本就不用貪，應該就是一位清官

由於包拯敢於彈劾權幸，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包彈”的諺語，世人凡見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彈矣。’‘包彈’之語遂布天下”。

包拯是以諫臣聞名的，並不是以清廉出名。包拯當過三司使，掌控天下財權，想來是不缺錢的。當然身為諫臣必然行的正坐的直，所以他的收入應該也都是合法的，當然以宋朝官員的高薪而言，這也實在是稱不上清貧廉潔。

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他幼年家境不甚好，曾借居合肥城外一座寺廟讀書。二十八歲中進士，歷任監察御史、京東等地轉運使、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廬州府與開封等處知府、樞宻副使等職。所以戲劇中被稱為包龍圖、包待制。他出任時，北宋王朝初期的相對繁榮局面已成過去，正處在危急重重時期，政治十分腐敗，士地高度集中，農民賦稅繁重，邊備日益廢弛。為挽救統治危機，地主階級中的革新派曾進行過變法圖強，包拯的政治主張，與革新派大體一致。他認為“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繫，當務安之內急。”因此主張對農民必須要“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他強調要革新吏治，注意選擇良吏，他認為對官吏“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於不能為治，抑所以為害矣。”他堅決主張精簡官僚機構，取消冗官冗兵，他說“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欲救其弊，當治其源，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所以他又特別反對奢侈浪費，他曾向宋仁宗建議“士木之工不急者，悉罷之，科率之出無名者，併除之。”這些建議對宋王朝當時的衰敗局面，切中要害，包拯不愧是當時地主階級中有作為的政治家，

包拯為官清廉剛正，史書上說他“立朝剛毅，貴戚官宦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他在擔任開封府知府時就是這樣做的。開封府是北宋的首都，這裡不僅公務繁多，每天批閱公文得用禿一支筆，一年要換一顆新印。更為嚴重的是這裡為全國政治經濟中心，皇親國戚、達官貴人都集中於這裡，他們勢焰熏天，炙手可熱，倚權犯命，官官相護，朝廷都感到棘手，因此都是派重臣去擔當知府。包拯在開封任上，雖然經常與權貴們打交道，可是他卻從來“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悅人”，以至人們說他“笑比黃河清”。權貴們犯在他手裡，他決不徇情。有一年開封大水，不少皇親貴戚大臣們在惠民河上強佔河地興修私人花園，妨礙宣洩洪水，包拯下令他們全部拆除。有個外戚慌說他的花園有地契，經包拯查出是偽造的，只好乖乖的拆除。

包拯最恨貪官汙吏，他說“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宋仁宗寵妃的伯父張堯佐，倚勢當了主管全國財政收入大權的“三司使”，貪瀆無厭，沒人敢彈劾他，包拯硬是連上三本參奏，甚至與仁宗面爭，將他罷了官。當時“關節”盛行於整個官場，可是在包拯那裡卻行不通。以至“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包拯自已奉公守法，自奉極嚴，生活樸素，“雖貴，衣服噐用飲食如布衣之時。”他曾在端州做過官，當地盛產名貴的端硯，那是文士們最喜歡使用和收藏的珍品，不少官吏用各種方法去搜集端硯，包拯雖身在產地，卻一個不取。據傳在發掘包拯墓時，只見到一方普通的硯臺。包拯不但嚴於律己，對子孫也嚴格要求，他曾給後代留下一個《家訓》，告誠“後世子孫仕官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瑩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工刊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包拯雖然“性峭直”，笑一次比黃河清還要難，但他卻不是刻板冷酷的人，他待人“務敦厚”，“而末嘗不推以忠恕也”。前者決定了他的嫉惡如仇，“惡吏苛刻”，後者又決定了他的關心民瘼。這種思想的集中表現就是他的執法嚴眀。他任開封知府時，下令大開正門，准許百姓直入公堂，親自陳訴曲直冤苦，免除吏役們的敲詐勒索。他在仕廬州知府時，自己的舅舅犯了法，照樣鞭打，使得別的親戚誰也不敢借他的地位給自己謀私利。

由於包拯在北宋那樣時代，為革新封建政治做了努力，使人民地位也多少得到改善，因此贏得了在人民中的威信，“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他死時，“京師吏民，莫不傷感，嘆息之聲，聞於衢路。”宋仁宗皇帝也“輟朝一日”，親去弔唁。他的名子，以後成了開封的驕傲，開封有一塊開封府題名碑，上面刻有一百八十三個府尹的名字，其中唯獨包拯一個人的名字，因為被看碑的人無數次讚美的指點，年深月久，竟磨成了一道深深的指痕，這道指痕成了他在人民中遺愛的歷史見證。